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八期《名人传记》杂志，刊载了该刊记者对江青秘书杨银禄的采访。杨银禄谈到了一则江青关心他的往事。有一次杨银禄得了肠胃炎，发烧，江青来杨银禄办公室看望，后来还要自己的厨师为杨做营养餐。江青对杨银禄说：“我叫程师傅给你做饭，用我的钱，粮票你自己出，做点软的和可口的。”当年权倾一时的江青，连富余的粮票都没有，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在文革十年时期，很多东西都要票证，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特殊。

　　说到粮票，还有一位国家领导人曾为此遇到过尴尬。1974年9月，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的劳动模范吴桂贤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中央把吴桂贤留了下来，让他们在中央工作，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吃饭要交粮票，由于事先不知道会留在北京工作，吴桂贤没带多余的粮票。最后还是急忙请家属把粮票寄过来才解决的。以后每个月的工资和粮票都由咸阳寄过来。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资没变，从1973年到1977年，她的工资一直是67.2元。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来的同志补助1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伙食费花了60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3角，月终结算。因为会议太多，茶水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

　　另一位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素文，在中央工作时也不得不精打细算。工资仍然是原来的62元，还是在沈阳的原单位发。后来经李先念等领导研究批准，中央有关部门给了她每月18元的补助。她丈夫怕她出门在外应酬多，每月给她寄50元，甚至夏天北方发的降温茶也给她寄去。

　　她那时最怕的是家乡来人，不是不欢迎，是囊中羞涩。因为在故乡人眼中，李素文当了大官，他们到北京来看李素文，一定能吃好玩好。可李素文就难了。招待差，人家说你慢待说你忘本;招待好吧，月底就得“扎脖”。果然，有一个月家乡来了四五拨人，结果，月底她只好大葱抹大酱了。她记得很清楚，一次，沈阳市财贸部的老部长来看她，她左右掂量，最后只得包饺子招待老人。和吴桂贤一样，每次到国务院、人大开会都只喝白开水，因为喝茶是要收费的。组织上安排出国访问时，服装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她只好到对外友协去借皮箱和衣服，访问回来再把那些东西归还人家。

　　说到出国，李素文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多次被评为全国劳模。1966年9月，组织上安排她随中阿友好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参加中国国庆活动，文革前出国还有10美元零花钱，文革开始后一分钱也没有了(到邓小平上台时又恢复了，他老人家出国时把这十美元全买了法国牛角面包)。女性同胞总该整整发型、理理发吧，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后经大使馆安排，她最后找到了一个老华侨开的理发店，说明情况，才免费理上了发。

　　还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史实。有一次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出采购到了北京市友谊商店，他们看中的商品却需要外汇。尽管售货员了解到他们是中南海的，还是因为没有外汇而不予供应。工作人员回到中南海后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回答，你不买不就行了嘛。

　　这些发生在文革十年时期的人和事，在当时很普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知道的并不多，有人还认为那个时期特权、贪腐也很普遍。毋庸置疑的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会有特权和贪腐现象，文革十年期间也一样，不过只是很少而已，与“普遍”二字是挂不上勾的。如果我们对照当今社会万象，不管怎样，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