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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郑教授近日对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解当作大发明，确实冤枉了他，因为矮平头对那个反水主义的“定义”在三十多年前就捏造在南巡途中了，郑教授不过抄袭“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论而已。 到底谁搞虚无主义?郑教授完全错读了三十多年前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漫长时期内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革命论，那才是郑教授货真价实的虚无主义，其后果就是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崩溃那样的大灾难。把郑教授称作学术界贼喊捉贼的恶人毫不为过。 当下中国贫富两极深度分化，大批城市居民被房地产商痛宰，集体农民被打成倍受城乡资本压榨的个体户或雇佣劳动者，耕地、矿藏、水源和环境被中外资本家滥用和污染到近乎万劫不复的程度，大部分主权产业也已经被外资控制。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变质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工具，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了富豪俱乐部。这个满目苍夷的社会现实，却被郑教授说成“与改辙易帜渺不相似”，何异指鹿为马? 至于近年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说纯属欺人之谈。大批维稳军警与老百姓为敌动辄草菅人命，私有化物业权法公然对抗公有制国家大法，打老虎被用作清除政敌的手段，难道不都是以反攻倒算的阶级斗争为纲吗?要说三十多年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才是以劳动者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先富者发财服务。郑教授所说的不搞阶级斗争，就是以刀枪棍棒保护剥削者不被打倒。郑教授所说的经济建设，就是让资产阶级分子的朱门酒肉越来越臭。 当下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吗?郑教授如果讲经济学，那也是囫囵吞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既不是凯恩斯主义，更与马克思主义渺不相似。号称市场经济天堂的欧美各国一天也离不开资产阶级政府有倾向性的计划调控，更不用说要靠政府救市摆脱经济危机了。反过来说，公有制计划经济难道与市场无关吗?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地督导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郑教授曲解的那种来自天外的计划经济。郑教授所指的计划经济，是有计划地把市场引向造福劳动者。而他所指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受公有制国家为劳动者利益调控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确很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指出：郑教授的意识形态已经被打上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烙印。 郑教授竟然靠梁启超那个搞君主立宪的木乃伊来告诫人们不可别择“不能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暗喻人民民主专政“在理论上可行而在事实上不可行”。郑教授恭维的“时代性”其实是给后三十年误国误民的冒险家歌功颂德，可惜连他们自己都已经在惶惶不可终日。 郑教授既然当上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文丐，即使有朝一日被人遗弃，也能象陈布雷那样顶着“当代完人”的桂冠见木。
附录： 人民日报:有人错解为中国正告别社会主义。2015-03-25 3月25日。 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刊文指出，当下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改辙易帜渺不相涉。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消解人们的共同信念和社会凝聚力，为害甚大，不容轻忽。廓清这一错误思潮的影响，需要做多方面工作，其中重要一点是引导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人们对于历史的思考，总会有一个观察点或出发点，它归根结底与人们对身在其中的社会时代性的体认紧密相关。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认为其时的中国正处于舍旧趋新的过渡时代。凡过渡时代都孕育着大希望，同时也隐藏着大危险。所谓大希望，是指它不仅是英雄豪杰的大舞台，而且是一个民族由衰趋盛的转折点，故曰“美哉过渡时代乎”;所谓大危险，是指它祸福相倚、充满风险，对未来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将决定国家与国人的成败祸福。因此，他强调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与国民必须具备三大品格，即“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其中又以“别择性”最为重要。他说，当今世界上的政治模式多种多样，各国国情与国民之所宜也是多种多样的，“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故当时中国的政治家若不能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将会导致误国误民的严重后果，“则其负民也实甚”。当前的改革开放时期也常被称为“改革期”“转型期”“过渡期”等。这不无道理。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逐步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明显的过渡与转型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当今时代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毕竟名同实异，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认为“过渡时代”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讲，人类社会无时不在过渡中，因为无过渡则无进步，是为常态;就狭义讲，则是体现了一个社会由“停顿时代”到重获新生间的过渡，社会的“发生力”因之被重新激活，是为非常态的脱胎换骨的蜕变期。梁启超所论的“过渡时代”乃指狭义。在他看来，其时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去所厌离之旧界”，而追寻西方“新界”，即改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仿行西方宪政、改弦更张的社会大变革。而当下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改辙易帜渺不相涉。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缘此可知，能否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同时又不忘梁启超关于“大危险”和“别择性”的警示，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对此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告诉人们：历史与现实是统一的，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本身即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历史的敬意。当前，一些人错读当下的中国，甚至认为中国正告别社会主义、归趋西方资本主义，因而他们趋向抹杀和歪曲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说，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正本清源，重点在于引导人们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原标题：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郑师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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