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计划
1961年行动党安顺区议员病逝，必须举行补选。9月9日杜进才代表行动党中委宣布“行动党现在的目标，是彻底的消灭在新加坡的殖民主义势力，要求比完全内部自治更多的事情——通过与马来亚联合邦或一个较大的联合邦的合并，取得完全独立”。13日以林清祥为首的6名工会领袖公开发表联合声明，提出释放所有政治犯，协助工运统一，给予所有忠於反殖人士的公民权和选举权，容许出版、言论、集会及结社的自由。16日行动党在行动报回应，政府难以全部做到，深恐造成宪制危机及政府辞职，至此左派已无法继续与行动党合作。7月工人党马绍尔在安顺补选中胜出，李光耀指责左翼阵营没有支持行动党，左派和李光耀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李光耀已准备清除党内左派份子，盘算着如何利用英国人和东姑阿都拉曼来镇压左派，李光耀对此在《李光耀回忆录》第303页作了交待，“我们须要英国人把共产份子镇住，直到有一天，这个任务可以移交给东姑”。
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更好保障英国人的利益，联同东姑阿都拉曼封建集团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让马来亚的马来政治势力，介入新加坡的政治，协助李光耀镇压左翼。李光耀抓住机会策划安排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左翼阵营再也无法容忍李光耀步步进逼的意图，不准备与李光耀再次妥协，对行动党让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计划的意图，左翼阵营展开针锋相对的抨击。李光耀面对芳林和安顺补选的失败，以及左翼阵营抨击行动党政府的假合并计划，决定公开摊牌。7月20日，李光耀紧急召集立法议会开会，进行辩论合并问题，并提出对政府的“信任动议”，李光耀争取到行动党26位议员的支持，包括1年後退党加入社阵的何佩珠，“信任动议”仅1票之差获得通过，其中13名行动党议员投弃权票。李光耀取得议会的信任继续执政，加速推动并入马来西亚计划，搞了个不让人民有权选择“不要合并”的全民投票，拉开了李光耀式的专制帷幕。
社会主义阵綫成立
李光耀决定与左派公开决裂，将13名在“信任动议”投弃权票的议员开除出行动党，李光耀彻底关闭了与左翼阵营合作的大门。其实左翼阵营与李光耀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处於被动的位置，双方意见相左时左派都处处忍让，直到忍无可忍时李光耀集团在左派扶持下已演变成左派的最大和最危险的敌人。左翼阵营已别无选择，7月30日，左派议员联同行动党内的左派干部和左翼工会的领袖，筹划组织新的政党。9月17日社会主义阵綫正式成立，李绍祖出任主席，林清祥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傅树介、财政刘坡德，中央执委有林福寿、方水双、陈新嵘、黄信芳等人。行动党的基层大部分支部都由左派掌握，所以行动党大部分的支部都转向社阵，社阵很快就建立了42个支部。社阵在林清祥秘书长的领导下发展趋势迅猛，整个左派团结在以社阵为中心的强大左翼阵营迅速形成，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左翼阵营与李光耀集团敌我分明地对垒，确实对李光耀形成极大的压力。李光耀由9月13日开始在电台发表12讲，猛烈攻击和诬蔑左派，利用执政的优势与左翼争夺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无须任何理由开除人民协会17名与行动党政见相左的职员，并威胁所有职员必须效忠行动党，否则必须离开人协，政府动用大批军警接管4个建国队营地，公然用公款来支援行动党的党务活动，将属於社会公众机构据为行动党的下辖机构，从此开了先河，李光耀家族成员以及行动党高层持续55年掌控了新加坡国家拥有的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形成了今天的所谓新加坡模式。
华校中学改制
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政府逐步实施以英语文来统一其他源流的教育政策，到了1987年以英语文为主导的教育源流是新加坡教育的唯一源流，华文教育整个体系消失得无影无踪!据2014年3月4日修订的维基百科资料《联合早报》的平日发行量约为20万份，以五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华人占75%来衡量，早报的销量少得可怜。随着以英文为主体的所谓双语教育培育下，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年青华人讨厌中文，早报在新加坡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可见华族文化在新加坡式微是不争的事实，整个新加坡的华族社会应负有历史责任!
