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的几个简要问题

　　　　　　　　　　关于文艺的几个简要问题

                                       （ 文艺五题）

【按】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文章，批判的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缺点是作者当时尚未抛弃马克思主义。

一、文艺的本性是什么？

什么是文艺？或文艺是什么东西？它的根本性质，它的定义，它的根本作用是什么？这是文艺理论、艺术科学、美学必须回答的第一个大问题，一个文艺中最根本的问题。

许久以来，谁要是讲到文艺的娱乐作用，谁就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相反地，文艺的根本性质或根本作用往往被规定为教育。文艺（或革命文艺）往往被定义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武器。其实，把文艺定义为教育，就把它与学校上课、教科书、理论论文、宣传报告、标语口号等等混同起来了。而把它定义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则又更进了一步，把它与各种军事武器、各种社会组织武器、各种宣传手段等等混同起来了。这就是大量说教性作品，或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甚至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四人帮（按：毛泽东）全部文艺谬论的一个根本支柱，也是产生下面要讲到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原因。

文艺产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相类似，人们的精神产品，包括意识文化产品，及精神的人（即人的智力及其它精神要素）。如果不算后一类产品即精神的人，则前一类意识文化产品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性的或其它性质的一般精神产品，这就是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策略等等；另一类，就是精神消费品，它的根本作用，当然就是消费，即娱乐。也就是说，它们是提供人们作精神享受的，对于文艺产品说来，就是供人们作艺术享受的，这就是文艺的本性，它的第一性质或第一作用。不能给人以艺术享受的东西，就不能称为文艺。否定文艺的精神消费品性质即娱乐性质，是完全错误的。

二、消费（娱乐）中包含的生产（教育）作用

我肯定文艺产品是一种精神消费品，反对以它的从属的生产（教育）性质来否定它本质的消费（娱乐）性质，我们这样说，是不是要否定文艺的教育作用呢？恰恰相反，我们坚决反对那些否定精神消费中包含一定教育作用的纯娱乐观点，不主张一味追求单纯的甚至有害的娱乐作用，并且认为应该使精神消费品尽可能具有附带的生产（即有益的教育和熏陶作用等等）性质，以便尽可能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正像吃、穿、住等等物质消费品不能只讲舒适、安逸、味道鲜美等等，而必须考虑对身体有益、有营养等等一样，精神消费品也不能只讲快乐、有趣味等等，而必须考虑对人们的心灵有益，有精神营养。

由于文艺的特有特点，（如文艺的社会内容、典范形象等等，不过我们这里不来详谈这些特点及有关内容，只指出）文艺与其它比较纯粹的消费娱乐活动（如下棋、打牌、游戏、舞会等等）有所不同，它的教育（或熏陶、宣传、传授知识等等）作用，更加突出和重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往往同时具有教育性，有增进知识、道德、精神素质的作用。一切严肃的文艺工作者，决不应该成为肤浅的纯娱乐工作者。（同时，对那些有害的东西，应加以适当批评，对那些剧毒的毒品，就像物质消费中的吸毒或娱乐活动中的赌博一样，应加以适当限制以至禁止，但仅仅以法律规定尤其是刑法规定为限，对不触犯法律的不能采用禁止方法。）

