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摘录与评论

《邓力群自述》摘录与评论

潜艇

以下斜体文字全部摘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1、充当邓小平的干将

（1）蜜月期

1975年7月5目，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简称政研室）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事情，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我一直不愿意去（《红旗》当副总编），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这点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可以继续帮他做点事情。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去党校，对汪东兴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愿在他手下工作。这样，总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来了。这些态度和活动，其中心就是相信邓（邓小平）还会出来，等他出来后，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工作。

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邓小平同志也认可此事。很多地方传，邓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

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这是经过王老（王震）反映上去的。

召开这两个会，贯彻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总结了好的经验，对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两个会上，我（邓力群）都作了长篇讲话。

邓小平：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邓力群）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

（2）裂缝期

邓小平与我（邓力群）谈话时（1986年9月18日），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胡耀邦）、赵（赵紫阳）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3）总结

协助邓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2、“出卖”了胡乔木

保胡乔木实际上帮了邓小平。如果那时把乔木一棍子打死，那么以后十年(1976-1985年)邓小平主要著作的文字就不会是那样的面貌，《邓选》的面目可能完全两样了。意思可能还有，但文字、道理可能就很不同了。现在收进《邓选》的那些著作，主要都是乔木主持下帮助整理的。在这方面，没有比乔木更强的人。

胡乔木还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视学习理论，尽管过去在延安规定过“干部必读”，要求读多少本书，但后来忙于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后，又重新出“干部必读地；以后又指定学习30本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地读。乔木的意思是说：相比之下，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3、反对“文革”

在起草、讨论和修改国庆三十年讲话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反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胡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

1976年“四五”运动时，邓英淘多次去天安门，回来后写了诗、写了词，抒发自己的悲愤心情。

在这个运动中，干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干部没有去，但更多的是他们的子女代表了他们的老子的意见，一方面对“四人帮”不满意，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受那种对待表示不理解。

4、关于“八九运动”

而（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件大事情——1989年"政治风波"一来，和我观点一致的人，没有一个表现不好的；而那些和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在风波中间却表现得不好。中国古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赵紫阳这样处心积虑地来对付邓力群、对付研究室，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他就得到了报应。研究室究竟干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室内的同志多数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用一年、两年就得出结论了。"八九政治风波"是个考验啊！

5月26日，陈云同志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5、给黑《修养》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写了一篇为《修养》翻案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

6、其它

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评：乌鸦站在煤堆上，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赵紫阳们搞欧美式资本主义，你们要搞苏修式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半斤八两，谁也别笑话谁！）

邓力群死了，泛左翼又是一番大张旗鼓的悼念和吹捧，俨然送走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左派”一样。其实不然，邓力群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左派”而已，即“官左”。

“改革开放”以来，当局内部对如何搞复辟有分歧，胡耀邦、赵紫阳一伙主张“改旗易帜”，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则青睐文革前十七年有浓厚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路线，并要进一步发展这条路线，走“苏修”资本主义的道路。两伙人互相攻讦、拉帮结派，企图在复辟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邓小平洞若观火，居中掌握两边的政治平衡，经济路线上倚重胡赵，思想理论路线上重用胡乔木邓力群，早期两派的势力旗鼓相当，互相对峙。1986年，邓疏远胡乔木邓力群，赵紫阳一伙势力占据上风，在各个领域大力推进其政治主张；1989年，赵紫阳一伙因 “八九运动”而被清理，“老左派”卷土重来，回光返照了两年多。1991年末苏修解体，邓小平看到苏修模式僵化的弊端，继续走下去必然步苏修垮台的后尘，决心要闯一条复辟的新路子，于是有了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经济上全面学习欧美资本主义。“老左派”逐步被边缘化、离开了权力中枢，但他们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就拿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攻击江、胡时代的经济复辟，企图重回当局的权力中枢，所以他们经常搞“上书中央”、聒噪着要开“遵义会议”，把当局的政治路线拉到他们希望的方向上。

“老左派”一直投鼠忌器，既想把不走他们政治路线的人搞掉，又想保住现政权，斗争思路就是“清君侧、诛晁错”，但因为他们没有谈判筹码而望洋兴叹。2000年前后，民间左派通过网络逐步兴起的时候，“老左派”喜出望外，认为控制这股民间力量可供其向当局施加压力和抗衡自由派，便把曾经跟随毛主席干民主革命的故事翻出来，把自己打扮成“老革命”来对新一批革命者指手画脚。他们的确也迷惑、收拢了一些左翼，其结果就是过去数十年中国左派的发展相当曲折、走了不少弯路，发展缓慢，韩德强、张宏良这些“保党救国派”的坐大就和他们的姑息、纵容甚至支持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