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学生运动
新马的华文教育完全是自强不息、自力更生，靠全体华人社会全力支持才得以生存和发展。日治期间学生学业中辍，战後华人社会迅速全力复办华文小学和中学，许多华人子弟纷纷报读华校。华校生很多都是超龄生，他们深受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比较成熟。又亲身经历日本法西斯3年零8个月的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如春天田野的绿草四处萌芽。英国人重返势力尚未稳固，报读英校的学生远远少於华校生。据统计1948年新加坡的学生总数为101,125名，华校生占57.45%，英校生占32.95%。
殖民地政府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新马，逐步限制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报章印刷等自由。在教育方面颁布《十年教育计画》，以行政措施倾全力发展英文教育，培育殖民地政府的公务人员，另一手则全面打压民族教育的发展，企图压制民族主义蔓延。
面对华文教育被殖民地当局迫害和打压，以及华校毕业生在职业上的不平等待遇等，华校生不满殖民地统治的情绪自然比较高。同样华文中学的校长和老师受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一般都比较开明和开放，在校长的支持和指导下，学生都按西方议会的民主程序，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学生实习自我管理，在学校生活中锻链自立和组织的能力。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校内开展许多健康文娱活动，包括壁报的出版，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展开戏剧、舞蹈、歌咏等演出活动，有时假期还组织郊外野餐等促进同学的情谊。学生也组织了消费合作社来经营书籍、文具、学生日常用品等，来减轻学生生活上的经济负担。学生在学校的自治生活和互助友爱的精神，竟被殖民地的政治部认为与共产党的活动有关联，触动了殖民地当局敏感的嗅觉，因此华校学生往往成为殖民地警察关注和调查的对象。
1948年5月，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联同其他华文中学的学生在华中的大礼堂举办盛大的游艺晚会，同时举办五四运动的历史资料展览等一系列活动，来纪念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学生为主争取民主和科学，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学生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不可能将共产党的帽子套进这场席卷中华大地的学生运动。华校学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正当活动，竟引起殖民地当局的不满，对华侨中学及董事会施加政治压力，薛永黍校长被迫辞职。1949年10月底，在殖民地当局压力下，“学生自治会”被迫宣布解散。1949年12月，警察进入育英中学逮捕了数名学生和老师，紧接着深夜警察搜查了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和南侨女中的学生宿舍。1950年5月31日，警察进入华侨中学校园搜捕学生，导致多位教师和数十名学生被捕和开除学籍，同时查禁了学生宿舍。在当局的白色恐怖打压下，华校学生普遍都弥漫着恐慌、无奈的气氛。还好“学生自治会”解散後，学生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意志坚定，各种文艺兴趣小组依然坚持活动，化解了同学不少的忧郁情绪。同时学生为了维护华文教育，协助一些贫困的同学继续求学，普遍都自觉、自发地通过各班的代表组织“助学会”，发动大规模的助学运动，通过捐献竞赛，通过学生的义演和互助友爱的活动来筹集资源，成立助学金帮助交不起学费的清贫同学。
1951年政府举办初中三会考，会考制度是通过考试淘汰一些学生，限制学生升上高中继续求学，无形中影响了华校学生的人数，压制华校的发展。会考遭受华校学生的抵制发动罢考，学潮期间当局又开除了百余名华校学生，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双。
反对黄色文化运动
