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袖蔽日，疯言浪语
——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四）
李甲才
昔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政治爬虫胡耀邦、文痞打手杨希光等狼狈为奸的暗箭，用种种华丽外衣笼罩的“十月怀胎”，变成了今日“揭被亮娃”、人人知晓的“一朝分娩”。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掩盖了蓄意而为的阴谋诡计，足见内心深藏的险恶。“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 借此冲破牢笼， 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 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 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大讨论”已被网友进行了全面批判。
资中筠把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毋容置疑诬成“不可动摇的教条”，再启什么蒙？社会主义搞了多少次多少年，需要“再启蒙”到搞私有化的地步？私有化是新社会的标志、1956年以前从来没有过？光天化日之下混淆是非界限大言不惭。历史上啼笑皆非的丑恶屡见不鲜，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明明图谋复辟倒退，却恬不知耻的贼喊捉贼。“睁眼看世界”看来看去几十年，还不是又“看”到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上，只是现在又处在怎么重建的问题上，再次爆发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理性，把失去的社会主义拿回来。
只可笑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政变者，陷入同是走资派巧设的“长虫吸蛤蟆”的尴尬境地，只能亦步亦趋。当初在前台的拙劣表演者们都被“黄雀”吞噬，在良心谴责的无限煎熬中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赵紫阳不是这样吗！“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鲁迅《致萧军、萧红信》1934年12月6日）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
旧世界千丝万缕的体系盘根错节，还得承认这些西化斗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罕见伎俩，把“兵不厌诈”的计谋运用到信手拈来的境界，明明的男盗女娼，却把“贞节牌坊”装裱得跟真的一样。诋毁新生的社会主义，宣扬盘旋了千百年的私有化、资本主义，竟能出口自诩为“有划时代意义”。
“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不能想象的”复辟胜利“成为现实”，自然欣喜若狂。社会演变常常在绝大多数人难以预料中逆转，又被绝大多数人所默认。1976年9月9日后有几人能想到会出现如此局面？尽管毛主席反复指明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也同样必然能在人们想象不到中取得胜利。
突破毛式社会主义另立炉灶，其进程并非能得到所有复辟势力的一贯支持。走资派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同1989年的设计师一样。左派认为搞私有化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分明。右翼和西方列强不满足，还存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名分算什么深化改革？处心积虑希望彻底把“共社”消灭得无影无踪的西方列强急不可耐，就再也得不到改革之初多次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殊荣”了，“风波”后七国还联手制裁呢。现在同那时差不多，中筠对“改革倒退的忧虑”就是印证，没最终成功忐忑不安。
其实那有什么“倒退”，资中筠幼稚得很！没有明白“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热”到了何等程度，走资派恐惧操之过急翻盘了前功尽弃。竭力防止坚持社会主义的革命势力东山再起。
“一部分人”“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成了西化势力反毛反社反共的大纛。特别是“人权”喧闹的确有了很大的市场，也是走资派多年破公立私、化公为私，丢弃了社会主义分配平等、全民就业等占据的道义制高点优势，酿成社会结构的真空被“人权”谬说乘虚而入。美国、英国自建立以来的239、371年，何时消除过失业、“红灯区”的存在？资本家、统治集团为何不把自己的子女放到那里去享受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权呢？
“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是事实，人数也不少，恣睢无忌、挖空心思的编造种种怪诞的情节、理由，诋毁、否定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例证罄竹难书。但却从不揭示英国武力打进中国贩卖鸦片，强迫割让香港。8国联军进攻北京为非作歹、烧杀抢掠，烧毁圆明园，连故宫水缸上的金皮也要刮去。也不揭示反复侵略中国，反复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那一次又少了美国呢。
更不揭示蒋介石4·12屠杀共产党，也不说多次围剿尚在襁褓中的工农红军，逼其长征到了延安也不放过；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临潼骊山被部下兵谏而捉；为什么那么多军队却丧失了大半个中国，跑到重庆？皖南事件、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水淹百姓作何解释？人民的抗日捐款被宋美龄私贪，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购物纸币的重量超过了实物，都不“特别强烈”地“揭示历史真相”了。说穿了，就是利用“中特社”的“非毛化”大势，晓得再怎样离奇的戏说毛主席时代不被追究，反而能通行无阻，乘机贩卖推翻“毛共社”库存里那些私货而已。
决不说赵紫阳揭示反右的“历史真相”。赵说毛主席“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反右的原因是“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王杨生《赵紫阳临终前剖析邓小平》2013年12月6日）资是否料到赵紫阳还有这样的看法？
领袖到底是领袖，既高瞻远瞩又非常深邃的在47年前指明：“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人民日报》1968年4月10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文革中理解是抽象的，改革以来则活灵活现。
资中筠有理由那样说，现在复辟民国的，美化蒋介石的，重新解读汪精卫等的甚嚣尘上。旧中国居于优越地位的遗老遗少和后裔们，纷纷跳出来或赤膊上阵或策划于密室或出入国内外奔走串联呼号，演出一幕又一幕闹剧。总而言之，凡是毛主席时代否定的统统翻案，反过来又以此反攻倒算主席时代的一切。新闻媒体、报刊杂志，戏剧、影视、小说、出版物、网络走紧跟上，体制内外相勾连，以吹捧旧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一切为时髦，逞现不断深入扩张的放射状态。
