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与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兴衰

　　引言

 

　　以反共意识为主导的一些著述，以及新加坡大学的个别学位论文，作者都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从反共的立场出发来评述左翼的组织及其活动，甚至运用殖民地政治部的档案资料，以及反对殖地统治的政治拘留者的口供作为依据，牵强地将马共的组织套在新马左翼运动，以及一些左翼团体的头上。这些论文欠缺客观科学的论证，这些作者显然是亲殖民地主义和西方帝国，有意或无意间为统治者镇压左翼运动提供官方理据，为西方帝国及亲西方统治者涂脂抹粉。

 

　　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联系体，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派系活动，彼此都不可避免地起着互相影响的作用。在探讨新马学生、工人、政党等左翼运动的历史中，应该探索为何会产生了左翼运动，其产生的根源在那里，以及参与左翼运动这些群体本身的主观意愿是什麽!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反对殖民地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人民的正义运动，而共产党是左翼阵营里众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不应该主观地认定左翼运动都是由马共所组织，是马共的外围组织。即使这些组织中有马共的党员参与其中，并和马共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不能科学地证实这些组织是受马共所领导的，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确实是起着互相影响的作用。

 

　　关於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式微，方壮璧在《天若有情谈笑间》一文中提到“起决定作用的是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胜败当然可以一搏，但强弱悬殊又是客观事实”。另有一些看法归咎於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形成极左的斗争路綫，遭受英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无情镇压所致。还有一些看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後，不再积极支持马共的事业，并在1981年关闭了湖南长沙四方山的马共电台。笔者认为上述这些因素确实是影响了新马的左翼运动，但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须知，任何左翼参与人民革命事业的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从来都是由强弱悬殊开始的。革命事业的领导只要不盲目迷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靠自家的力量，按自家的实际国情，制定斗争路綫的战略和策略，既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客观发展的规律，人民革命的力量就能由弱变强，进而取得最後的胜利。

 

　　新马任何反殖的斗争路綫只要威胁到殖民地及其继承者的统治利益，就必然遭受无情的暴力镇压，因为这是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的本质使然。黑人领袖曼德拉是全世界公认的温和份子，依然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南非白人殖民地统治者镇压了27年!扞卫西方利益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87年以践踏人权的《内部安全法令》通过“光谱行动(OperationSpectrum)”镇压一批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天主教徒。这批民主人士的辩护律师是萧添寿，他曾任李光耀政府的副总检察长，曾经协助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付华校中四罢考的学生运动。萧添寿在协助李光耀政权时完全违背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原则，竟然把共产党的煽动套上中四罢考的学潮，这完全是“莫须有”的责难。这批民主人士与新加坡左翼运动根本毫无关联，只是违背了李光耀的政治权益，遭受李光耀政权冠以“莫须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进行镇压!

 

　　以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为例，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影响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良莠不齐，其中5人在往後的革命道路上叛党。中共的某些领导人盲目崇拜和迷信国际共产的权威，对於异议者予以套帽子、打棍子的打击，来巩固领导人出於私慾的所谓“权威”。在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时，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使得中共遭受惨重的失败和损失。毛泽东却不受外来“权威”的影响，而是按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革命，通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验证，提出枪杆子出政权和在广大农村发展力量的指导思想，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时，建立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斗争路綫。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建立广泛团结大多数各阶层民众的统一战綫，尽力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迫使蒋介石联合抗日。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深入敌後农村和山区组织群众，不断积蓄民众支持抗日的力量，以壮大自己抗日的武装部队，以实际行动争取全国人民支持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按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通过客观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在1940年1月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綫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後，以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为核心，联合所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蒋家王朝的各个阶级，致力於共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获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不到4年的时间，终於在中国大陆成功推翻了蒋介石拥有数百万美式装备的王朝，联合各民主党派组建了新中国。

 

