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还是要讲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1]周穗明：《当前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载《岭南学刊》2002年第2期。

[2]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和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3]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2005， p. 120.

[4]同注[2]。

[5] 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前的半个月，《人民日报》在1993年10月31日发表了署名为“山东省‘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课 题组”的调研报告《让企业轻装走向市场》，报告认为“企业办社会”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走向市场的一大障碍，基本态度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为后来急剧的 “剥离”制造舆论铺垫。

[6]薛昭：《解决好女职工就业问题》，载《人民日报》1995年6月21日。

[7]转引自石佟：《国有企业下岗女工边缘化地位研究》，载蒋永萍：《世纪之交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8]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338页。

[9]南茜·弗雷泽：《重新思考承认：克服文化政治中的替代和具体化》，载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高静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10]比如，2010年的“宋山木性侵案”中，山木教育集团前总载宋山木性侵对象是公司的女员工。参见李思磐：《山木王朝：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21日。

[11]Iris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林春等：《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流派》，载邱仁宗（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英文版本参 见：“Women’s Studies in China，” in Alison Jaggar & Iris Mario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Wiley-Blackwell， 2000。

[13]刘宁、刘晓丽：《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李小江教授访谈录》，载《晋江学刊》2007年第6期。

[14]李小江：《性沟》，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5]自然是第一性的，国家是第二性的，用第一性的自然可以对抗第二性的国家，就为妇女和妇女研究 / 妇女运动摆脱国家控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16] [美]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英文版本可参见：Tani 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n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17] 尽管绝不能轻视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的西方霸权问题，但是不能以学术民族主义的心态来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问题，需超越中西之争。在批判新自由主义 的问题上，不是“本土的”还是“本土化”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内，而且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尽管各国历史语境不同，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和表 现形式。

[18]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妇女劳动》，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9]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20]Gail Hersh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载吕芳上（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 257～279页、第273～276页、第273页。

[2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22]据笔者的访谈，1957年城市人口精简时，动员工人及工人家属回乡的一个条件是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

[23] 家属工的故事可参见宋少鹏：《“老会战”和大庆油田：萨尔图的故事》，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宋少鹏：《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建筑铁军里的 “娘子军”》，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宋少鹏：《鞍钢二薄综合厂：厂办大集体的前世今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以上三篇均为《开 放时代》封二、封三的“国营厂矿”系列文章。

[24]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4）》，载《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5]中国国内的思潮论争中，曾经有“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模式，而“北京共识”是指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这种中西之争中遮蔽的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以及新自由主义“世界意义的联合”。

[26]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重新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的想象中强调了对“社会”的重视和回归，提出了社会的社会主义（a “social” socialism）的概念，以超越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参见埃里克·欧林·赖特：《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闻翔译，载《开放时代》 2012年第6期。

[27]南弗·弗雷泽：《把参与平等置于正义的优先地位》，载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第324～344页。

[28]南茜·弗雷泽：《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难题》，载凯文·奥尔森（编）：《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