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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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就是1959年下半年～1962年上半年，长达三年之久的各行各业建设和全国人民生活都极度困难的时期，关键困难是粮食不足。

　　我是过来人(出生于1947年)，那三年灾情确实非常严重，几乎没有雨，别说灌溉庄家，就连吃水都艰难——很多时候是通夜通夜地去井边排队等水(久旱无雨，井水不足)。那时人还小，国家建设方面的事不知道，就老百姓生活而言，那三年确实很艰难。那时油水少，人们饭量比较大，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减产后的粮食和国家下拨的返销粮、救济粮不够吃，我们家乡就是野菜、青草都没有多的，严重吃不饱;煮饭用的柴禾也紧缺，每天都得去割杂草刺藤，割回来就当柴禾，未干的杂草刺藤烧不燃，烟熏得眼睛直流泪;后来杂草刺藤也没有了，要跑三、四十里远的人口较少的山区去割——本来就没吃饱，身体很差，还跑这么远去割柴背回来，那难，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

　　好在熬过来了。要不是有毛主席和共产党，还像解放前那样没人管，是熬不过来的。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形成原因，众说纷纭(百度一下“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或“三年困难时期”即可找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明显是敌对势力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共产党妄图搞垮中国的说辞，有些是被洗脑不自觉地站在敌对势力立场上帮着汉奸说话，有些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但也不乏坚持历史真实、客观理性、有理有据、合情合理的真知灼见——①、连续三年大面积、大规模特大自然灾害;②、苏修卡脖子及险恶的国际环境;③、我们党和国家的严重人为错误。

　　一、连续三年大面积、大规模特大自然灾害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第37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后简称《灾情报告》)。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 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68.9%和 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 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 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二、苏修卡脖子及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戴维营会谈前夕的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作为赴美会谈的见面札。随后(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后话：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援建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政府片面决定，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苏联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就是逼迫我国大炼钢铁的根本原因，否则，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不能完成损失会更大——土法大炼钢铁，砍伐林木、捣毁成品铁器，损失也不小），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抗美援朝战争，自诩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也是有义务和责任的，斯大林也是赞同和支持的，我们出人，他们出武器，是正理，赫鲁晓夫还要当成贷款强逼我们归还，无耻之极！）。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产党。

　　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I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第422页)。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在我国处于非常艰难的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不失时机地发起“帝修反”联合的“反华大合唱”，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打压，同时鼓励支持台湾国民党向大陆派遣特务、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最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即使这样，毛主席也没有屈服。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怕压，不信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硬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坚实工业基础的经济大国，与美国苏联分庭抗礼的政治大国，能够发射两弹一星的军事大国。换成别人，可能很难做到，早就被压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