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宣言》重新出发
鉴 明
（一）
1月20日见报的、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在最后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1月31日见报的、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特别强调：“全军必须充分认清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极端必要性、极端紧迫性”。
去年12月1日，各大报刊登的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新古田会议”）的长篇报道《人民军队生命线的时代丰碑》，把这两个文件中所说的“极端重要性、极端必要性、极端（现实）紧迫性”的来由和意义说透了：
“85年前，红军在古田完成了思想的淬火和精神的洗礼，首先打赢的是一场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政治仗。从此，人民军队浴火重生，前赴后继，打败一切强敌，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85年后，军事斗争准备任务艰巨繁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颜色革命’暗流涌动，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较量更加激烈。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不过硬不打自垮。没有政治上的坚不可摧，就没有军事上的所向披靡；只有闯过灵魂深处的急流险滩，才能直面未来战场的刀山火海。”
“走进和平年代，我们这支当年用无数烈士鲜血和生命锻造出来的雄师劲旅，面临着‘醉太平’的严峻考验。永葆能征善战的英雄品格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必须清除思想的锈蚀、防止精神的懈怠。远离苦日子过上好日子，我们这支在艰苦岁月中百炼成钢的队伍，随着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水涨船高，享乐主义的诱惑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具挑战。荡涤作风的污垢，割除腐败的毒瘤，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攸关党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
“习主席指出，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令人警醒。全军上下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共同研究怎么认识这些问题、怎么对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好这些问题，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惨痛教训，彻底肃清恶劣影响。”
正如《环球时报》1月29日社评所说：“反分裂斗争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紧抓不放的反腐败斗争，同样如此。
去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同月30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又强调：“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
今年1月23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又强调：“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凡此等等，无不是“铸魂”和“固根”的根本，在当今无不具有“极端重要性、极端必要性、极端（现实）紧迫性”。
（二）
167年前，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
1913年3月，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
我们知道，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从《共产党宣言》出发的，就是为着促使“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而出发的。
1936年，毛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一九二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斯诺著《西行漫记》 ；或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页）
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古田会议”的建树，就是早先不同凡响的成果。
1939年底，毛主席对曾志说道：“《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载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第2版《缅怀毛泽东》上册）
十年后，1949年9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作了这样一个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总之，“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新中国建立后，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直到“十年论战”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怎样领导我们披荆斩棘、开天辟地，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使中国亿万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使社会主义红色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使“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大家亲身经历，已经熟知，毋需赘言。
仅就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而言，这个由毛主席主持的发布于1963年6月14日的文献，经过这半个多世纪实践的反复检验，不就充分证明了它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堪称当代共产党宣言，或谓“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吗？
（三）
百多年前，1913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说道：“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
早些年，在1908年写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指出：
那些资产阶级“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同上第349-350页）
列宁又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同上第346页）
“我们的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一边是形而上学者，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性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末中间分子就是烂泥一类的东西。”（同上第346-347页）
总之，列宁认为：
“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是客观真理的，乃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做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143页）
当年，毛主席曾经号召全党学习列宁这部著作，以识别“马克思主义”骗子，我们当记忆犹新。而今，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经受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我们对列宁的这些论述，当有更加切肤、更加深刻、更加清新的领会，就好像其正是针对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混乱和谬误而言。
事情正如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所说：“中国30年前放弃同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后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换句话说，为融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秩序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条件就是放弃对立意识形态和松懈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在信息和宣传攻势和话语权争夺中的被动。”（1月30日《参考消息》）
36年来，我们亲身见证，这里所说的“放弃”，就是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而“放弃”者，恰正是邓江胡这样一批号称“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当权者。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远影响，这种“放弃”的一大特色，就是“自称马克思主义、实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是大有人在。有些东西，似是而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祸国殃民”（《韩西雅选集》第1卷第281页），为害尤烈。
又正是这部《韩西雅选集》可以作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以及广大群众，自始至今，与这种“放弃”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虽非徒劳，却又因无权无势，无力从根本上制止这种“放弃”、改变由这种“放弃”所造成的“被动”。
仅以《环球时报》近时一些评论为例，就可见这种“被动”已经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中，事实上是‘一边倒’，实质上是加速西化。”（2014年12月30日）
“当前高等院校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高校领域没有解决究竟应该‘依靠谁’的问题。……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崇洋媚外。”（2015年2月3日）“高校存在制度化性质的崇洋媚外。”（1月19日）
“当前，高校政治课堂上存在着一个怪现象，似乎谁要在课堂上公开宣传主流价值，就会被视为异类。有的教师坦承，要想站住讲台，就必须要说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才能够赢得学生的认同。”对马列，一是不想讲，二是不敢讲，三是没法讲。（2月4日）
“社会主义话语在现实生活的淡出，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作为自我辩护的理由，但必须承认的是，一些屈从于现实、俯身于政治的理论研究，一些不问公共传播效果的八股式宣传，再加上一些政治投机者的拙劣表演，严重强化而不是缓解了意识的对立与冲突。这种状况应是执政党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虽然表现出高度自觉，却长期处于左右夹击的被动态势的直接原因。”（2014年12月23日）
“中国当下对于对外传播的追求，并不关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与改革时期搁置国内意识形态争论互相配合，对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纷争，采取低调处理甚至直接回避的做法，转而将注意力焦点集中在国家形象的营造上面。但同时有必要认识到，形象背后是国际传播领域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过去强调要淡化意识形态，求同存异。这是一种策略。西方媒体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中国如果放弃意识形态旗帜，就等于主动缴械。”（2015年2月9日）
前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辽宁日报》要大学老师别抹黑中国的公开信，在“舆论场上”，都遭到围攻。近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又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对于这些，我们的“主流社会”，或是置身事外，保持沉默；或是温文尔雅，周旋圆场，都生恐伤了什么人的毫毛，令人不知今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究竟是谁家天下！
总之，由于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反毛主席在世时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积极主动的状态，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不仅毫无还手之力，甚至没有招架之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肆无忌惮、长驱直入、攻城略地，征服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摧毁我们的思想根基，蛀蚀我们的灵魂，使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走入了歧途，一切向钱看、一切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马首是瞻，数典忘祖、忘乎所以，行尸走肉、醉生梦死。于是，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一起，旧社会沉渣泛滥，腐败如癌症扩散，社会分化越趋严重，国家分裂的危险也日更严峻。今年1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学苑》杂志，竟公然“向中共宣战”，号召“彻底的本土抗赤革命”，“以武抗暴”。可见，那些“占中”者的目标，远不止于“占领中环”。这与台湾那个政客叫嚣的要把“一国两制”变为“两国一制”，一样怵目惊心。此等状态，任其延续，“一打就垮”、“不打自垮”，岂非必然？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或说“邓江胡时代”，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蜕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跟着美国”，“接受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它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彻底颠倒了回去。与其相应的“理论体系”则是不断“突破”《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烂泥一类的东西”。在“中国奇迹”光鲜表象的后面，各类矛盾层出不穷、凸显增加，内外交困、积重难返。
2011年，法国《世界报》前社长埃里克﹒伊兹拉勒维奇写了《中国傲慢》一书。此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4年9月翻译出版，被称之为“盛世危言”。此书的总结论中，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