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评当今国内思想领域里的一些出奇言论 ... ...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

——评当今国内思想领域里的一些出奇言论

华  鸣

一

前央视主持人柴静最近推出了一部名为《穹顶之下》的纪录片，力陈环境污染特别是煤炭污染对人们的危害，其立意本来是好的，但是柴静却从一个好的立意中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她认为之所以煤炭污染如此肆虐，是因为当今中国煤炭使用太多而石油、天然气使用不够，而之所以石油、天然气使用不够，是因为中石油、中石化对国内油气市场实行了垄断。柴静主张打破“两桶油”对油气市场的垄断，引进私人资本，她认为这样就能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实际上，我国的煤炭目前主要用于发电、冶炼、水泥、化肥等生产领域。这些领域里的煤炭是否可以用油气来代替，这是相关生产企业的技术问题，还牵扯到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问题，即使把私人资本引进油气市场，相关行业的生产企业也不可能都改用油气。再说，即使相关生产企业都改用了油气，是否就能减轻大气污染，仍然是个问题。所以说，柴静的逻辑非常混乱，智商极其低下，这就不用说了。

最近，《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什么才是雾霾的罪魁祸首》的文章，作者据说是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叫做陈学明。读了这篇文章，看来这位教授的智商确实比柴静高一点。他的文章说：

中国的雾霾已经到了谈霾色变、人人自危的程度。为什么我们在消除生态危机方面如此举步维艰？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优秀思想资源，还是在我们面前发生的客观事实都清清楚楚地显现出，造成生态危机，带来严重雾霾的不是别的，正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无限展开使我们陷入如此的灾难之中。资本逻辑与生态的这种对立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自从它来到人间，特别是当它成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以后，它对人类，对自然界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里，复旦教授说得是非常正确的。他接着说：

既然资本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雾霾的主因，那么我们应当自然地得出结论：消除雾霾就应当在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上下功夫。但令人不解和痛惜的是，现在不断有人给中国消除雾霾开出的“药方”是进一步推进资本化，即让一切资源、能源进入市场变成用来交易、挣钱的资本。与此相应，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带来了雾霾，主张打破垄断，让中国涌现出无数个私人企业进行自由竞争，以此缓解甚至消除雾霾。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进一步强化雾霾的“发动源”。

企业不管多少与大小，只要它们奉行资本逻辑，都会与生态相冲突。打破能源垄断，听起来激动人心，但很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雾霾。可以说，国企更有可能在消除雾霾上有所作为，因为它们按其性质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它更有条件和责任“跳出”资本逻辑。国企现在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不等于它就没有这一“先天优越性”。

很显然，这篇文章是针对柴静一类的观点而发表的。文章明显不同意将国企私有化，认为只有国企才有可能跳出“资本逻辑”，更好地解决污染问题。

然而，文章接着却笔锋一转，说道：

我们提出通过正确对待和利用资本来消除雾霾，是不是就主张当今就完全废除资本逻辑？不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的目标是多元的，当今中国人民既有消除雾霾、保护生态环境的指向，同时又有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目标。前者要求我们限制甚至消灭资本逻辑，而后者又迫使我们利用甚至发展资本逻辑。这就使我们陷于两难境地。如果一味地限制资本逻辑，我们就会回到“老路”上去，而倘若只是执着地利用资本逻辑，我们则会拐入“邪路”。

这位复旦教授的意思，要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就只能利用甚至发展资本逻辑。真不知复旦教授这一逻辑是哪里来的。按照复旦教授的意思，如果一味地限制资本逻辑，我们就会回到“老路”上去。“老路”？就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开”之前这段时期中国走的路吧？这段时期，中国确实是限制甚至废除了资本逻辑，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把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拥有多项尖端技术的国家。这一“老路”为什么不可以走呢？复旦教授没有解释。至于所谓“邪路”，恐怕就是指柴静一类所指的路吧。复旦教授接着说：

既不回到“老路”又不走“邪路”的中国道路，就是要走出这种“两难境地”，开辟出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免受雾霾之苦，又能发展经济、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新路”。这就是中国道路的艰难与可贵之处。这条“新路”目前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的，但我们中国人民应当有信心把它开创出来。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贡献。

呜呼，真是吹牛吹得太大了！所谓的“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新路，其实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中庸之道”，这条中庸的“新路”，已经走了三十多年，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又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变为对外依赖型的发展，完全重复着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还要“对人类文明做出莫大贡献”？恐怕为时已晚吧。

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历来是统治阶级搞阶级调和的思想工具。毛主席在读艾思奇的《哲学逻辑》一书时曾经写道：“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诚哉斯言！