1960年开始实行各源流小学统一会考制度，1961年实行中四会考，将华文中学体制由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改为中学四年、高级中学二年的四二制与英校体制靠拢。华校教师总会和南大毕业同学会发表声明吁请政府取消即将举行的中四会考，新加坡十间华文中学成立了“处理中学改制工作委员会”，11月16日派出20名学生代表前往教育部会见李炯才次长，表达学生对华文中学改制的看法与愿望，李炯才批评了学生并拒绝学生的要求。
11月25日全新华校“处理中学改制工作委员会”在华中山岗召集学生大会，抗议教育部拒绝学生代表的要求，按期举行中四会考，全体大会一致议决通过罢考行动，并在运动场绕场游行示威。27日学生罢考纠察队在中四会考18个考场的入口出现，和平劝服部分入场的考生支持罢考，向行人和路过车辆的司机派发“告家长书”阐释罢考的因由，第一天近70%的中四学生参加了罢考秩序井然。行动党政府控制所有媒体封锁学生罢考新闻，同时发布政府新闻，展开舆论攻势，指责学生罢考受到反对党和亲共份子利用，挑起民众不满政府的情绪，影响政府与马来亚合并的计划。李光耀政府发出白色恐吓宣传，施展政治高压手段、诱导和分化迫使华社上层社会软化，忠告家长必须带子女赴考，切勿被亲共份子利用造成严重後果!政府派遣警察护送家长及其子女进考场，部分考场出现来历不明的暴徒袭击和平纠察的学生，演变成小骚动，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12月5日中四补考最後一天，“学生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结束纠察工作。
1962年5月21日“中四罢考调查委员会”正式开庭，华校中学生总罢课一天反对调查委会染上政治色彩，要求公正客观的调查。黄宗仁法官主持，萧添寿大律师先後传召了59名证人出庭作供，萧添寿在盘问证人过程完全违反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原则，无所不用其极，东拉西扯、生搬硬套、翻弄陈年旧帐，指控证人有幕後指使者，受亲共份子操纵，但始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有关指控。在盘问华文中学教师时使出羞辱人格的技俩，甚至羞辱华社的上层领袖!意图打击华社维护华教决心，为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扫除障碍。1963年2.2大逮捕後，中四罢考调查庭已失去了政治作用，3月5日宣告结束，无须任何交待和报告，因为政治上已没有需要，这就是李光耀政府的特质!
合并白皮书与全民投票
为了达到使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合法化，李光耀向立法议会提出“合并白皮书”，作为并入大马的法律依据文件，并炮制“全民投票法案”来让人民选择按合并白皮书或其他方式来并入大马。也就是说让人民选择如何并入大马，而不是让人民选择要不要并入大马，法案还规定任何空白票或涂脏票以及所有的不确定票都算是支持“合并白皮书”，这是西方殖民地主义惯用的法律游戏来耍弄被统治的人民。李光耀是个舞弄西方虚伪法律的高手，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出卑鄙的技俩!
