总的说来，越南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来自于党内和党外两个方面。

　　一、来自越共党内的问题

　　越共党内的问题主要源于思想理论和干部队伍素质两个方面。

　　(一) 对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认识不一

　　越南共产党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越南的具体实践，探索出越南本国的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革新 20 多年来，越南理论家至今依然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重大理论课题进行研究。越共每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对越南 的社会主义特征作出新的概括，然而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并非越来越清晰，而是相反。越南今后是否还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是否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尽管党的文件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但民众乃至党员干部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笔者发现越南理论界对此有几种倾向: 不少理论家认为越南应该学习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认为瑞典模式值得借鉴; 而以原越共政治局委员阮德平为代表的一派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在越南没有前途; 一些人批评越共思想保守，“害怕方向问题甚于害怕落后”; 甚至有人明确批评越南“选错了道路”，认为越南不应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需要回过头去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②在 2014 年 5 月“中海油 981 事件”之后，一些对政府不满人士以反华之名义公开宣称要“去中国化”，并明确“去中国化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7 月底，61 名明确主张西化的退休党员干部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要求越南“放弃社会主义，不再依赖中国”。消息报道援引信中的内容说，共产党“将国家引向错误的道 路”，越共的政策和腐败问题“导致国家完全陷入危机”，并要求越共“废除社会主义的错误道路，转向民族和民主的道路，当务之急是将专制的政治制度改革成为 民主制度”。③尽管越共领导未就该公开信发表意见，但可以预计，在 2016 年召开越共十二大之前，关于越南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

　　( 二) 对越南革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认识模糊

　　1.关于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尽管越共党的文件中已经把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确定为越南政治系统改革的目标，但实际上学界内部还存在 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法权国家”专指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不能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有人却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制度下决定其具有不同性质。关 于名称，有人主张用“越南法权国家”，也有人主张用“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而把“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定语去掉。还有人提出，越南的法权国 家是否应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三权分立等问题，目前理论界的意见并不一致，反映出对政治系统改革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越南已经派出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代表团前来考察，可见越共希望了解和借鉴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做法。

　　2.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实现路径

　　越共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最初提出运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2001 年越共九大明确提出了越南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为目标，并明确这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经济模式。越共十大再次强调发展社 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指出: “在市场经济中，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定向; 提高国家的管理作用和效力; 同步发展和有效管理各种市场的运行，保证它们的良性竞争; 大力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各种类型的生产经营组织。”④值得注意的是，越共十大把越共九大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中规定越南社会主义特 征中的“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改为“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越共十一大报告则仅在“生产关系”之前加上 “进步的”。由此可见，越南实际上已经放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这一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越南学者认为，“社会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而非 “公有制”。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所有制”，怎样才能实现“社会所有制”，私有制是否也属于“社会所有制”等问题，越南理论家未能给出答案。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现路径方面，越南把推进国有经济的股份化改革作为重要内容，然而实践表明，越南国有企业改革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越南国有企业 占比大约为 30%，且大多数亏损严重。过去几年，越南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迹象，社会上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总理多次发文要求加快推进国有 企业改革，然而每年都以未完成目标而告终。2013 年底以来，越南政府派出多个代表团到中国了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希望借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尤其是想了解中国在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 方面如何权衡的思路和做法。这实际上反映了越南政府正在寻找经济体制改革的出路。

　　3.关于公民社会

　　越共十大后，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在越南受到热议，越南科技部设立了公民社会的国家级课题，理论界对于公民社会的研究很多，但是研究成果在结项时 评委意见分歧很大，因而很多成果并未得以公开发表。2009 年，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一致认为: 建立公民社会是越南的努力方向，但同时强调，越南的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反对党具有不同性质，越南公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不允许反党、反政府，建立公民社会的目 的是发挥其监督作用，协助党和政府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等。与此同时，也有理论家对建立公民社会有不同意见，例 如越南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越南政府智囊团成员武大略认为: “在当前阶段，越南还需要共产党的集中领导，过分强调民主将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我主张不允许讨论公民社会问题。”⑤目前，越共中央对公民社会持比较谨慎 的态度，但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有的组织还不时组织一些活动，而政府并未进行有效管控。近几年来，越共发挥越南祖国阵线的作用 ——该组织的宗旨是发挥民族大团结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祖国。共产党通过祖国统一阵线这个平台，把妇女协会、共青团、工会、媒体 和各种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海外越侨等纳入其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并希望发挥他们的社会监督和社会团结作用。2013 年，越共中央任命政治局委员阮善仁担任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从而提高了该组织的政治地位。目前在该组织登记的只有 44 个成员，而至少还有超过 100 个组织未纳入其管理之下。如何让这些社会组织发展而又不至于让其对越共政权稳定构成威胁，是越共面临的一个难题。