二

“腾讯网”“今日话题”栏目，经常刊登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鞭挞丑恶现象的好文章，值得肯定。但是，最近该栏目刊登的一篇署名刘彦伟的文章，实在水平太低，太挑战读者的智商了。

该文题目叫《那些教孩子诬陷救人者的家长》，说的是今年2月26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一名大三学生孟瑞鹏为了救两名落水儿童不幸身亡，被救儿童的家长反而教唆孩子不承认被孟瑞鹏所救。另据报道，后经河南濮阳警方还原事实真相认定，孟瑞鹏溺亡前有救人行为；落水儿童母亲过后也承认，因害怕担责任，教小孩说了谎话。

刘彦伟的文章还叙述了另外几件当今社会儿童被救、身为家长的却教唆孩子不认恩人的事件，还联系了当今社会屡屡出现的一些老年人摔倒之后反诬好心扶他的人是肇事者，即所谓的“讹诈老太”事件。

然后，刘彦伟把上述不讲道德的行为归结为所谓“中国传统生存智慧”，并且说：

在去年8月上映的电影《洋妞到我家》中，有这么一个场景：陈建斌饰演的爸爸对家里聘请的外教说（大意）:我们中国传统讲究礼让，有孔融让梨的故事。而外教却反驳说：为什么要让，我们西方人就是讲究把最大最好的留给自己。然后外教挑走了桌上最大的梨，起身时又把剩下的一个也拿走了。

现实中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和孩子抢梨的外教，即便有，恐怕也绝不代表西方有这样“不礼让”的风俗（小布什总统曾经专门在清华大学演讲过这个主题）。反倒中国虽然孔融让梨的故事家喻户晓，但现实中“不吃亏”也是中国家长教育孩子的口头禅。据天津市某幼儿园老师们的调查，九成以上的儿童家长在新生入园前或平时曾多次教育子女“不要吃亏”。

教育孩子“不吃亏”，这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传统。古代蒙学读物《增广贤文》有云“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是民间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并行于社会，但实际上前者的生命力要旺盛得多。

看来这个刘彦伟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把西方人捧到天上（而且以小布什为依据）、把中国人贬得一钱不值。

不仅如此，刘彦伟把这种“中国传统生存智慧”的流传，归结为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背离。似乎只要万民弘扬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就不会有上述不讲道德的所谓“中国传统生存智慧”。

紧接着，刘彦伟又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上世纪中叶后的一个时期，中国传统的“生存智慧”又得到发扬光大，尤其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当时一位领导人很久没写诗，而第一次动笔就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你看看，儒家那套“仁义礼智信”已经被视作“秕糠”。相反，秦始皇得到吹捧。

很明显，刘彦伟在这里是剑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他在这里引用的是1973年毛主席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的前四句，而且刘彦伟将该诗几个地方引错了，如“焚坑事业”写成了“焚坑事件”、“祖龙虽死秦犹在”写成了“祖龙魂死业犹在”。当然，这是小问题。真正的大问题是，刘彦伟根本没有弄懂这首诗的本来意思，却在这里胡批乱贬。

为什么说“孔学名高实秕糠”？是因为孔孟之道虽然宣扬“仁义礼智信”，还宣扬“忠厚、仁爱”、强调“克己复礼”，但是它肯定人剥削人的制度、拥护吃人的封建礼教，只要求被压迫者“仁”、“忍”，却放纵剥削者和压迫者，所以说孔孟之道是虚伪的，所以才说“孔学名高实秕糠”。

同样的道理，在当今生产资料私有制盛行的情况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当然会污染每一个人的心灵，家长教唆孩子说谎话、甚至不认恩人的行为才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们信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岂非“瞎子点灯——白费蜡”？

刘彦伟的荒唐就在于，面对当今社会一系列不讲道德的人和事，他不是从现实的社会找原因，不是从现实社会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找原因，而是让已经去世三十多年、曾经带领人民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有制社会、力倡“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毛主席来负责。更荒唐的是，他似乎还想让所谓“中国古代传统”来负责、让中国古代文化中反对儒家的那一部分文化来负责。他在文章中甚至说什么在秦始皇治下，人们之间如何利己、如何冷漠等等，似乎想拉出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来为当今一小部分国人道德素质低下来负责。

刘彦伟的文章，一通“上纲上线”，逻辑却混乱不堪，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像刘彦伟这样的作者，文化水平显然不高，思辨能力实在太低，真的难以服人。

三

署名王忠新的《不讲“共产主义”学“哪门子”雷锋？》一文确实讲得不错，文章指出：“在脱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背景下，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如何依托？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到哪里去讲？雷锋精神的实质又怎能不被抛弃？”文章还指出，“改开”之后，雷锋形象被庸俗化、被当作“变形金刚”任意扭曲，雷锋精神变成了“做好事”、“讲文明”等等。然而，文章却说：“对改开20多年官方拒绝讲到的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理论，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不仅明晰强调，更反复强调”、“习近平意义非凡地重新点燃共产主义理想”。