1962年1月26曰，马来亚社阵领袖布斯达曼在吉隆坡召开五邦社会主义政党会议，出席的新加坡政党有社阵、行动党、人民党、工人党。第一天会议蒂凡那代表行动党发言，诬蔑一些参加者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被喝倒采。第二天的会议讨论各政党工作报告，由於行动党的工作报告充满了赞美大马计划，不被大会接纳，全场出席者谴责行动党代表，行动党代表团只好收拾包袱退出会议。行动党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终被大会开除!五邦社会主义政党一致反对大马计划。
社阵和整个左翼阵营总动员发动基层群众，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各区召开群众大会反对“全民投票法案”。新加坡87个工人、农民、文化团体联合签署反对“全民投票法案”宣言，新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新加坡工艺学院政治学会、南大政治学会联合发表声明，反对违反民主原则的“全民投票法案”。李光耀的专横和卑鄙引起行动党中委何佩珠立法议员的不满，1962年7月3日，向媒体宣布退出行动党，坐到反对党的议席上。并阐明退党原因，主要是不满以李光耀为首几个领导的不民主作风，身为中委对党的决策一无所知，不满行动党背叛左派事业，成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工具，不满全民投票中的空白票也算是支持票，完全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
1962年7月5日五个反对党社阵、工人党、人民党、自由社会党、民主联合党组成联合行动理事会反对李光耀的全民投票法案。6日晚上立法议会在行动党、人民联盟和巫统支持下三读通过“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新加坡并入大马依据西方的法律游戏规则已成为定论，新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南大政治学会在牛车水和丹绒巴葛区分别举行民意测验的作用已经不大，阻挡不了李光耀对付左翼的战略意图。
二二大逮捕配合第二届大选
为了进一步扑灭左翼的力量，李光耀联同英国人以及东姑鸭都拉曼集国共同谋划白色恐怖手段，策划开展对左翼阵营的镇压。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反对大马计划，15日，政治部逮捕3名人民党党员，社阵与左翼阵营发表声明和召开群众大会支持汶莱人民反对大马的斗争。社阵与左翼的这个动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给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提供了进行镇压的藉口。
1963年2月2日，英国殖民部、东姑鸭都拉曼及李光耀通过“内部安全委员会”公然进行践踏人权的“冷藏行动(OperationColdstore)”，逮捕了120多位反对党、工会、校友会、乡村住民社团、文化团体、学生等负责人，无须通过法庭公开审讯定罪的程序长期监禁他们，这些被拘留者都是反殖爱国的精英。左翼阵营在“内安法”的镇压下元气大损，4月22日社阵和左翼的支持者在政府大厦前展开示威抗议，再有9名社阵议员被捕，紧接着9月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举行第二届立法议会大选，行动党得37席继续执政。二二大逮捕严重削弱了左翼的力量，英国殖民部和东姑集团为李光耀政权通过警察的力量来对付政敌开了先河。然而在白色恐怖气氛弥漫下，社阵依然取得34.7%的总得票率，有5名候选人仅以数十票至百多三百多票之差落选，说明左翼在基层人民中依然有强大的群众力量。
心狠手辣的李光耀在9月22日吊销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26日派军警进入南大校园逮捕了十余名南大学生，10月政治部又逮捕数十名左翼干部包括3名新获选的立法议员，另两名立法议员则流亡海外。南大学生会领导学生罢课三天，抗议政府的强权迫害和改组南大，发动500名南大同学到市政厅前草场静坐抗议政府的粗暴行动政治迫害南大。回顾历史，《新加坡至1960年的形势》(C.O.S.(59)237,CO,1030/656的附录)中指出：“对於1963年之前的下一阶段宪制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处理、控制，若有可能就将左翼运动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全面消灭。显然的，英国和新加坡政府已在这一点上达到基本共识”。左派选择了与李光耀合作的反殖斗争路綫，招致了致命的伤害!显然是一条错误的路綫!左派从此开始走向衰微。
