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从太原警察杀人案看“体面阶层”对“屁民”的态度
阶级鸿沟至深
2008年10月底，深圳的林嘉祥局长，酒后吐真言“你们算个屁”。一个统治阶级成员把被统治阶级称为“屁民”，这一体现中国现时代阶级鸿沟的准确定位，迅速传遍网络，被认为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是官场那个修养程度较差的统治阶级成员，毫不隐晦地说出了他对被统治阶级的合理定位。
在资本家群体中间，如何定位被统治阶级，也不难发现。“潘任美窃国案”主角之一的潘石屹在深圳机场打人，从这个著名的地产豪强潘石屹的表现，也可以看到他对中国被统治阶级的期待和看待。就老田所知，空姐群体是当今社会获得最严格选拔并进行过最优培训，以服务于中国上等人的群体，代表了被统治阶级成员的最佳风貌和服务精神，就这，仍然达不到新兴的统治阶级成员最低限度的满意水平，结果需要潘石屹亲出玉趾、耗费体力去亲自惩罚这个“屁民”。不久之后，潘石屹向美国两所大学捐出巨款，豪强们有钱愿意怎么花，本毋庸屁民置喙，问题在于潘老板公开说，这笔钱放在美国大学是要用于帮助中国的穷困留学生。仔细思量潘老板这个说法，如果不是出于对国人智商的过度低估，显然就是“耍你没商量”——老子就是这么说了你能够怎么的吧，屁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啥子反应，结果是同属于统治阶级阵营的刘强东都看不下去了，起而反驳，当然，刘强东可能仅仅出于维护“统治阶级成员不是个个都无知”的形象。
无论是林局长，还是潘老板，对于统治阶级业已形成自身力量强势，有着深刻的体认，同时，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弱势和无需顾忌，也已经到了不屑于进行丝毫掩饰的地步。阶级鸿沟的深化，才使得统治阶级不需要掩饰自身的真实看法，甚至还不需要最低限度的“公共关系意识”来拔高自身的形象，因此，日常言行之中，或醉或醒之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在奴隶社会，奴隶就是工具等于牛马，仅仅只是一种财产属性的物，并不需要当做人来看待。无论是侵犯人格尊严还是生命权利，都可以用钱来衡量。2008年深圳的林局长曾经放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太原警察杀人之后，2014年年底小店分局杨林副局长找家属进行杀人案私了的谈判，谈到赔偿金问题时说：“咱们沟通，这就跟卖白菜一样的，你讨价还价，你觉得合理，我觉得合理，就行了，肯定要得到合理的赔偿金。”他们之所以这么说，绝对不是为了故意侮辱对方，而是打心底就这么看问题的。时间隔了六年，地理距离两千多里，林局长和杨副局长没有事先约定，但是都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并提出了同样的解决方法，啥子叫做共识?这就是共识。中央诚然想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给官员们的头脑输入早就遗忘的服务精神和群众观点，以此作为公共性建设的抓手，奈何官员们心灵深处早就不认为“老百姓是群众、是人”而是“牛马”和工具，难道在毛老人家的“为人民服务”口号之后，再提一条“为牛马服务”的口号吗?
制造阶级鸿沟的努力，其实在1980年代公有制还占有主导地位的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在承包制的报章宣传中间，劳动者被彻底贬低(虽然还不是牛马那样的工具，但也仅仅只是具有高低不同积极性的效率实现工具而已)，与此同时，管理人被拔高，效率和利润被抬高判别一切人或者物的唯一标准。一篇对承包制的成功报道，通常包括这样几个内容：有着高智商和奇谋秘计的官员，通过改革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解决了企业内部或者外部各种障碍，最终实现了企业效率的大幅度增长;在这样的故事和讲述中间，官员们的智慧是效率的唯一源泉，所谓员工就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是实现效率的工具。到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阶段，国企工人在媒体宣传中间直接被描述成为“效率提升”的障碍，要无条件地予以牺牲。就这样，通过恢复企业为利润为生产的过程，就实现了对于权力的无限拔高和对劳动的无限贬低，无需辩驳，故事中间“劳动价值论”自然就不对了，阶级鸿沟就这样通过无数的承包制或者其他此类故事，牢固地在人们的头脑中间确立起来了。
取消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就肯定要出现阶级鸿沟，而阶级鸿沟既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就要体现在社会的一切方面，法律需也需要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争取统治阶级成员的部分法律豁免权的斗争，业已进行了许多年。药家鑫杀人案中间，央视记者柴静和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表现，很能够说明问题;主流经济学和法律党在争取“吴茵免死”的舆论斗争中间，也有不俗的表现;更早的沈阳“刘涌黑社会杀人案”，中国高校中间最著名的刑法学教授都曾集体出场力挺“免死”改判。当然，这个争取统治阶级法律豁免权的斗争，还没有完全取得彻底胜利，但是，对于统治阶级成员和被统治阶级成员适用不同水平的司法救济服务，则早就开始了。
重庆曾经有过唯一的一次案例，防暴警察出场帮助工人讨薪，这只是例外的例外，仅仅只有表演价值。真正有代表性的是，早几年广州多个区警察局以“讨薪民工”为假想敌，开展防暴警务演练。而太原警察杀人案，则是警察为什么人服务的又一有力说明。
王文军及其同事在杀人伤人之后，居然堂而皇之地继续上班到13天之后的26日，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17天之后才被批捕。这说明了什么?杀人犯继续在公检法的眼皮底下，竟然逍遥了两个多星期，未受到丝毫追究，这说明在公检法系统内部：杀个把被统治阶级成员不算个事!王文军及其同事，敢于违反规定强行介入经济纠纷案件，并敢于草菅人命随便下狠手打死人，还长期不受刑责追究，这个现象说明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更不是如汪凡局长所说的个别“害群之马”“败坏队伍形象”，而是得到相当一部分山西司法界权势人物认同的共识。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神”，在太原的执法者眼里，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能够当真的。
高层重建政权公共性的努力，为什么在基层官员和党组织那里得不到起码的回应，除了一般号召很难填平阶级鸿沟的深壑之外，资本家群体通过外部人所实现的公权力改造效果，也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为什么毛时代三反运动之后需要继之以五反运动，追究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这是有着深刻政治经济理由的。不阻断资本对公权力的改造链条，重建公共性的努力就往往得不到落实，这意味着一种对比：监督政策和法律的岗位职责，与外部人分红带来的实际利益，哪一个成为官员们的第一行为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