　　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外来的影响和当局的镇压都是外因，绝对不是成败的根本因素，只有中国革命的内部因素，领导人的素质才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同样新马的左翼运动受到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当局强大的恐怖镇压等都是外因。新马左翼运动的内部因素，领导人的素质才是决定新马左翼运动成败的决定因素。回顾新加坡战後的扼要简史，可以浅析左翼运动兴衰的因由。

 

　　笔者简短、扼要、客观地表述战後新加坡左翼运动所发生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除了一些事情的连贯性之外，笔者基本是按年序来陈述左翼运动中的学生、工人、文化人士以及政党等客观事实。通过这些客观事实的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和结果，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左翼力量由弱转向强盛，再由强盛逐渐转向式微!

 

　　反思左翼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各级左翼领导干部所制定的策略和战略，这些策略和战略构成了左翼运动的发展路綫。另外，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的镇压，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亚洲以及新加坡的客观情势等，都影响着新加坡左翼运动发展路綫的制定。还有左翼领导者如何制定路綫的智慧，这都影响左翼发展路綫的成败!

 

　　共产党就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政党

 

　　探索新加坡的历史，不可不涉及马来亚和马共的历史，否则就不完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最终要达到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所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必然不允许共产主义运动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总会不惜一切运用高压的白色恐怖手段，甚至恐怖军事手段来扑灭任何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来亚共产党成立於1930年4月30日，一开始便遭受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无情镇压，马共的天敌就是英国殖民地政府。马共面对强大的殖民地镇压机器，艰难地进行地下的非武装活动，协助组织职工会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参与学生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帮助妇女团体争取应有的权益，组织抗敌後援会，积极支援陈嘉庚领导的筹赈会活动。残酷的殖民地政府无情地采取白色恐怖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有嫌疑与共产党有关的老百姓进行逮捕、监禁、驱逐出境，甚至处死。

 

　　马来亚共产党与英军合作共同抗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8日，山下奉文率领的日军进攻马来亚东北部的哥打巴鲁，掀开了进攻马来亚的序幕。此时日军攻势凶猛，英军节节败退，马共抓住了机会向英军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9日，殖民地当局在新加坡与马共达成双方合作抗日的协议，由英军在新加坡设立101特别训练学校，对马共的志愿人员进行军事训练。1942年1月10日，马共在双文丹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大队，正式在马来亚广阔的森林里拉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而十余万英军节节败退，英军总司令白思华於2月15日在新加坡高举白旗投降，结束了在马来亚的殖民地统治。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则继续在马来亚的土地上抵抗日本侵略军。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战争中，抗日军越战越勇，部队由数百人发展到超过万人的力量，马共的非武装组织也日益壮大遍布全马的各个角落。日本投降後，人民抗日军即迅速开进城镇接管政权，并成立“人民委员会”担负起社会治安管理工作。

 

　　马共与英国殖民地合作的基础消失

 

　　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时，马共的武装部队在全马各地占据非常有利的战略位置。马共与英军合作的前提是抵抗共同的敌人日本，日本战败投降後，马共与英军的合作基础就自然消失，双方的关系自然就会转化为敌我的矛盾。殖民地统治者是马共的死敌，毫无疑问重返马来亚的英军是马共最大和唯一的敌人。基於1942年2月15日，英国结束了马来亚的殖民地统治，抗日战争後期，马共领导人理应制定一个符合马来亚各民族利益的革命路綫，组建一个独立民主的马来亚，迅速开展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綫运动。争取马来民族左派的同时也应争取各州苏丹的合作，在马共强大武装的基础下，只要各州苏丹在合作上得到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保证，苏丹和封建贵族与马共合作一起抗击英军的登陆完全是可行的。

 