东姑将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
李光耀联同英国人和东姑用“内安法”镇压左翼为大马计划扫除了最後障碍，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四邦组成了马来西亚。李光耀利用大马中央政府精心策划对付南洋大学，1964年6月初，新加坡华社上层领袖与政府妥协，接受政府改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从此走向消逝的方向，接着庄竹林副校长、严元章博士辞职。6月27日警察又一次深夜进入南大校园逮捕五十余名南大学生，南大学生在学生楼绝食三天抗议当局的暴行。7月学校开除了百余名学生，8月校方解散学生会，两千余名南大学生在市区和平游行并在福建会馆开抗议大会。
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李光耀与东姑集团在国会展开了政治较量，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来取代“土著优先”的保护土著政策，引起激烈的辩论。东姑集团相当不满李光耀的政治挑衅，形势的发展激发种族矛盾，1964年7月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紧接着9月又发生种族骚动。首相东姑为避免种族冲突局势恶化，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在1965年8月9日，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宪，解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使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当年李光耀提出“合并白皮书”是新加坡唯一的选择，受到左翼阵营的反对，为了达到并入大马，还动用“内安法”疯狂镇压左翼。两年後“合并白皮书”已成为梦幻!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厚着脸皮、流着鳄鱼泪在电视宣布新加坡被逐出大马成为独立的国家!左翼反对新加坡并入大马还真是真知灼见，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李光耀的“合并白皮书”是错误的，李光耀只是利用大马计划来镇压政敌。此後李光耀不断动用“内安法”乱套亲共帽子，镇压政敌成为常态。就这样运用西方所谓的“法制”保持一党独大，绝不允许任何反对人士在政坛上有崛起的苗头，包括帮他打压左派的萧添寿大律师，李光耀的行动党在新加坡持续执政55年，创下西方世界多党政制下一党专政的纪录!
新加坡独立後李光耀进一步对付南大
1965年9月11日，王赓武报告书公布，校方召集理学院的学生聆听黄应荣副校长讲解王赓武报告书，遭到学生强烈反对抗议，校内职员用棍子殴打喧闹的学生，引起混乱，潜伏在校内的便衣警探开枪恫吓学生。10月27日学校又一次开除85名学生，次日南大学生召开大会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议决全校同学罢课抗议。大罢课获得工会和校友会的慰问和支持，李光耀政府援引“内安法”逮捕数十名南大学生，以及工会和校友会的负责人。黄应荣副校长颁布学生必须於11月22日上课，近千名军警开入南大校园，在图书馆和餐厅使用藤条鞭打学生，驱使他们上课。这是大学史上极为荒唐、丑陋的暴行，引起没有参与罢课学生的愤怒，罢课人数直綫上升。12月1日校方发表“告同学书”，承认罢课同学为南大儿女，愿与同学一道维护华文教育和南大。5日“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召开同学大会回应“告同学书”，大会议决由6日起暂时结束罢课行动，长达39天的大罢课成为新马学运史上的记录。
左翼工会和校友会全力支援南大学生大罢课学潮，政府拘捕了不少工会和校友会的负责人，封闭了11间校友会。南大学生中出现了代表政府利益的“南大学生联谊会”来与学生会对抗，支持政府改组南大，协助政府变质南大。“南大学生联谊会”虽然只有少数南大生参与其中，但其破坏力不小!
重整左翼队伍
帮助“反殖盟友”取得了政权，“反殖盟友”转身成为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帮凶，方壮璧已无回旋的余地，据《方壮璧回忆录》附录一〈天若有情谈笑间〉指出，为了逃避追捕，从1961年到1964年马共分批将干部撤退到印尼去，“差不多把组织的有生力量统统撤光了”。在1957年马共为了配合左翼运动大张旗鼓公开发展的战略，几乎把骨干都暴露了，是值得商搉的战略!马共三人工作组所制订的斗争路綫在实践的过程中已被客观历史进程证明彻底失败!