　　4.关于是否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问题

　　越共十一大前，越南再次强调不搞多党制。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丁世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越南不需要、而且决定不搞多元化或多党制。”丁世兄说，越南在1946 年举行首次选举时实行的就是多党制，“但当法国人入侵我国时，只有越南共产党与人民一起并肩战斗”。言下之意是，越南江山是越共打下来的，因而具有执政的 合法性。2010 年 3 月，阮富仲在访问印度期间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重申: 越南拒绝多党制。有记者问，越南实行多党制或者多党共存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对此，阮富仲坚定地表示: “我们实行的一党制是最有效的。”他说: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多党就更民主、两党的民主会少些、而一党执政民主又会更少。每个国家的历史环境都不同。重要的是，社会是否发展，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 温饱，国家是否稳定，是否日益向前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标准。”⑥然而，据笔者在考察中了解的情况，实际上一些越南理论家对此也感到信心不足。他们认为， 目前越南的所有制已经多元化、利益群体多元化、思想更加开放、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但却依旧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状况在理论上存在矛盾，因而继续坚持一 党执政恐怕难以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2013 年越南对宪法进行修改，党禁开放问题再次引起讨论。72 名知识分子联名起草了一份所谓的“宪法草案”，公然要求取缔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而以原司法部部 长阮亭禄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提出，希望在共产党一党执政框架下，允许党内有不同派别存在，这样就可以相互竞争，从而提高执政效率。这些意见尽管受到党内的批 评，但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 三) 党内存在思想路线斗争和派系斗争

　　尽管越南共产党不承认有党内斗争，但在实际上，在每次党代会召开前后，越共思想理论界都会出现斗争加剧的形势。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越共七大召开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对越南政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越共领导层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一些人公开主张西化，否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代表 人物有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原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吕方，越南共产党党报编辑、南方退伍军人俱乐部重要成员裴信，原越南外 文出版社社长阮克元以及原越南民主党总书记、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者黄明正五人。在 1990 年 1 月河内市委常委会议上，陈春柏公开宣称要效仿苏东进行民主化、公开化的政治改革，主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在越共六届八中全会 上，越共中央要求陈春柏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但他只承认自己违反党的纪律和章程，而主张并没有错，越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免除其党内职务。 吕方发表文章宣称，胡志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越南，是把它作为抗击法国和美国的工具，而从来没有打算把它作为指导思想; 他认为教条地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导致越南经济停滞、政治和文化衰退的根源; 他主张越南共产党放弃领导权，把权力交给人民和政府，而越南共产党只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组织。裴信公开批评党的七大报告的内容和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建立民 主政体，即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还建议把“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别改名为“越南工人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 主张发展祖国阵线和群众组织，裁减军队和安全人员，举行民主选举，建立民族复兴政府，以团结海内外越南人; 他无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私自通过英国BBC 和法国国际电台等海外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等。阮克元则批评越南共产党过于老化，主张越南共产党退出领导地位，让年轻的一代来取代;主张越共七大实行“真正 的民主”，裁减越南共产党的机构、人员、财力和权力等，成立民选机构。黄明正在越共七大召开前散布对党纲的评论，批评越南共产党自 1930 年以来执行了幼稚的极左派教条主义路线，淡化了胡志明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战略思想，主张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把海内外越南民族团结成一个联 盟; 他认为党的独断是由于本身的蜕化变质所致，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放弃社会主义而实行西方市场经济。经过激烈的斗争，越南共产党最终在1991 年召开的七大上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明确越南共产党坚持党的一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 向。而上述主要不同政见者也先后被开除党籍或免除党内职务。还有部分不同政见者流亡到美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成立了反共组织继续进行反越 共的活动。例如，黄明正一直在美国以越南民主党党首身份公开活动，2006 年越共十大前还宣称要在越南国内恢复越南民主党的活动。

