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再统一

　　(二)中国革命的变迁与台湾岛内政治版图变迁的关联

　　汪老师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分析之一是对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反共统一派/台独派/独台派」之间的力量消长提出历史解释。汪老师的分析大致着眼于两个方面：(1)首先，汪老师从中苏对立及其衍生的中美复交，说明岛内政治环境因此发生剧变。中美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导致国民党政权的独台化，以致「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为岛内「民主化」创造出条件，提供了空间。因此，台湾所谓的「民主」，绝不是日后以台独为主流的「党外运动」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取得的成果。(2)其次，汪老师从文革失败、改革开放，乃至八九政治风波所造成的理想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说明社会主义统一派如何失去论证中国应当统一的基础，进而造成自身力量的萎缩。──我想，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台湾左派朋友，无论统独，肯定都能同意汪老师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变化分析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兴衰过程。因为这也是运动当事者在总结自身历程的时候经常着眼的重点。但是，除了中国革命的大陆部分时时影响着台湾之外，台湾岛内是否也存在着怎样的因素决定了岛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消长呢?这是我想补充讨论的问题。

　　汪老师关于反共统一派与社会主义统一派何以双双衰落的分析，与中国外交与中国内政各自面临的变局密切相关;而这两个变局共同的交叉点，就是把「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划分开来的七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末期的标志性事件无疑是国内在一九七八年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在一九七九恢复外交关系。由于汪老师进一步把整个八十年代因为经济改革而产生的种种问题考虑进来，因此我们很难把汪老师的分析同那种割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叙事归纳在一起。可是，无论是「两个三十年」的叙事，还是汪老师的分析，实际上都对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某种历史分期：一个是旧时期，一个是新时期。通过两个时期的区分，汪老师藉此说明了台湾不同政治路线间的力量对比如何因为中国革命从旧时期迈入新时期而发生剧变。

　　如前所述，汪老师的分析也是许多台湾左派当事人抱持的看法。对于这些当事人来说，从文革结束到八九风波，每个人都能通过中国革命在大陆遭逢的变局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转捩点，从而界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旧时期与新时期以及评价这两个时期的方式──有的变成激烈批判中国的「毛派」或自由派，有的变成不但批判中国而且干脆拒绝中国的「台独」，有的归隐山林放弃运动，有的则怀抱着不变的信心坚持到底。

　　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革命绝不是外在于台湾的他者，而正是内在于台湾的重要存在。正因为中国革命内在于台湾，因此台湾的左翼才容易将大陆上的政局变幻视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或挫折，视为「自己的」、「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内」与「外」的辩证关系在台湾左翼与中国革命之间最为显着。就此而言，许多喜欢用「中国走资」作为拒绝统一的虚假理由的台独派，实际上也在这种奇特的拒绝中证明中国革命如何内在于他们身上。即便他们根本不是左派，却还是「拿来主义」地运用左派才可能产生的理由来拒绝中国。而以上所述一切现象都显示出：即便可能很多论者并不认为四九年后(或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革命仍然因为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从而，与以社会变革为第一许诺的社会主义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中国革命=社会变革=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解，也就自然成为包含台湾左翼在内许许多多人的共同认识。

　　(岔题：中苏交恶以及中美修好对于台湾左派的政治分化还产生了一些奇特的影响。七十年代一度在日本与美国出现的「亲苏反中」台独左派，就是中苏美外交角力所派生的畸形产物。)

