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革造反保守和抄家等问题

谈文革造反保守和抄家等问题

（由本人跟贴汇编修改）

徐水良

2015-2-4日

文革高潮三年间，有两次抄家高潮（同时也是批斗、游街、打人、杀人、死人的高潮）。文革初期抄家风，主要是保守派搞的；清队时抄家，由军管会革委会党组织、即党核心组领导。造反派往往是两次抄家风中，反黑五类、清队、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阶级敌人的受害群体，尤其是清队抓516那一次，造反派是主要被打击清理的对象之一。

当然。造反派人数众多，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一部分造反派是被抄家被打击的受害者，一部分造反派是被迫或跟风的追随者，造反派第三部份占人数大多数的则是旁观者。

语言是约定俗成。当时约定俗成定义是造当权派的反，称为造反派。保当权派的，称为保守派。

其中，保皇派中，干部子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占多数，是保守派的骨干力量；造反派中，却是一般平民子女和家庭出身不好，受歧视压迫的占多数。

造当权派反就是造反，这不仅是文革，也是中国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中文语言，中文概念。

即使当时造反派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比保守派贪官皇帝一起保要好。

连水浒梁山造反的好汉，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大宋皇朝，总不能说梁山造反派不如做贪官鹰犬保贪官保皇帝的那些保守派好。

不能按照老毛批水浒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类逻辑。说造反派不如保守派，或者与保守派一个样。

有人说，造反派就是毛泽东的狗腿子。

实际上，造反派大多是被毛蒙骗的、对现实不满的民众，保皇派才是中共和毛的嫡系走卒。

一般造反派民众，最多是被毛蒙骗借用的借用力量。保皇派才是中共和老毛，尤其是现在掌权的邓左权贵的嫡系走卒。

而从文革前，到文革，一直到现在，迄今为止，拥护及力保中共当权派和中共特权体制，长期坚持反对、攻击、污蔑革命、污蔑造反立场的保皇派保守派，包括伪装成民运、多少年反对和污蔑革命的花瓶特线民运，才是中共、邓左权贵及毛左的嫡系走卒。

有人说：保皇派在当时非毛嫡系。但在文革初打人杀人的，是这帮人。

文革初打人杀人的，主要是保皇派，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保皇派尤其是红二代干部子弟，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打人杀人，恰恰因为保皇派其实正是毛共嫡系，才有持无恐。

但毛为打倒刘少奇，抛开嫡系，借用异已力量造反派来援助他搞内斗，用来打倒刘少奇等政敌。

保皇派这批人以毛共当权派为主干，党团员积极分子尤其干部子女为组织骨干及群众基础。这些人从来是毛共的依靠力量。

相反，造反派与毛共从来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往往是毛共打击对象，从来是异己力量，不是依靠力量，他们不过因为不满现状及中共当权派，于是被毛及毛派欺骗借用，借用来打倒毛共自己党内政敌的外部异己力量。

所以，等打倒了刘少奇，三年文革后期，成立军管会革委会以后，尤其九大以后，毛马上就把造反派抛弃，立刻又依靠原先的党政军组织的嫡系力量。

后来中共领袖从老毛转为邓小平，毛共变成邓共，保皇派和当权派，又自然而然成为邓共嫡系。

有人说：奉旨造反作为文革工具，造反派保皇派都一样。

这是闭着眼睛说话，不符历史事实。不能把文革两派两派说成完全一样，没有差别。

虽然当时造反、保守两派都打造反旗子，保毛旗子；虽然反贪官反当权派与反皇帝反帝制，反当权派与反共产党都不能完全等同起来。但他们两派之间，仍然有很大的本质差别。其组织成分、观点、立场和行动仍然非常对立。

如果抹杀两者差别，那现在官僚权贵、官二代、红二代与一般平民民众的差别和对立，也不存在了。

邓左权贵及其走卒，邓共当权派，自毛派四人帮垮台以后，几十年丑化造反派，美化保皇派，各种文章和文艺作品，铺天盖地，把毛派四人帮、毛共邓共当权派和保守派干的一切坏事，都推到大部分时间是被打击、被欺骗、被迫害的受害者造反派头上，把一切好事加到加害者、迫害者中共当权派和保守派头上，这完全不符事实，完全颠倒了文革中的历史事实。造反派的最大错误责任，是必需对部分武斗承担责任（武斗的大部分责任，仍然要由毛、毛派、毛共、军队和当权派负责），但造反派毕竟只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当现在邓共颠倒黑白的做法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又转而抹杀两者差别，说两者没有差别。这些说法，都不符合事实。所以，绝不能当邓左权贵的走卒，颠倒黑白，或者抹杀两者差别，把两派一起抹黑。

再说一遍，事实上，现在官僚权贵、红二代、官二代与民众及民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是文革当权派保守派与一般民众及造反派矛盾和斗争在当代的继续；如果抹杀两者差别，那现在官僚权贵、官二代、红二代与一般平民民众的差别、对立和斗争，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现在民众和民主力量反对官僚权贵的斗争，其目标和道路，与文革受毛欺骗，去完善所谓的阶级专政，建立中共全面专政，恰恰完全相反，绝对相反。文革是从专制走向更加专制；但现在的民主事业，却是要从专制走向民主。这一点，中国民主力量，已经启蒙和宣传四十年了。但是，广大民众和中共权贵的矛盾和斗争，其本质始终没有变，并且其矛盾和斗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超过文革前和文革时期几十倍、上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