那个自称“左派”的“法学教授”，专门写了按语，特别推荐这篇文章，并在按语中说：“对于雷锋精神的共产主义，文章作者满怀信心地指出‘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不仅明晰强调，更反复强调。这令人感到十分可喜，而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树立，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叔叔，归来之日也会不远！’”“法学教授”还在按语中呼吁：“全面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坚决遏制私有化浪潮，是摆在一切真正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然而，笔者仔细查阅了2月28日习近平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其中确实谈到要有理想、有信仰，但只是说“要在全党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会家风建设”，并没有明确地、展开地论述共产主义精神呀。而且习总的讲话中还谈到“特别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这是不是可以联系到去年习总亲自参加的祭奠孔子的活动呢？

由此可见，王忠新网友的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实质不可抹杀，虽然指出了“改开”以来对雷锋精神的扭曲，但是文章说“习近平意义非凡地重新点燃共产主义理想”有点儿一厢情愿了，而“法学教授”专门撰写按语、特意推荐此文，恐怕也是看中了“文章作者满怀信心地指出‘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不仅明晰强调，更反复强调……’”这一点吧。如果说王忠新网友有点儿一厢情愿，那么“法学教授”则可谓“用心良苦”了，说重一点儿，就是“用心叵测”了。

无独有偶，韩德强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又关注两会了？》的文章，告诉读者说：“两年过去了，全国人民亲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腐风暴，无不拍手称快。我的心中也升起了希望。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千真万确，党的最高领导层真的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两年后，我感到，中国的政治开始又受到思想的指引了，又有了原则，有了方向了。……习近平正不但在动手术切除政治毒瘤，而且在给中华民族重新注入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通人应该出来帮一把，鼓与呼，为国家，也为我们自己。为国泰民安，也为自己的心安理得。”

在“挺习”这一点上，相比于“法学教授”经常使用的曲笔式语言，韩副教授则更显得坦诚直率。我们还记得，韩副教授还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拥护孔子学说。“法学教授”认为习总在弘扬共产主义精神，韩副教授说习总“正在给中华民族重新注入灵魂”，而这“灵魂”是什么？是孔孟之道？韩副教授没有解释清楚。那么习总所说的“信仰”、“理想”到底指什么？或许还会有人继续“见仁见智”。然而纵观“法学教授”和韩副教授的言论，恐怕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那就是如孔夫子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从孔夫子到当今的某些教授、“精英”，恐怕都有一个共同认识，那就是：最有智慧的，不可能是普通草民，而是“上”；最含真理的思想，也不可能来自普罗大众，而只能来自“上”。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

以上罗列了国内思想领域里几件有趣的事件，可见当今社会思想领域是何等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有些奇谈怪论是何等辱没大众智商。

柴静真的要消除环境污染吗？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让私人资本进入油气市场是其真正目的，其它的她就不管了。刘彦伟如果真要探索如何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恐怕首先需要加强其自身学养、学会实事求是的学风。至于表面上提倡学雷锋，却无视私有制的崛起从而把学雷锋演变为“做老好人”、演变为无原则地“做好事”，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上智下愚”、“中庸之道”以及虚伪的“仁智礼义信”这些东西跑出来，以道貌岸然的姿态来“批判”，这就会使情况更加糟糕。我们平时比较注意批驳极右观点。实际上，出来批判极右观点的一些貌似公允的观点，或者一些贴着“左”的标签的观点，也需要我们加以提防。

对待市场万能论、对待资本的逻辑，必须彻底否定。不要资本家，人民照样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而且会使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和谐、更协调。既敬畏市场、又追逐“公平”，搞“中庸之道”，还自认为是“创新”，只能是重复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既不想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又害怕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泛滥成灾，在“老路”和“邪路”之外探索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小聪明。

在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充斥社会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自然会污染一些人的心灵，自然会造成某些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这正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去挖掘现实社会的根源，仅仅倡导虚伪的“仁义道德”，只能是苍白无力的。在私有制条件下学雷锋，很有可能把雷锋精神混同于假仁假义的孔孟之道。不讲共产主义精神，确实无法真正学习雷锋。

但是，要使得共产主义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弘扬于社会，只能靠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中、在矛盾和斗争中，在与资产阶级作现实斗争的过程中，在改变私有制、重建公有制的斗争中，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逐步认识、认同和选择共产主义世界观。《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经过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弘扬共产主义精神只能变为空谈。靠某个领导人自上而下地提倡共产主义，也将成为对共产主义的空谈。

列宁曾经指出：“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当今国内思想领域里的一些出奇言论，是否也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