1953年新加坡接二连三发生了数宗奸杀案，这是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纵容黄色文化四处泛滥造成了社会恶果，发生极为严重侵害妇女的犯罪案件，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基於色情文化泛滥的社会背景，受华文教育有正义感的青年和工友、华校中学生以及妇女团体，都义不容辞地发起反对黄色文化，并联同其他民族一道开展反对色情文化的社会运动。大家都努力开拓健康文化的途径，好让健康文化充满整个社会，压制黄色文化的蔓延。各种健康文学艺术活动应时而生，许多文艺刊物如雨後春笋，其中以《人间》、《耕耘》、《荒地》、《蕉风》……等等最受工人和学生的欢迎。这些刊物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评论、散文、诗歌、小说、小品以及美术等等。此外，一批高、初中毕业生在叙别晚会成功演出之後，商议筹组成立“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艺研会”举办了各种健康而又有意义的文娱活动，获得许多年青的工人和学生参与。
陈六使先生在福建会馆的联席会议上倡议创办南洋大学，获得新马华社各阶层的热烈响应，整个社会翻腾起来，各行各业都为筹建南洋大学开展筹款活动。南洋大学的创建，是为华校学生升学打开了大门。为南大建校基金筹款，是华校学生的当然责任，纷纷组织游艺晚会义演筹款，每一场的演出都座无虚席，好评如潮，为反黄运动作出贡献。整个反对黄色文化运动是一场伸张健康文化，压制邪恶淫风的社会运动。华校学生是反黄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反黄运动的过程，也是教育年青学生和工友的过程，更是一个团结民众的社会运动，也为反对殖民地统治的群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五一三学潮
1954年3月17日，殖民地当局在媒体公布“国民服役法案”，凡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岁男性包括学生，都得前往登记国民服务，於4月5日开始登记，5月12日截止。如果适龄学生尚未登记的，都得着令退学，并受殖民地刑法的处分。为了争取读书求学的基本权利，全星华校学生行动起来，联合包括女校的同学，开展签名运动提出要求免役诉求，并准备呈函当局恳请在求学期间豁免服役。新加坡代理总督顾德通知於13日下午3时约见8名中正中学学生代表，下午2时半左右，近千名华校中学生齐集在克里门梭律皇家山公园旁边，秩序井然，静候学生代表的佳音。下午2时55分，突然有三辆镇压暴动的警车驰至，百余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走向学生队伍，欧籍警官下令学生於2分锺内解散，对话中，警察突然冲向学生队伍，采用暴力手段强行驱散学生，造成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抓走40余名学生。这是学生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的和平诉求，却遭到殖民地警察野蛮警棍的对付。当时有千余名市民围观，对警方的粗暴行动极为不满!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怒心在心中燃烧!
第2天，各大媒体全面详细报导学生流血事件的经过，并将多张学生被暴力对付的相片刊登在报上。全新各大社团和市民从媒体得悉学生流血事件的经过，纷纷表示同情学生，谴责警方的暴力行动。中华总商会参与斡旋，协助学生申请缓役，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泛马学生联合会和国际学生联合会等声援华校学生的诉求，向殖民地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公开调查流血事件。当局无视社会的声音，无意缓和学潮，宣布华校提前放假。5月22日，近千名华校学生在中正中学总校集中召开大会，要求学校解释为何要提前放假，学生聆听学校和董事的解释，接受劝解，解散回家。
申请缓役的诉求没有什麽进展，学生深感忧虑。6月2日近千名学生在华侨中学校的山岗集中生活，等候申请缓役的消息!学生集中生活期间，获得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除了慰问还送来食物和日常用品，增强了学生争取缓役的意志。集中生活两周後，学生看不到申请缓役有解决的迹象，15日学生召开大会决定采取绝食48小时来促使当局解决。17日李光前率董教代表慰问学生，并与学生代表会谈取得谅解，承诺和保证协助适龄学生在登记後，申请缓役并促使当局批准，吁请学生为了华文教育和华校的前途着想，解散回家，并宣布学校决定於6月28日开学。学生请求缓役的诉求已获得进展，21日学生开会一致通过24日解散回家。学潮由3月下旬开始至6月24日结束，历时3个月，时间之长前所未有，突破了殖民地当局实施“紧急法令”以来所笼罩的白色恐怖。震撼了整个新马社会，深深影响了以後的学生运动，以及反对殖民地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5.13学潮在新马的反殖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星洲华文中学生联合会
