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三）

举袖蔽日，疯言浪语

——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三）

李甲才

“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腕、造谣言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造谣言—或者‘散布合理流言’，就为他们所偏爱。”（毛泽东《谣言与烟幕》1941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看资中筠是不是这样？

资中筠在“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中用非常夸张的语句大放厥词：“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她先把新中国的领袖比拟成封建皇帝的“君临天下”，这充其量是谩骂声中的一“特写”。如真是“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秀才们为之慑服”，还敢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轮流坐庄”？再以貌似公允的口吻讲了“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主要是四点。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后边以长征的事迹反衬“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内涵贬意。语言风格代表了一定的思想倾向性。鲁迅对此类狡黠伎俩很形象的揭露：“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象无私-----”。（《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1926年2月27日）

爱国情怀是高尚的，知识分子中不乏爱国主义者，钱学森、杨钟健、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等是民族的骄傲、高知的榜样。“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因此而伟大，拒不回国者同其相比逊色了许多。“改开”中学成不归成群，香港陈氏家族向哈佛捐3.5亿美元赞助美国教育事业，等等。在目前环境下，和大批“普世价值迷”比较，也不是太意外的事情。还有多少携款居外的各种人员，也就不奇怪了。

“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是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平常事，再也不能容忍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在中国为所欲为了。那时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不是蒋介石同其国军。以后还要打败17国的联合国军呢，“虎口敲牙”方显英雄本色。

资中筠向社会主义泼脏水到了按常规思维难以置信的地步，“2. 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二战”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国家连片，成为世界最强音，的确代表了未来。帝国主义在学习社会主义的长处时，最大限度地延缓了自己的颓势。1956年苏共由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开始，中共从1979年1月起，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时分别葬送了社会主义，使得资中筠有事实揶揄“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未来”暗指社会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仍是主流。

不是新中国，而是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本能的仇视，把新中国当成敌对关系封锁禁运。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过“抗美援朝”吧，14国为何围剿？朝鲜能把美国怎么样？为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资中筠能明白这些道理。

正常情况下“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是正确的 ，西方也是这样。只有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时不“重合”，思想上的敌人是反复辟力量，打压毫不手软，外部“国家的敌人”成为休戚与共的朋友。慈禧有“宁送友邦不予家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家的敌人”日本皇军和“思想上的敌人”共产党、八路军不重合。鲁迅说：“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华盖集.并非闲话.二》1925年9月19日）

“人人自危”和毛主席时代风马牛不相及，知识分子“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是无中生有。那时的社会是风清气正、奋发向上的氛围，追赶先进成为热潮。全国只有那些“地富反坏右”在接受改造。著名的“枫桥经验”连判刑人员也从牢房里走出来接受群众管理。这不是秘而不宣之事，80多的资不知道？

毛主席不“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而且内政也无什么缺失，只是原原本本的把实际情况告诉他关爱的人民。尼克松当副总统时叫嚣核打击中国时，促进了原子弹研制的步伐。苏联防长格列奇科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毛主席指明“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1969年4月九大政治报告）。全民动员“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防备霸权国家打核大战，一贯旗帜鲜明的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才使战争狂人不敢轻举妄动。资以西方政客频玩之权术羞辱领袖，恶劣可恨至极。“用以巩固权威”是轻蔑的奚落，“桀犬吠尧堪笑止”。

搞社教文革是“用外敌的威胁转移”“注意力”？美国70年代才撤走驻在台湾的美军是大陆的友好使者？中印边境反击战，中苏边界苏修陈兵百万，粉碎了无数次美蒋特务窜犯大陆，击落多架美国入境侦察机是虚张声势，“充分利用”“外部敌人的存在”？资中筠不寻常，处心积虑的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散布流言，如同以战止战的忠诚卫士把被侵略消灭在萌芽中，被怀有敌意的恶作剧之徒煞有介事的说成没有一样。

资阐发的“3知识成为原罪”，同当年自造“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谎言嫁祸于人是异曲同工。“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发扬”，与散布在前文各段里的歪理邪说质同词异。唯“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可算是另一个不攻自破的谰言，废除包办婚姻，实行自由恋爱难道是民国时代开始的？“一切操之于组织”纯粹是无稽之谈。

附：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三）原文的对应部分

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三）原文的对应部分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 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 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 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