　　日军投降，在马来亚的土地上，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是国际公认的、合法地在马来亚与法西斯作战，为马来亚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武装部队。马共完全可以发动群众，以及领导部分投降的日军，展开全面抗拒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的战争。这是马共堂堂正正领导马来亚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正义战争，是一场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公义的战争。战争一开始英军无法迅速从欧洲调动大部队来马作战，而英军在二战时投降日军就已结束了对马来亚的统治，英军重占马来亚是侵略者，完全处於被动的战争格局，马共的武装力量完全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可惜马共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机会，马共总书记莱特认为英军是战时盟友，不应与之为敌。在莱特《八大主张》指示下，马来亚共产党接受马来亚再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人民抗日军不得抵抗英军登陆，并接受英国军政府的管制，解散了“人民抗日军”和“人民委员会”并上缴武器，解甲归田。英殖民地当局则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英军最高统帅还颁发荣誉勋章给马共的军事指挥员，马共欣然接受英国人的继续统治，遵循所谓“和平宪制”来进行公开的活动。

 

　　陈平对马共历史的反思

 

　　由新加坡MediaMastersPteLtd出版的《我方的历史》第105和107页，陈平提到在阅读莱特指示马共中央於1945年8月25日公开发表的《八大主张》文件时的内心感受，“当我阅读这份还没发布的纲领草案时，我的心开始下沉”……“我意识到这个纲领明显是个为了讨好重返的英军的无趣动作”……“杨果的笔记及他的口头解释加深了我的失望。他说莱特在会议中提呈了一份指示，该份指示基本上和他在十个月前於双卜丹所说的是180度的转向”(笔者按：“十个月前说的”是指马共的《九大纲领》)。陈平的回忆说明，当时陈平的内心深处在质疑马共总书记莱特《八大主张》的和平路綫。第108页，“那是8月25日，党内的革命情绪从来没有如此沸腾高涨，我们大多数的游击部队，在过去的七天内，已经作好准备继续战斗，这次的对象转成了英殖民军队”，陈平的这段回忆说明马共广大指战员已作好与英军作战的准备。第109页“许多日本军营放出讯息，他们愿意转到我们这一边，并把大量的军火武器一起带过来”……“日本的突然投降给予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整个局势扭转成我的优势，然而我们却没有好好把握它，我们还把它给丢弃了”，陈平客观地深刻反思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认为当时没有好好把握机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抗击重返马来亚的英军。而当时所有的马共高级干部，确实是欠缺魄力，欠缺独立思考的素质，来研判《九大纲领》和《八大主张》两条截然不同的斗争路綫，只能无奈地盲目遵循党领袖莱特出於私慾的错误和平路綫!1947年莱特被揭发是叛徒出逃後，陈平接掌总书记一职。《我方的历史》第177页，“对於我作为党的新领袖来说，官方正式承认党为合法组织，是马共的基本目标”，也说明了以陈平为领袖的马共对英殖民统治者还是抱有幻想!

 

　　英军再次占领马来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英军统帅蒙巴顿迅速宣布要再次占领马来亚，成立马来亚军事管制政府，全权负责日军受降事宜，并向唯一在马来亚抗击日军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发布命令，不得进城接受日军投降。在马共的充分合作下，9月4日英军在马来亚西北部槟榔屿登陆，5日登陆新加坡，12日蒙巴顿亲自抵达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完成了英军对马来亚半岛的重新控制。

 

　　经法西斯战火的洗礼，亚洲人民渴望独立自由的民族意识普遍高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地统治的民族主义火焰到处燎原。印度、缅甸、越南、印尼、柬埔寨、寮国等地人民前仆後继地争取民族独立，先後击溃了殖民地统治者，成为民族独立的国家。整个亚洲的反殖形势大好，鼓舞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自治、独立的决心。

 

　　英军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充分配合下，轻易地重新军事占领马来亚，英国人得以在马来亚的土地上立足，再次实施殖民地统治。马共被承认为合法政党，可遵循《和平宪制》来进行活动。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政和文化的综合力量，占据了所谓“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道德高地，西方的这些道德不过是一种麻痹人民意志的精神鸦片。历史充分地证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从来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後盾，通过残酷战争暴力来攫取他们需要的利益，所谓《和平宪制》不过是烟雾而已。历史事实也充分有力地说明马共在莱特认敌为友的误导下，制定实施与英军“和平”合作的战略路綫是错误的，陈平已在《我方的历史》中反思了这段历史，指出莱特《八大主张》是错误的和平路綫。