　　2011 年越共十一大前后，上述各种主张死灰复燃，斗争依然激烈。尽管越共对外一直宣称十一大是“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但在 2012 年1 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就明确指出党内存在部分人公然与党组织唱反调的现象，存在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的危机。决议指出，在新时期下，越南共产党 不但继续面临贪污腐败的严重挑战，而且不少党员由于受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思想上已经“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这些现象危及 到了政权的稳定。⑦

　　在派系方面，由于地理结构和历史的原因，越南政权自古以来就有南北地域之分。1834 年，越南阮朝皇帝阮福晈将越南分为“三圻”。越南人民抗法时期，在南圻、中圻和北圻分别建立起各自的组织。1929 年前后，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出现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和安南共产党三个组织。1930 年 2 月 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集这三个党举行会议，经与会者同意，合并后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因此，一开始党内就形成南、北、中三派。革新以 来，尤其是 1991 年越共八大杜梅任总书记以来，越共权力核心“三驾马车”的组成沿革为一种格局，即最高领导分别由北部、中部、南部人构成。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 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主管政治思想工作; 国家主席或国会主席为中部人，即胡志明主席的故乡人; 政府总理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经济工作。近十多年来，随着越南民主化进程加快，国会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国会主席也进入权力核心构架，形成 了“四架马车”。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越南共产党存在着“南北党派”现象。一般而言，北方派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持谨慎态度，与中国较为亲近; 而南方派则为较激进的改革派，倾向于效仿西方。然而，这种以地域为标准来划分的派系似乎有淡化的趋势，转而为革新以来新形成的利益集团所驱动。

　　尽管越共领导层的表现与争夺越共十二大新的权力地位有直接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主要领导人都表现出与中国拉开距离，而逐渐与美国走近的倾向。

　　( 四) 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贪污腐败现象难以消除

　　随着革新的深入，越共党员干部战斗力不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南共产党通过对实践的总结认识到，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高的原因，一方面 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学习和认识不够深入，导致不少党员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淡漠，缺乏政治素养和战斗力; 另一方面，越南的社会主义政治系统是在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战争时期的需要，在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而此后又实行 了长期的官僚包给制，因而一些官僚遗风难以消除，在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就必须要改革。此外，广大党员干部队伍在过去30 多年集中精力应对战争和民族解放，因而跟不上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缺乏社会和经济管理经验。⑧而目前新上任的中高层干部，不少是从西方和国外学习回国，在 业务和专业能力上有了明显提高，但这些人中有些明显受到西方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干部腐败问题成为难以根治的“国难”。日渐突出的腐败问题在越共十大上再次敲响了警钟。为了加强反腐工作的力度，2006年 8 月，越南国会常委会批准成立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并由政府总理阮晋勇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然而，自 2006 年以来，越南的贪污腐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严重和突出，群众不满情绪更加明显。在越共十大到十一大的五年时间里，越共一共处分了近四万名问题党 员，包括12 名越共中央委员。近年来，越南交通部长巨额贪污案、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和商业银行等国有集团公司管理层违规经营导致数十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案曝光，震惊越南， 牵涉到多名高官。在2012年举行的十一届国会第四次会议上，政府总理阮晋勇承认反腐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不足并作出检讨。2013 年 1 月 4 日，据越南政府监察组对 2012年检察工作进行的总结: 全年共计对 168702 个部门、527544 个单位和个人进行了检查，提议收回国家财政资金 298. 6 亿盾( 1 美元 = 22000 盾) ，土地 1533 公顷，罚款 130. 85 亿盾，对 1033 个单位和 2122 人进行行政处分，移送检察机关案件59 起，涉及 104 人。其中，涉及贪污腐败案件 89起，涉案金额共计 1045. 92 亿盾。2014 年5 月，日本 NHK 电视台称，日本 JTC( 日本交通技能公司) 为了得到越南“一号高铁”规划——河内至胡志明市的高铁建设定单，向越南铁路高官贿赂约6600 万日元。随后，收受巨额回扣的越南铁路公司副总裁等 6 人被捕。越南腐败现象不仅普遍，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巨大。越南被国际组织列为腐败指数最高行列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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