三、评价文艺的标准是什么？

1970年前，本人作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真诚地信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个教条和框框。但是，1970年以后，当我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以后，这个框框却被碰得粉碎。大家知道，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保皇派。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中，却一再给巴尔扎克这个伟大的作家和他的作品以极高的评价，马克思甚至说从他的《人间喜剧》中学得的经济学知识，比从全部经济学著作所学得的还要多，而在同时，他只是顺便提到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反动的保皇派立场。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显然，所谓的“政治标准第一”，是完全违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也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一方面指出托尔斯泰政治上思想上是反动的（反动贵族阶级），同时，另一方面，又高度评价这个伟大的作家和他的伟大作品。因此，我们决不能用“政治标准”来否定巴尔扎克、曹雪芹、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决不能反过来，为了保住“政治标准”，使它能自圆其说，在肯定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时，又任意地、可笑地把他们拔高，把“革命”、“进步”、“反封建”等等红帽子可笑地套到他们头上。可惜这种可笑作法真不少！我们的报刊及无数文章迄今一直是这样做的。这里，顺便提一下曹雪芹的《红楼梦》，它决不像多少年来普遍流行的说法那样是反封建的（包括毛的定论），我们决不能找一些似是而非的例子来证明它的反封建（这样的例子当然是信手可拈的，我们应从总体上看）。恰恰相反，《红楼梦》是站在封建阶级立场上，为封建社会无可挽救的衰落而唱的一首无可奈何的挽歌（或悲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此中味？”是的，无数人读这位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可是“谁解此中味？”（按：自毛泽东介入红学，红学更离谱。）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特有特点和规律。评价任何事物，都只能按这种事物的本身标准来评价。评价人只能用人的标准，评价牛只能用牛的标准，评价动物只能用动物标准，评价飞机只能用飞机标准。我们不能用植物标准来评价动物，用猪、狗的标准来评价牛，用轮船标准来评价飞机，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常识问题。但是，许多常识问题，一到理论领域，往往就要闹笑话了。有时竟把中国话也忘了。在这里，一到文艺理论领域，竟然把这个最普通的常识也忘了，为了评价艺术，竟然把非艺术的其它标准摆到艺术标准之前。

现在，我们必须恢复唯物论及日常生活的这个最基本常识，要评价任何事物，都只能根据这种事物的标准来评价，评价艺术，也只能按艺术的本身规律和标准来评价。

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进一步加剧了前面提到的文艺本性上的错误，它大大加剧了标语口号化倾向，及粗暴的行政干涉等现象。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文艺完全与政治无关的观点。一切进步的艺术家，都应该努力使自己本身和自己的作品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现点。

四，歌颂暴露问题

文化方面存在另一个错误的条条框框，就是歌颂与暴露问题。按照“不是歌颂光明、就是歌颂黑暗，不是暴露黑暗，就是暴露光明”的简单公式，产生了大量肤浅的、过于直露的东西，对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直接说教性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艺术家为了不违反这个公式，纷纷在作品中进行“歌颂”、“暴露”，表明自己“歌颂暴露”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加剧了上面几个问题提到的错误。事实上，大量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形象是很难归入这个简单的公式、简单的框框中去的。鲁迅的阿Q是歌颂还是暴露？对《伤逝》中的男女主人公是歌颂还是暴露？如此等等。鲁迅（受过错误文艺理论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中外大文学家的许多作品了。而且，大量的社会现象，既不能“歌颂”，也不能“暴露”，而应该采取分析或其它态度，即使对人民中存在的缺点，也应该采用与两者不同的批评手段。同时，人总是复杂的，大量复杂性格的人也不宜简单地采用这个公式，否则主会使艺术形象简单苍白。四人帮把所有艺术形象（甚至把自然风光）都变成“高大全”或“假丑恶”，只不过是历史的笑话。而且，这个公式也是违反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的。按恩格斯的意见，作者在作品中的立场越隐蔽，也就是说，越不表示歌颂暴露之类的东西，作品也是越成功。

巴尔扎克、曹雪芹、托尔斯泰及许多大文学家的例子，也是否定这个公式的，如果托尔斯泰按照他自己原来的打算，原来的说教公式，也即那时的歌颂暴露公式，把《安娜·卡列尼娜》首先写成说教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这部伟大的名著将会是什么样子。这部著作的伟大，正是由于艺术本性而破除了托尔斯泰自己的“歌颂暴露”的说教框框，并且违反作家自己的本意，才成为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相反地，在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名著《战争与和平》中，大段大段的理论说教，虽然在我们看来，也不乏幼稚天真可笑可爱之处，但毕竟是这部名著大煞风景的地方。当马克思恩格斯说到巴尔扎克时，他们指出，巴尔扎克的立场是反动的，但由于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以及他对自己作品主人公的喜欢，他往往突破自己的阶级局限，把同情放在自己的敌人身上，相反却深刻地揭露了本阶级的腐朽无能。这是巴尔扎克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有类似情况，他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描绘自己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恋恋不舍的那些事物的腐朽之处，同时又把相当多的同情，感情放在自己理智上所否定的事物一面。因此，在曹雪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很难说他们歌颂的是什么，反对的、暴露的是什么。这也是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众说纷纭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正是他们的作品真实感人和伟大不朽的重要原因。