她的欣喜有依据，“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这与苏联变俄罗斯前惊人的相似。“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按资文主旨，都是改头换面的宣扬西化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的老调重弹。“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是把那些发霉的破烂货涂抹上新的油彩，冒充灵丹妙药欺世盗名，蒙骗涉不世的深埋头拉车者。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罔顾历史事实，解放前各当局“鼓励、至少默许”过什么“反洋”行动？袁世凯、军阀、蒋介石敢？资中筠充当西方价值观念的代言人，赤裸裸的豪叫连丝毫掩饰都不要了，洋奴言论习以为常到了没有感觉的地步。
1863年戈登统领“洋枪队”帮助满清消灭太平天国起义军，赫德从1861到1908年把持清朝海关总税务司48年不是反洋吧？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不是以洋人为靠山？“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照搬美国模式，《建国大纲》和美国《独立宣言》几乎相同。但帝国主义从来不想让中国进步，列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孙中山搞民族资本主义。毛主席搞成了社会主义却说资本主义好。苏联由社变资“北约”导弹东扩到俄罗斯边界，可见社会制度相同了也不可能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都是“进口”的，资却反社会主义这个“洋”了，不能自圆其说，说明内心主张的是资本主义的“洋”。
“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就1900年的义和团“灭洋”而论，是中国人如成吉思汗一样走出了国门，还是洋人到中国来被反抗？共产党抗日并没有反美，国共已“重庆谈判”，美国却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重返亚太战略、在国门前频繁军演、干涉南海是当局“反洋”了？对1839年林则徐虎门硝烟、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八路军抗日等行动不会有意见吧？是不是在“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给耽误了？
迄今不止的中西化灭共仇社势力，把“毛共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怎能坐以待毙、不针锋相对？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浴血奋战夺取政权，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幻想转型“宪政”道路，痴人说梦啊。
“以‘国粹’抵制‘西化’”，“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的提法，得向老太太普及一点常识，如果在“戊戌变法”之时还有道理，现在则是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国粹”（国学）虽然和“宪政”的政治理论基础有距离，但支撑的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相反。当局目前还利“共社”的合法性，拿“国学”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抵消、弱化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巨大影响。可能是求谋“宪政”急红了眼吧，连友军都不认识了。
前以“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来诅咒文革，再以“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耻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嘲笑许多知识分子因共产党洗刷了民族耻辱抛弃“西化”而拥戴新中国。后有“以‘国粹’抵制‘西化’”渗透出对“国粹”的反感。又直接指斥“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是因为有“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5000年辉煌’与‘百年耻辱’”，岂不是和文革的破旧举措殊途同归了吗？有违逻辑内涵必须的一致性，亦是一贯使坏顺风顺水也就不深思熟虑了。
文尾，她呼吁知识分子“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鲁迅《致杨霁云信》1934年5月31日）资总算把目的和盘托出，主张资本主义的老一套。“见缝插针”，非常急迫的心态跃然纸上。“-----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8月3日）
为“颜色革命”炮制的“人权、法制、自由、平等、宪政、民主”闹剧，本质上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动乱为主要途径，目的是企图建立亲西方政权。当初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苏联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在毁灭苏联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已如愿多年，为何不顾俄罗斯的“普世价值”而制裁呢？“苏共社”寿终正寝还想不开？
奉陪资老太漫步进入反毛反共反社的五光十色的黑货“超市”里，择其要害而评。后边其余几段里斥责“中特社”不彻底消除一鳞半爪“共社”元素的言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让汪精卫和何应钦辩论去，限于篇幅，也就不面面俱到赘述了。
细思静想，走资派搞特色社会主义可怜到自找无趣。几十年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路线、政策分道扬镳，所衍生的许多精英、“公知”大鳄和离开了高官岗位的变色龙，高规格的享受“中特社”给予的优厚待遇。颐指气使拿高薪，成名出书办讲座，在社会上混得声名鹊起，没有感谢之情还则罢了，反而将推翻现体制作为政治上的唯一追求，并以此为快为荣。当局作茧自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附：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四）原文的对应部分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 借此冲破牢笼， 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 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 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 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 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 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 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 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 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 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