5.13学生运动把全新华校中学生牢牢团结在华中的山岗上，在取得胜利结束学潮的前夕，学生提出组织“中学生联合会”的建议。学潮中有7名学生被控上法庭罪名成立，恰好女皇律师布里特D.N.Pritt为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华惹》案辩护取得胜诉，学生找了布里特和李光耀协助上诉。1954年10月9日，华校学生设茶会欢迎布里特律师时，学生正式提出组织“华校中学生联合会”，10月中旬，中学联筹委会聘请了李光耀和陈维忠为法律顾问向当局申请注册。当局三番数次拒绝给予注册，全新华校中学生团结一致於1955年3月30日总罢课一天，支持中学联申请注册。当局原则上同意中学联注册，但有关章程必须明文规定“本会不得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活动及工会工潮活动”，筹委会接受章程上的有关规定。10月6日中学联正式获准注册，1955年10月30日，成千上万的华校中学生欢聚在快乐世界体育馆，热烈庆贺中学联的成立大会。
中学联的主要活动，首先是争取当局平等对待民族教育，维护华文教育的发展，全力支持华社创建南洋大学。扩大团结维护同学的权益，争取良好和自由的学习环境，要求言论、结社、集会、学术和出版等自由权利。大力推动健康文化的发展，投身到社会救灾的志愿队伍，热爱祖国积极参与新加坡黙迪卡运动周的活动。参与泛马学联的活动，增进全国各民族学生的友谊。出席亚非学生的国际会议，与各国学生一道发扬万隆亚非会议的团结精神，交流文化、交流经验。促进互相关怀与了解的基础，促进友谊与合作的精神。虽然中学联的历史只有短暂的一年，但已形成的组织细胞依然顽强活跃，为日後的学生运动提供组织人才。培育了不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地主义的积极份子，投身到左派工会、农会、校友会以及左派政党，为民族自决和独立奉献青春。
新加坡的工人运动
1952年5月13日，新加坡政府邮电部穿制服职工要求改善待遇不遂罢工，持续了两个星期，政府终於妥协。12月29日，三巴旺军港工友联合会争取改善待遇罢工，工潮涉及殖民地海军基地，仲裁庭的裁决对工人不利，工友无奈接受。市政局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於1954年7月19日发动总罢工，一共坚持了12天终於获得解决。这些工潮得到其他行业工人的声援和支持，这是“紧急法令”下具有规模的工潮，工人为了改善生活团结起来扞卫应有的权益。
林清祥和方水双离开学校後投身工人运动，1953年底至1954年初将几家华资经营巴士公司的工友组织起来，组成“巴士工友联合会”，分别担任受薪秘书和总务。黄梨工会主席林振国等於1954年组织了“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会所设於密驼律，1955年林清祥受聘为秘书长，在林清祥等人的领导下，参加工会的工友由三百余人迅速增加到万人以上，左翼工会的队伍和力量日渐壮大。
李光耀的出现和冒起
《华惹》案中冒出了一个李光耀，他是影响左派运动兴衰的一个极为重要人物。笔者首先要引述世界书局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通过李光耀的自述，来佐证李光耀内心阴险狡诈的投机心态。第204页中的一小段“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藉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麽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加以控制”。第205页第一段“但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从上述李光耀的自我表白，清晰地看到，当时所谓“无知、愚蠢，容易上当”的李光耀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左派的反殖人士，而是一个充满了野心和自信，满怀心术，费尽心机要利用左派和共产党来经营他的事业!一个彻头彻尾投机政客的面貌显露无遗。笔者倒认为当时的学生、左派包括共产党才是“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他们欠缺政治能力去识别李光耀的真面目，而历史确凿地证明李光耀相当成功地利用了当年的学生、左派包括共产党，从而取得了政权!在建设李家专制政权过程不断运用英殖民地统治者留下的“内安法”对付政敌，一党独大的政权父传子延续到今天，合共55年!
《李光耀回忆录》第73至74页“……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导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徵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导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徵……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第86页“继续做黑市生意”。《李光耀回忆录》说明了李光耀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主动到日本法西斯的情报机关任职，做黑市生意乐在其中。李光耀为了生活在社会上投机倒把，替日本法西斯收集情报，尽显汉奸面目，自然认同并沾染了法西斯的体制和运作，为日後的李家天下打下基础!