 

　　英国人重占马来亚的宪制进程

 

　　英国在马共的合作下，重新牢牢掌控马来亚的统治，实施所谓《和平宪制》框架。马来亚各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政党以及进步社团，以和平的方式，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摆脱殖民地统治。这些政党除了马来亚共产党，还有马来国民党、马来青年觉醒团、马来妇女觉醒团、马来亚农民阵綫、泛马职工总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亚民主同盟等左翼政团。

 

　　1946年1月22日英殖民地发表《马来亚联邦(MalayanUnion)》新宪制白皮书，受到以拿督翁为首的马来封建集团的强烈反对。4月1日马来亚联邦成立，曾德宣誓就任马来亚联邦总督，结束了英国军事政府。各州苏丹拒绝参加曾德的就职典礼，抗议马来亚联邦宪制白皮书，同时马来贵族及其追随者帽缠白带致哀7天。英国人意识到马来封建贵族集团是保护英国人利益的好伙伴，转向与马来封建贵族集团，以及右翼马来种族政党的合作，继续商讨有关马来亚的宪制。

 

　　1947年4月1日，英殖民地公布《联邦宪制建议书(TheFederationofMalayaAgreement)》俗称蓝皮书，取代白皮书，引起全马各族人民的反对。全马人民为了达到广泛的团结来形成巨大的力量，组成泛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和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这两个联盟的组织於1947年7月，一致通过了《人民宪章(PerlembagaanRakyat)》要求取代英殖民地政府的蓝皮书，并得到土生华人资本家陈祯禄的支持，成功地联合工商界包括印度族商界，於10月20日发动了全马总罢市，以显示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这是战後新马左翼力量达到最高峰的时期。狡诈的英国人面对澎湃的反殖力量，继续拉拢马来封建贵族集团，以及右翼种族政党来撕裂人民的团结，拒绝了《人民宪章》的建议。一意孤行的英国人於1948年2月1日强行实施《联邦宪制》，新马从此被分割，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进一步掀起反对殖民地统治的滚滚浪潮。反殖运动波涛汹涌铺天盖地而来，加上战後人民在水深火热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工人们为了争取基本的生活权益，全马各地的工潮此起彼落，人民的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英国实施法西斯的“紧急法令”

 

　　英国殖民地政府收买了马来贵族集团，以及以种族为主的政党後，1948年6月20日宣布全马(包括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紧急法令”剥夺各族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结社的基本权利，严厉限制所有的政治活动，封闭各民族所有反殖左派工会和社团。无须罪证军警可到处抓嫌疑人，无须法庭的审判便可拘禁任何嫌疑人，拘捕了成千上万的反殖精英。全面镇压波澜壮阔、气势磅礡的反殖力量，企图扑灭遵从和平宪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殖运动，从而延续殖民地的统治和确保英国人的政治、经济利益。

 

　　马共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莱特误导下的所谓“和平路綫”彻底破产。马共只好走进森林，重新拿起武器号召人民武装抗击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此时英国人已重新牢牢掌控马来亚的统治，殖民地统治者指控马共是叛乱者，出动英军是在进行戡乱而不是战争，无须承担战争的责任，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与日军投降後，若马共敢於领导各族人民武装抗击英军登陆的战争，显然整个战争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

 

　　森林游击战争爆发後，整个马共组织和武装部队完全处於被动的状态。英国殖民地当局动用所有的媒体，展开丑化马共的宣传攻势，占据了社会的舆论高地。英国殖民地军事指挥官布里格斯(Briggs)在1950年下半年实施《布里格斯计划》，指控马共为叛乱的“恐怖”份子，极积推行所谓“新村”的集中营规划，将森林周边的村民全部赶到集中营，过着自由受限制的军事管制生活，《布里格斯计划》沉重地打击了马共游击队的情报和给养。1951年10月5日，马共的小股游击队在福隆港的一次伏击战斗中，偶然击毙英国殖民地驻马最高专员葛尼。即使此战振奋了马共的士气，但马共部队依然处於非常被动的挨打局面，为了生存不断地往北撤，最终在马泰边界泰方的山区建立了根据地，马共公开宣布其武装部队不是针对泰国政府及泰军。