　　除了左派之外，基本上属于独台路线的蓝营也存在着类似的历史分期，但分期的对象不是大陆局势，而是岛内政局。他们也经常通过某种「旧时期/新时期」的区分，去解释岛内政治势力之间的消长。国民党败选之后，许多来自蓝营而且自认统派(!)的学者开始检讨国民党失败的根源。一些蓝营学者坚持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而分离主义之所以能够坐大，都是李登辉时代以来「去中国化」教育的后果。另一些蓝营学者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蒋经国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式终止蒋氏世袭体制，放手让美国操纵台湾政局，于是才导致今天不堪入目的局面。无论这些蓝营学者之间有什么差异，他们都试图把四九年后的台湾史区分出两个时期，并预设他们今天所不愿见到的种种恶果都是新时期的产物。至于旧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完全束之高阁，拒绝回应。之所以蓝营内部的统派学者一定要对四九年后的台湾历史进行分期，在于他们正是在国民党本土化的新时期遭到边缘化的对象，甚至有相当部分的人正是反共统一派的遗续。他们不可能承认自己所认同或参与的旧时期正是新时期一切恶果的根源，所以只好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到某个他们无法参与的新时期。

　　对于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这种把四九年后台湾史加以分期然后回避国民党历史责任的解释自然苍白无力。这些学者主观上往往真诚地自认统派，客观上却因为无法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而无法将自己和同样打着「中华民国」招牌的独台派区分开来。以历史教育为例，台湾历史教育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李登辉─陈水扁搞「去中国化」教育的后果，而是四九年以来国民党反共反华教育的必然延伸，李─扁的教育政策不过是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派生物，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只批判去中国化教育而不批判六十多年来未曾遭到质疑的反共反华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去中国化的问题。现在岛内历史教科书争议最悲哀的状况就是：一小部分自称统派的蓝营学者妄想通过教科书词汇的更动，把按照台独派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逻辑而形成的教科书一夜之间「去台独化」。这些学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成为分离主义学者的补充。反共反华的分离主义史观非但依旧存在于教科书之中，他们与分离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将持续以「统独」争议的面貌阻止真正的统独斗争的发生。从而让台湾民众继续在各种貌似统独斗争但实际上阻止统独斗争的迷雾中自欺欺人。

　　社会主义统一派对于分离主义的起源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其独特论据之一就是把分离主义视为一九四九年两岸分裂之后逐渐积累而成的合理后果，而不是四九年后某一个时期才忽然出现的妖怪。但这不仅仅是指国民党在两岸分裂的环境下通过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阶级而其后代形成了海外台独运动的主要领导层。依照陈映真的分析，由于台湾与祖国大陆分裂之后编入了美日为主的再生产经济圈，沦为新殖民地，海峡两岸共同的民族经济圈无法形成，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就无法也没有必要形成祖国认同。按照陈映真的理论，只要台湾始终在海峡两岸共同的民族经济圈之外，以资产阶级意识为主流意识的台湾人民就难以形成追求统一的民族认同，缺乏追求统一的动力就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绝不是去中国化教育或民进党愚弄台湾人民的后果，而是四九年两岸分裂之后就已经决定的结构。

　　如果说，七十与八十年代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变局是汪老师说明台湾岛内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切入点，社会主义统一派针对同一问题所能提供的「内在视野」，大概就是把掌握台湾问题的关键锁定在一九四九年以来岛内形成至今的新殖民地体制。[7]而社会主义统一派把四九年后的台湾规定为新殖民地的见解，正是台湾社会性质讨论长期积累的成果。

　　讨论台湾一岛的社会性质有意义吗?一位令人尊敬的社会主义统一派学者曾经对我批评陈映真过分热衷研究台湾的社会性质。这位学者认为，台湾的社会变革只能放在全中国的范围考察才有意义，要想以一岛为范围探究社会性质并为台湾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基础，并不现实。但我认为，即便以台湾一岛为对象的社会性质讨论终究无益于未来的变革，也能有效解释岛内目前为止的历史结构。比方，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台湾分离主义的根基是四九年两岸分裂(乃至与祖国大陆分离一百年间)的必然后果，而不是晚近二三十年才忽然出现的产物。

　　如果从陈映真的再生产论加以引申，就必须接着处理两个问题：(1)在两岸经贸交流在四九年之后基本断绝的几十年间，为什么台湾能够存在社会主义统一派。(2)八十年代以来两岸日趋紧密的经济交流，为何无法产生出认同民族再统一的坚强力量。