我们必须抛弃歌颂暴露的简单化化式，而不管它是过去封建道学家的还是现代四人帮的。

当然，我们只是反对这个简单公式的本身，而不是反对一切歌颂暴露。从荷马诗史到莎士比亚，从大小仲马到许多世界当代作家，从三国水浒西游聊斋到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从古代《诗经》等最少歌颂暴露公式的诗歌到当代朦胧诗，中间都不乏歌颂暴露写得好的例子。不过，让我们享受优美感受的依然是那些优美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其中的歌颂暴露。

五，题材问题

六十年代，文艺界一些负责人曾提出“时代精神”和“题材广阔”等问题，但很快被批判，被压下去了。相反，由前述问题上的错误造成的一些条条框框相继产生。“写工农兵”，“写XX年”、“写英雄”、“写新人”等等口号，以及对写“中间人物”、“知识分子”等等题材荒谬地大肆讨伐，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就文艺的一个方面，即现实主义方面（这里不谈浪漫主义等方面），提出上面那些反现实主义框框的那些人，恰恰又都声称自己是主张现实主义的。但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或根本之点，它的本性，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包括历史现实），特别要深刻地反映现实中无穷复杂的多方面及其运动，反映时代精神。不把这个根本问题提到前面，却在题材问题上制造一些框框，并且不准写现实中存在的许多方面和许多事物，尤其是普遍意义的事物（包括中间人物等），甚至提倡讲假话，这是很荒谬的。上面的那些口号本身，尤其是这些口号在实践中的结果，恰恰是粉饰现实、歪曲现实，图解毛的荒谬理论。如果回过头去看一下合作化以后，五七年以后至文化革命的那无数低劣而贫乏的艺术作品，人们好像走进了谎言博物馆，只有脸皮很厚的某些名作家，还在吹嘘他们当时的那些作品，如描写合作化、写阶级斗争、写大量当时的以及少量古代的那些作品。

现实的一切，除法律道德禁止的以外，都应该允许描写，违反法律的受法律制裁，违反道德的受舆论谴责，此外不受限制。

当然，这并不排斥提倡写一些被文艺工作者所忽视，而又为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题材。但这应该是适当提倡，而不应该作为限制性框框。同时，在这样提倡的时候，决不忘记把深刻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任务放在第一位，不应该本末倒置，把反映社会现实的任务放在写某一类什么人或什么事方面。而正直严肃的作家，也不应该以势利的赶时髦态度去赶不应该赶的潮头。

这是仅仅就现实主义一方面而言。其实，文艺决不是非搞现实主义，非要反映现实不可，它不是理论，不是科学。文艺只是精神消费品，它为人们提供的是精神消费，是娱乐。从高雅的角度说，它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所谓真善美，对文艺而言，服从于美，服从于趣味。而上述合作化到文革的那些假东西，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厌恶，因为它作身是一种丑恶，违反美的原则。这种丑恶，既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又有作家个人的道德及认识原因。

还有其它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文艺以形象出现，需要形象思维以及其它等等，在这些基本的和重大的问题上的错误和混乱不纠正，就不能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我们的艺术就会继续受到极大损害，希望文艺理论工作者能认真地研究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八三年三月写于江苏沥阳竹箦煤矿（劳改队）

载于香港民主大学95年5月出版的《批判四个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