基於左翼斗争路綫的错误，从1950年代中发展起来的左翼力量，到了1960年代初，遭到“反殖盟友”李光耀政权运用“内安法”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左翼队伍受到重大的摧残，大批经验丰富的领导骨干被拘捕，但左翼队伍中的年青人毫不气馁，勇敢地接过反殖、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大旗奋战不懈!从1964年开始，左翼队伍在整顿过程中，涌现不少接棒的年青骨干。可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缺乏斗争经验，在反对殖民地主义、反对行动党专制政权、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路綫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同时左翼各个不同组织的新领导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集中和统一。
李绍祖与极左思潮
1964年9月2日社阵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已经收到“检验体格通知书”的青年及其家属勇敢地不要去接受体格检查，不要去接受军训，这是李绍祖坚决主张抵制“国民登记”的声明。社阵与左翼内部有不同的意见，1964年4月29日，按民主原则社阵召开特别党员代表大会来表决，结果大多数的意见否决了李绍祖号召抵制“国民登记”的意见。李绍祖作为社阵的主席以及对抵制“国民登记”的执着，无法接受民主的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不遵守党代表大会的最高决策，彻底违反组织原则，5月4日李绍祖与其他7位社阵党员宣布退出社阵。李绍祖离去後，以顾泱、刘坡德、谢太宝、高棋生为首的社阵领导层似乎难以找到一位恰当的人选来当社阵主席。社阵领导层基於反殖、反大马、反专制和争取民主的共同立场，寻求与李绍祖的团结，经过努力李绍祖愿意有条件返回社阵，条件是先前那些大多数不同意抵制“国民登记”的意见是错误的意见，都必须承认错误。李绍祖在返回社阵的“归党声明”中指出“因为党内对问题的看法存有基本歧见，团结就不可能有了，只有犯上错误的人承认错误，团结才有可能!所以承认错误是党内团结的一个最重要和必须有的先决条件”。
到底何为错误?何为正确?谁来定夺?客观地说只能通过实践的过程来检验对与错，否则只能按民主的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分歧，同时少数意见和多数意见理应互相尊重，为了共同的敌人懂得妥协，同心合力执行多数人的意见，执行党代表大会的议决案，也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真正民主的途径。让大多数的意见压下，还要承认错误，来邀请李绍祖返回社阵，说明了社阵的领导层，屈服於“多数服从少数”，放弃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完全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创建井岗山根据地的年代，他也曾被多数的意见所排挤，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他坚信民主基本原则，留在井岗山团结在党的周围，面对敌人的围剿。
1965年3月7日，社阵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通过认同李绍祖抵制“国民登记”的立场，邀请李绍祖归党。如此做法为李绍祖说了算，铺开了道路，也挖开了极左思潮的泉源。李绍祖在返回社阵的声明中指出“今天政治发展已证明我们的原则立场乃完全正确的，乃遵照党的立场，相反地，那些反对我们正确立场的人士所采取的没有原则立场乃完全错误的”。李绍祖非常高调指出号召杯葛“国民登记”是完全正确，不同意李绍祖意见的是错误，是害怕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後演化成凡是不认同李绍祖的观点，都会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右倾错误不改者，就会被打成为黑帮、打成为敌人的代理人!
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与李绍祖的意见不同时，李绍祖过於相信他自己的意见是正确无误，不太尊重与他不同意见的大多数人。民主的精髓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李绍祖竟然不把民主的精髓当回事!将社阵的领导权交给李绍祖，社阵的发展前景堪虞!历史的进展过程，客观地证明了社阵在李绍祖的领导之下，不是走向团结而是走向分崩离析!不是走向兴盛而是走向衰亡!