1946年9月，李光耀通过特殊关系登上“大不列顚”运兵船到英伦去读法律。1950年8月，李光耀学成从英伦回到新加坡，即投身到亲殖民地政府极右翼的进步党领袖黎觉的门下，并成为党棍积极协助黎觉参与竞选活动。他以敏锐的政治触觉，野心勃勃地寻找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力量。他觉察到在反殖意识高涨的新加坡，有近70%的人口是讲华语和华族方言，同时左翼的力量相当强大，而右翼阵营则难有政治前景。於是改弦易辙，从右转左，尽显两面派的技巧，积极以法律顾问的方式涉入新加坡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左派群众的反殖社会运动。适逢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案出现，李光耀通过兀哈尔S.Woodhull表示愿意为《华惹》案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女皇律师布里特D.N.Pritt负责的《华惹》案开审，在英国驻东南亚专员麦唐纳的影响下，法官宣判控状不成立，8名被告无条件释放，作为助手的李光耀占了大便宜，为他接近华校生提供了条件，华校生找他协助“5.13学潮”中8名学生的上诉案，上诉虽然失败，但他作为法律顾问，中学联成功注册。他在华校学生面前的表现令他声名大噪，备受赞赏。一位极右政党的党棍，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左翼社会主义人物，整个新加坡的左派阵营，以及马共几乎都相信李光耀是一位反对殖民地主义者，是左派的可靠朋友，这种相信导致左翼日後遭受惨重的损失。
李光耀拉拢左翼接近马共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缓和反殖运动的压力，策划去殖民化以夷制夷的政策，1954年2月制订《林德宪制》於1955年4月实施，期望通过宪制的安排，寻觅亲英国及西方份子来接掌政权，保障英国人的利益。有限开放的政治气氛促使新政党的产生，满腹心机、政治手腕灵活而强悍的李光耀，以反对殖民地主义为号召，纠集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杜进才、拉惹勒南、蒂凡拿、贝恩、王永元等人为基干筹组人民行动党，但这些人欠缺群众基础。李光耀通过中学联与华校生的关系，期望结识以华语和方言为主的左翼工会，《李光耀回忆录》第210页，“我告诉学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蔡石君在《深埋心中的秘密》中的回忆，她把林清祥带到李光耀位於欧思礼路的住家，介绍他俩认识。李光耀就这样搭上了以华语为主的左翼工会。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左翼人士蒂凡那、方水双、曾超卓等成为第一届的中委。
行动党党纲明确写上是一个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如此明确表明非共来摆明立场，显然是要与共产党划清界綫，为日後对付左翼和共产党立据。聪明的李光耀耍弄两面派的手段“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鱼”。充满野心的李光耀心知肚明他们这群英校生没有群众基础，无法在宪制选举中取得优势。要通过宪制选举来取得权力，就必须借助左翼的群众力量。首先李光耀展现左的面目以律师身份主动协助《华惹》案，讨好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英校大学生，接着同样以律师的身份讨好5.13学潮的华校生，再进一步与讲华语的左翼工会接触，将左翼工会的领袖拉进人民行动党。李光耀的拉拢工作做得很出色，一个与共产党划清界线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终於取得了左翼与马共的信任。《方壮璧回忆录》第143页，“这样，在接受过委派回返新加坡负责领导工作时，我的最优先的任务之一，就是会见李光耀先生，以协调人民行动党与左派运动的政策与斗争活动”。
林德宪制
1955年4月2日，英国殖民地当局宪制安排举行林德宪制首届立法议会的选举，选出25位民选议员。当时合资格选民总数为30万零297名，投票人数16万零395人，占选民总数的53%。在议会选举中，劳工阵綫取得10席、进步党4席、华巫联盟3席、行动党3席、无党派3席、民主党2席。行动党派出4人参选，李光耀、林清祥和吴秋泉赢得立法议员席位，成绩不俗。劳工阵綫邀华巫联盟组织联合政府，马绍尔成为首届首席部长。
福利工潮