　　这里不妨先回顾一个小故事。九十年代中期，台大陈昭瑛教授一篇关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论文引起统独两阵营的小论争。陈昭瑛将「台湾意识」视为「中国意识」的发展，但把一九八三年以后岛内显着抬头的「台独意识」视为「中国意识」的「异化」。陈昭瑛将「异化」的阶段视为本土化运动的第三期，陈映真却反对把台独意识视为本土化运动的一部分。从陈映真的再生产论来看，陈映真对于陈昭瑛的批评其实是无法自洽的。如果陈映真愿意贯彻他的再生产论，就必须承认「台独意识」是两岸持续分裂的条件下最合理的后果;反过来说，统派在这种再生产结构下的存在反而会越来越不合理。如果台湾脱离整个中国的再生产圈就失去了民族认同的基础，为什么七十年代初期能在岛内外爆发保钓运动甚至在海外转化成社会主义祖国认同运动?为什么日据时期只能用台湾独立作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之口号的台湾共产党人竟然愿意在台湾光复之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陈映真必须说明台湾与祖国大陆相分离的二十世纪为何总是能够存在这样那样的祖国认同运动，但这一切都不能用他自己的再生产论来解释(当然他可能也没想要把再生产论当成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可能的解释，除了对于血缘的缅怀、除了汪老师提到的中国革命塑造出来的强大连带感，最关键的就是不同时代的运动者率皆感知到殖民地与新殖民地体制下先后来自日本与美国的民族压迫，以及半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都试图遮掩起来的阶级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遗忘与拒绝遗忘的反复中，逐渐积累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本身的物质基础。淡淡的血痕，正是运动者得以血战前行的第一根据。

　　中国革命在大陆上的成功或挫折虽然能够影响岛内各种势力的力量消长(特别是社会主义统一派)，根本上仍然取决于岛内各种势力所必须依赖的物质基础。对于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这个物质基础既源自于台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并存结构迄今未变，也植基于革命血史的长期积累。就后者来说，一方面是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台湾革命斗争史的血泪积累，另一方面则是台湾革命无法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大陆部分积累起来的成就。由于这样的物质基础不容易获得认识与正确认识，而且缺乏新的物质基础支持，社会主义统一派自然难以壮大，甚至容易因为客观环境的波动而被影响。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会看到这样的悲惨后果：台湾所面临的民族矛盾不但被曲解为「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也被解释成「中国资本家」与「台湾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

　　当下，统一派与台独派都遭遇了程度不一的萎缩，也许统一派的萎缩程度更高。但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过程来观察，社会主义统一派一直很小，台独派其实也不大(汪老师对于「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分析已涉及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统一派的衰弱也并未以台独派的壮大为补充，这就显示出统一派与台独派各自拥有其决定性的物质基础。相较于统一派与台独派的萎缩，独台路线反而日趋壮大，蔚为主流。如果台湾所隶属的再生产圈真的能够决定台湾资产阶级的认同并塑造台湾人民整体的主流意识，陈映真这套理论恐怕最有利于说明目前最主流的「独台」的物质基础;而其物质基础，就是台湾仍然编织在美日经济圈之内的现实处境。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能忽略海峡两岸实现了足以让南北朝鲜羡慕的经济交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截至目前为止的经济交流，仍然以阻止海峡两岸形成共同的民族经济圈为前提。这点有各种经济指标足以证实。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民族经济圈这种说法首先是为了实现两岸统一而提出的设想(倾向分离主义的朋友肯定对此不以为然)，不是谁谁谁能够强迫台湾人民一定要实现的目标。然而这个预设两岸应当形成「正常」经贸关系的设想，至少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地理上如此接近的海峡两岸，竟然因为冷战内战的双重壁垒而在四九年后进入世界罕见的、长期的、近乎断绝任何经济联系的状态。这个状态不正是两岸当前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