 

　　泰南的居民以华族村落和马来族村落为主，马来族村落有分离主义份子对抗泰军。泰南山区环境复杂，马共的马来部队获得马来人的同情，华人部队经常保护华族乡村的安全，因而护得华人的支持，泰军和英军及其继承者马军都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消灭马共的游击队。

 

　　英国的去殖民化政策

 

　　英国殖民地统治当局面对新马人民声势浩大争取独立的形势，不得不策划去殖民化的政策，推行逐步走向自治和独立的宪政，积极培养亲英国和西方的统治者，以便保护英国人的利益。马来亚联合邦於1955年7月举行议会选举，在殖民地当局高压操控下的宪制选举结果，由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等以种族为主的政党联盟获得胜利，在殖民地当局安排下组织了自治政府。1955年12月28日，以马来亚首席部长东姑鸭都拉曼为首的代表团和以陈平为首的马共代表团在马来亚北部吉打州的小镇华玲举行和平谈判。这次和谈由於东姑鸭都拉曼毫无诚意，只是利用马共作为赴英伦独立谈判的筹码，所以和谈失败，森林战争继续。

 

　　终结森林战争

 

　　上个世纪60年代末，马共北马局的肃反斗争引发了内部分裂，到了70年代开始分为三派，即北马局的马共中央、革命派和马列派。马共的内斗大大削弱了马共的力量，这是确切的客观效果。基於派系的原因，原八支的“革命派”和十二支二区的“马列派”也各有各的盘算，迟至1983年12月5日，两派终於取得协议并凑成马来西亚共产党，正式宣布与马来亚共产党分道扬镳。1987年马来西亚共产党中的革命派和马列派先後各自与泰军谈判後，决定停止武装斗争上缴武器，承认泰国宪法获准在泰境建立友谊村，重返社会的正规生活，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活动只有4年就走进历史。泰国政府、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三方的代表在泰国南部合艾市举行和平谈判，1989年12月2日，三方签订《合艾和平协议》。马共下山放下武器终结武装斗争，获准在泰南建立和平村定居，接受泰国宪法。另有三百多位前马共成员获准返回马来半岛定居，接受大马宪法，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不足60年。

 

　　英军在马来亚犯下恐怖的战争罪行

 

　　马来亚在森林战争期间，英军为了隔断马共游击队与老百姓的接触，将老百姓住了几十年的家园放火烧毁，将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驱赶到所谓“新村”的集中营生活，剥夺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实施法西斯的军事管制。1948年12月12日，英军在雪兰莪州峇冬加里(BatangKali)蓄意屠杀手无寸铁的橡胶园胶工，他们集体被英军以极不人道的方式屠杀，酿成惨绝人寰的恐怖惨案，英军在马来半岛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1952年5月10日英国《工人日报》刊登一个英军左右两手提着被杀害马共游击队员头颅的照片，一些女游击队员被击毙後，还被剥光衣服淫辱，这是何等的残暴，种种确凿的证据证明英军才是马来亚森林战争中真正的恐怖份子。探索历史还原真相，同时也是对当年英国殖民地残暴统治的控诉。今天马来半岛民间社会成立了“追讨英军屠杀罪行工委会”，誓要通过司法途径坚持打一场跨国官司，誓为当年惨遭英军无辜屠杀的受害华族村民讨回历史公道，道歉赔偿，同时也揭开尘封的历史，认清殖民地统治者的残暴面目教育人民。

 

　　海峡殖民地新加坡

 