社阵决定完全退出国会
李光耀独裁政权镇压下，由人民选出的13名社阵国会议员，有3名被李光耀用法西斯手段拘捕，2名被迫逃亡，国会内只剩下8名社阵议员。社阵严厉谴责李光耀集团彻底扼杀民主，在李光耀专制政权下，民主已经死亡。1965年12月7日社阵宣布抵制12月8日起召开的新加坡国会开幕仪式，及议会辩论。新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工艺学院政治协会、人民党、近10个工会等支持社阵杯葛国会。
社阵杯葛国会三个星期之後，社阵国会议员林焕文私下向国会议长辞职，辞职信中提到不满社阵中央的一些政策。社阵中央开除林焕文党籍，辞职後红山区的空缺须要补选，社阵宣布抵制红山区补选。继林焕文之後，1966年1月7日高棋生、蒋清谭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社阵，宣称不满社阵中央的一些政策。1月28日李绍祖致函国会议长，通知ST巴尼、高棋生、蒋清谭已不是社阵党员，根据宪法也就不再是国会议员，此时由於社阵内部的不团结，在国会只剩下4名议员。
此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激发了已经存在於社阵与左翼的反民主极左思潮，社阵中央一连串的整顿，如改组芽龙东支部，开除厂商工联会主席陈辛的党籍等。《阵綫报》第184期第4版的评论，“加强团结，粉碎捣乱”，社阵中央整顿一些基层支部，清除一批党员。接下来社阵又开除漳宜、淡滨尼支部主席傅孙力，指责他误导十二支部对抗中央。以李绍祖为首的社阵中央处理党内矛盾的结果，不但达不到团结的目的，反而扩大了分裂，还蔓延到整个左翼队伍的分歧和争论，内部互相攻击，大灭左翼队伍的志气，大长李光耀政权的威风。历史进程到这个阶段，足以说明李绍祖不足以具备领导社阵的能力，更不用说去统领整个左翼!
大搞特搞街头斗争
宪制斗争的框架概括在国会内和在街头游行示威，社阵完全放弃了国会的机会，只好专注街头的斗争。而街头斗争也只能在新加坡各区搞小规模游击式的示威游行，在极左思潮泛滥下，往往会破坏街头的公共设施，包括交通灯、公共电话亭等，引起市民的不便和反感，造成极为恶劣的效果!《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126页第一段“李绍袓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後的30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尽占支配地位”!
学潮触发左翼内部更大的分化
李光耀政权镇压左翼比英国人还要疯狂，一波又一波地封闭左翼社团，拘捕左翼骨干，谢太宝於1966年10月29日被拘捕，从此失去了自由32年。青少年普遍都存在着叛逆的性格，特别是华校的中学生，当局命令学校开除华校学生从未停息，华中学生首当其冲，1967年1月16日一些学生控制不住情绪，殴打副校长郑金发，引起当局的严重的关注，全力追捕参与殴打副校长的学生，18日当局下令全体华中学生“签名”谴责“暴力行为”。阵綫报抨击“华中领导”没有发动学生抵制“签名”犯了极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华中同学”发表声明“就社阵中央领导恶毒攻击事告全马及左翼人士书”反击社阵。
此外，华校一部分中学生出版了一份学生刊物《学运报》，另一部分学生也出版一份刊物《尖兵》，还有一部分出版了一份《红旗》。这些刊物都是议论学生运动的一些见解和观点，虽然彼此都有分歧，其实这都是好现象，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从争议中去寻觅真理，完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阵綫报》第209期第4版一篇文章“揭露学运中的一面黑旗”，攻击《学运报》是一面黑旗，是一批反革命份子散播右倾机会主义。接下来的第221期还报导学运报黑帮头子的名字李锡泉等，社阵中央党报公然以敌对的态度来攻击不同的观点，引起一些支部的不满。
打倒右倾机会主义打倒黑帮结果
李绍祖的社阵中央继续高举“打倒右倾机会主义路綫”的大旗，进一步扩大内部矛盾，深入无情打击异议者，并套上“黑帮”、“敌人代理人”的帽子。1967年9月社阵中央开除芽笼东支部秘书以及摩棉、花拉公园支部数名执委的党籍，紧接着把整个摩棉、花拉公园支部解散。李绍祖疯狂打击左翼队伍异议者的作法与李光耀对付左翼骨干套上“亲共份子”的帽子同出一辙，加上李光耀政权封闭左翼工会，并通过“社团法令”、“职工会法令”的修订，逐步由行动党的职工总会来取代左翼工会。在白色恐怖打压下，在内部意识形态攻击下，左翼运动渐渐失去了方向，陷入低潮!左翼队伍的忠贞者面对李光耀和李绍祖的双重打击，意兴阑珊陆续已无心恋战，逐渐退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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