1955年福利巴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郭成隆蓄意敌视“巴联”的工友，在劳工部长林有福的支持下，企图以亲殖民地政府的“职工总会”来取代“巴联”。郭成隆断然开除百余名“巴联”的工友，工友被迫罢工抗议，并阻止资方认可的司机出车。警察采用暴力手段，数次以警棍和强力水龙驱散工人，使到许多工人受伤。5月12日警方再次动用强力水龙驱散工人，由於这次水龙喷向地面上的沙石，造成许多工人严重受伤。支持罢工的群众看不惯警察的野蛮暴力，群情激愤，忍无可忍，无法自制酿成骚乱。由福利巴士停车场到中峇鲁一带，石块、玻璃瓶和催泪弹互相投掷，混战激烈，造成4人死亡，包括一名美国记者和一名学生。次日，新加坡整个公共交通工人都加入同情总罢工，致使全岛公共交通瘫痪。
1955年5月13日，当局以华校中学生涉嫌参与慰劳罢工工友，下令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两校停课一周，以及开除一批学生。并限於十四日内提出理由，说明为什麽不能宣布两校的注册为非法。学生获知此消息，决定集中在华侨中学的山岗抗议当局无理的决定，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华校的存亡纷纷声援学生。此时恰逢立法议院成立了《各党派华文教育调查委员会》，由於委员会正在对华校进行调查未有结果，委员会决定向政府建议取消政府对两校有关的命令，政府接受了建议收回命令。集中的学生宣布於5月22日解散，学校恢复正常上课。
本来是普通劳资纠纷的福利工潮，由於当局处理不当，酿成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和社会各阶层同情罢工工友。首席部长马绍尔召集有关会议，排除林有福的意见，明确宣布政府取消资方认可的职工会的注册。马绍尔回应社会的态度让“巴士工友联合会”取得胜利，结束了工潮。可是殖民地政治部依然不甘心，警察於6月11日逮捕了“巴士工友联合会”、“电车雇员联合会”和“马来亚纺织工友联合会”的负责人，激怒了所有的工人，发动了全新总罢工。总罢工进行到第5天，立法议员林清祥与有关的厂商代表举行会议。会後林清祥、蒂凡那和兀哈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翌日起总罢工暂停两星期，等待政府检讨如何处理被捕的政治犯。到了6月25日，在马绍尔的斡旋下殖民地政治部先後释放了被捕的政治犯，事态获得平息。这是紧急法令以来造成骚乱的工潮，在林清祥等左翼工会领袖的介入，以及马绍尔的斡旋使工潮胜利结束。激励了新马左翼工运进一步的团结和发展，林清祥的声誉响彻云霄。福利工潮显而易见与马共没有什麽关系，可是总有人将马共的帽子套进工潮!
旧加冷机场默迪卡群众大会
1956年3月18日，新加坡各政党在旧加冷机场联合举办争取独立的群众大会，以此来欢迎英国国会代表团的到来，表达新加坡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强意志，这是各政党默迪卡委员会开展独立周活动的最高潮。近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涌向会场，“默迪卡”之声在人海中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情绪高昂。各种争取独立的耀眼标语四处飘扬，展现人民要求结束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大会的群众来自三大民族，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工人、郊外的村民、学生、文化团体、宗亲社团以及各政党的支持者，而“默迪卡”也成为左翼运动发展的动力。
1956年4月下旬，马绍尔率领各政党组成的13人默迪卡代表团前往英伦谈判，李光耀和林清祥是代表团的成员。马绍尔公开表示如果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职。会谈僵持，英国人只能容许新加坡自治政府拥有75%的自治权，执着的马绍尔断然拒绝。默迪卡代表团欠缺团结，只有林清祥支持马绍尔，其他团员包括林有福和李光耀政见相近各怀鬼胎，在英国人的默契下，酝酿由林有福取代马绍尔，谈判失败而回。6月7日，马绍尔实现诺言向总督呈函辞职，林有福接替首席部长之职。马绍尔与林有福政见不合，离开劳工阵綫，1957年与左翼人士组建工人党。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反共的马绍尔的反殖态度，确比非共的李光耀明确和硬朗。此外，在福利工潮中，马绍尔公正不阿地取消资方的工会注册，努力斡旋使政治部释放工潮中被捕的政治犯。马绍尔的刚直，在李光耀的眼中是软弱，马绍尔的反殖态度，在李光耀的眼中是愚蠢。