　　新加坡是马来亚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英军统帅选择了在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成立军事政府。基於亚洲人民普遍觉醒以及马共的配合，军政府成立了谘询委员会，象徵性地谘询民意来管理新加坡，成员包括马共代表和各界人士。军政府容许人民生活拥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允许组织政党和社团，以此麻痹人民的反殖情绪，暂时缓和民情，以便巩固殖民地政权。马来亚共产党当然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合法的政党，此外，马来亚民主同盟成立於1945年12月21日，它是由各民族以及各种政治派系(包括马共)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成员包括左、中、右的政治派系都有，大部分都是受英文教育者，主席是何亚廉律师、秘书长是林丰美，其他成员有约翰伊峇、林建才、陈书然、新加坡马来人协会主席阿都沙末、国民党代表陈祖南、马共代表伍天旺以及马来国民党的代表等等，他们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

 

　　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八大纲领：

 

　　一、争取自治的马来亚，并留在英共和联邦内。

 

　　二、成立一个民选代表所组成的立法议会。

 

　　三、不论什麽种族，性别，宗教和财产，年龄达21岁的公民都有投票权。

 

　　四、完全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五、进行教育改革，包括提供免费小学、中学和技能教育。

 

　　六、实施社会保险计划，包括全国的免费医疗服务。

 

　　七、改善人民生活水准。

 

　　八、马来亚人就业机会一律平等，铲除肤色歧视。

 

　　1946年4月3日，英国恢复统治新加坡後的第一任总督金森就任，英国殖民地民事政府取代英国占领军的军政府，民事政府设有殖民地行政议会和以殖民地官吏为主的立法议会，形成了战後统治新加坡的殖民地机构。

 

　　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总督金森主导下，立法议会举行第一届选举，通过选举选出六位立法议员。在殖民地官吏操办下，新加坡九十余万人口仅有二万一千余名合法登记选民，民主同盟和职工会等左翼政团抵制了这次不民主的选举。选举期间成了支持选举和反对选举的宣传战，参与投票的登记选民也只有一万四千余人，以黎觉为首的亲殖民地极右翼进步党取得了三席，其他独立人士三席。

 

　　“紧急法令”下的新加坡

 

　　战後物质奇缺，人民生活极为艰辛，工人示威抗议和工潮频频发生。殖民地上层社会所谓的“民主”游戏，第一届立法议会选举後的3个月，英国殖民地统治当局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24日，警方首次行动搜查职工总会、新民主青年团印人分团、司机工联会等，逮捕5名印度人、两名华人。马来亚民主同盟於24日宣布自动解散。马共星市委於9月间成立“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英殖民当局通过“紧急法令”抓捕了数以千计反殖运动的积极份子并驱逐出境，大部分的左派工会和文化社团都被封闭，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新加坡社会，左翼反殖力量遭受严酷摧残。

 

　　1950年期间，马共在新加坡仅有的三名市委相继被捕，其中2人(包括书记)叛变，副书记陈夏被驱逐到中国。马共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幸存“学生委员会”属下的个别单位和以铁锋(黄福光)为主的单位(地下武工队)各自独立进行反殖活动。据《方壮璧回忆录》附录一〈天若有情谈笑间〉指出，方壮璧在“学委”个别单位照顾下隐藏起来，编写马共地下报纸《自由报》的工作，马共组织已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当时几乎所有幸存的工会和社团的活动陷入低潮，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郁抑的气氛，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意志依然在内心中燃烧，无法熄灭。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与人民无法调和的矛盾，只要殖民地统治存在的一天，反对殖民地主义的左翼运动和组织就必然会出现，因为产生左翼运动和组织的社会根源，是来自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人们参与左翼运动和组织的主观意愿是结束殖民地统治，由人民当家作主。

 

　　铁锋(黄福光)被捕後成功逃狱，再次被捕就被驱逐出境，随後其单位由於叛徒的出卖被瓦解。“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在幸存个别“学委”的独立领导下，依然顽强活跃於地下，为反殖运动和工人运动播下火种，为星火燎原的左翼运动增添动力，殖民地统治当局无法将其扑灭。为了配合左翼运动大张旗鼓公开发展的形势，1957年马共解散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同时停止出版《自由报》。

 

　　英校大学生的政治觉悟

 

　　1949年殖民地政府将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和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合并成为马来亚大学，目的是更有效地培育殖民地的高级公务员。然而大学的图书馆有着范围极广的各类英文书籍和世界刊物，包括报导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势，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政治思想论述的参考书。一些大学生通过阅读这些读物，普遍都认识到亚洲各地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是正义和不可抗拒的。大学生因而关注新马反对殖民地主义和争取独立的形势，一些马大学生兴办了《马来亚胡姬花》刊物，反对殖民地主义，宣扬民族自治，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注意。

 

　　1951年1月，殖民地警察逮捕了数十名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份子，他们反对殖民地统治，涉嫌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有关。警察同时进入马来亚大学校园，逮捕涉及民主刊物《马来亚胡姬花》活动的大学生，马大学生会为此进行筹款活动，协助被捕学生筹措法律经费。英文教育大学生的活动受到了压制，学生内心感到愤慨，深深不满英殖民地当局的所作所为，民主意识和言论自由的情绪高涨。一些学生领袖包括Rajakumar、林福寿和傅树介等，依然充满勇气冲破沉闷气氛，酝酿成立学生公开论政的组织。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立

 

　　1953年2月“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终於成立，它的章程明确表明在公开和宪制环境下活动，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殖民地主义，同时以马来亚意识为基础广泛团结各族人民，并包容各种不同的政见，研究马来亚的团结方法。因此首届“俱乐部”的主席是王赓武、秘书长是Oorjitham、财政是傅树介、S.Woodhull是出版秘书，其他成员有Rajakumar、Hashimsultan等人。不久出版了刊物名称为《俱乐部喉舌》，1954年2月改名为《华惹(Fajar)》。1954年5月10日《华惹》第7期刊登了一篇社论“对亚洲的侵略”，该社论表达了对殖民地统治的不满，以及整个区域要求摆脱殖民地桎梏而情绪高涨，触及殖民地统治者的敏感神经。5月28日警察进入马大校园，逮捕了《华惹》编辑部的8名成员，企图通过殖民地的司法手段来打压大学生的正当活动，以煽动罪控上法庭。俱乐部设立“华惹辩护基金”作为官司的经济基础，主要捐献者还包括李光前和陈祯禄，这充分说明了开明的资本家也积极支持正义的反殖社会民主运动。这份由受英文教育大学生办的《华惹》是新马重要的左翼刊物，是华校中学生和南大学生喜爱的读物，直到1963年2月才被查禁。

 

　　《华惹》案订於1954年8月23日至26日审讯，主要辩护律师是著名的女皇律师布里特D.N.Pritt，他的助手是李光耀。在双方律师陈词後，法官F.A.Chua认为控方指控《华惹》煽动的表面罪状不成立，宣判所有被告无罪释放。《华惹》案的判决令人雀跃，在“紧急法令”下，通过司法的斗争让人们更有信心地宣扬民族主义，增强人民的决心去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地主义。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不久，Oorjitham和马大学生会一些成员以及其他学生，包括陈成发、陈蒙鹤、林使宾、林福寿等人，联同吉隆坡工艺学院、沙登农业学院和师训学院等组织了“泛马学生联合会(PMSF)”。1954年5月“泛马学生联合会”声援了华校中学生申请免役的5.13学潮，支援“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并接纳其为成员之一。1956年南洋大学成立，南大学生会也成为“泛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份子与华校学生建立了密切、互动的良好关系。各种源流的学生运动走向互相支持和团结的局面，促使受英文教育、马来文教育和华文教育等源流的年青人团结在一起，形成“紧急法令”以来新加坡反对殖民地统治的各种源流的学生运动空前大团结，一浪推一浪走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