马绍尔尊重民主的原则容忍左翼运动及其组织，违背了李光耀对付左派的内心意愿。李光耀在议会里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攻击马绍尔，务必打倒马绍尔，扫除对付左翼的障碍，好让与他臭味相投的林有福上台当首席部长。《李光耀回忆录》第267页“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大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後盾”，第278页“除了马绍尔和林清祥以外，所有代表团的团员，包括我自己，都准备接受英国所提的条件”。从李光耀的自白道出了当年李光耀对宪制谈判和迫退马绍尔，让林有福上台的种种动作，原来出自其内心的龌龊盘算!正如新加坡最後一位总督认为“把现在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当成秘密共产党人是大错等错，把他们形容为秘密的反共份子就更为准确”，这是来自英伦档案资料(CO：1030/652，1959年11月23日，WilliamGoode致函殖民部大臣)。
林有福政府向左翼开刀
1956年9月18日，林有福政府以妨碍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进程为由，逮捕了七名争取独立反对殖民地统治的精英，他们是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小学教师会等合法团体的负责人，同时吊销妇女联合会、铜锣音乐会的注册。媒体都以显著的版位报导有关的讯息，白色恐怖造成了市民生活的紧张气氛。各界纷纷抗议政府的专横跋扈，抗议林有福政府引用殖民地“内部安全法令”来拘捕反殖精英，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和削弱争取独立和反对殖民地主义的力量，严重侵犯和践踏新加坡人民的基本人权，为殖民地政府保驾护航。林有福还厚着脸皮公然对着媒体，指控反殖战士妨碍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进程。
1956年9月24日，林有福政权没有理会社会各界的反应，变本加厉以违反注册规定，涉嫌与马共的活动有关封闭“华校中学生联合会”。面对查无实据的封闭令，华校中学生发起持续静坐抗议。政府在10月24日发出最後通碟，指令学生停止静坐和离开校园。学生未有遵从，政府出动军警进入校园清场，引起骚乱并蔓延至市区。26日，林有福政府宣布宵禁，暴动延续数日，造成十余人死亡和百余人受伤。林有福政府拘捕了数百人，包括立法议员林清祥和左翼工会领袖，林有福政权的镇压暴行，压不住人民心中的怒火。
南洋第一所华文大学
1956年陈六使先生创办的南洋大学开课，学生的年龄由十多二十岁至四十余岁都有，人生经验差距较大，各行各业各色阶层都有，其中有的学生还是中学联的成员，还代表中学联出席一些国际会议。1957年6月25日，学生会筹备委员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议决成立学生会，并决定以普选的方式选举学生会的执行委员会。1958年4月23日南大学生会正式成立。
南大学生会积极参与校政的建设，美化校园。学生会努力为南大建校基金筹款，参与南大落成典礼的筹备工作，动员了近九百名同学参与落成典礼的工作，南大落成典礼盛况空前，获得各界的好评。学生会响应马来亚化，提倡效忠本土观念，筹建学生楼，主张学术思想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追求学生自治和自主，出版《大学论坛》，主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学生会两年一度举办大学周，展现和汇报学生学习研究与艺术创作心得。学生会对外活动，除了参与新马两地大专院校学生的交往，促进各民族学生的团结，参与世界大学生的各级会议，提升南洋大学的国际地位。
新加坡自治邦只有75%的自治权
1957年4月，林有福率领各政党组成的5人默迪卡代表团前往英伦，进行第二次宪制谈判。英殖民地与林有福政权配合的镇压行动，削弱了左派强大的力量，使得5位代表包括李光耀的政治见解都非常接近，并一致接受新加坡自治邦的宪制安排。新加坡只享有3/4的自治权，内部安全委员会由3名英国人、3名新加坡人和1名马来亚联合邦人组成，英国人当主席。内安会可以执行“内安法”，无须任何证据和罪状镇压左翼反殖人士，同时禁止曾被政治部拘捕的政治犯参与自治邦第一次立法议会的选举，意图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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