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育革命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刻苦攻读,“头悬梁,锥刺股”,为的是 “一举成名天下知”。旧中国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我们老家在清末民初有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清末和国民党时代吉安国立师范的国文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和八股文章,可是不知道计数。他存放在家中的银元都是分几堆并排地平放在一起,如果有人拿动了一个,他就会知道少了钱,如果有人在每一堆上各拿一个,上面还是平的,他就不知道银元少了,由此可见旧社会的教育是多么地落后。 解放前,农村的文盲半文盲率起码在98%以上。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采用办夜校等形式在农村进行扫盲,一些老人妇女都参加了扫盲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在毛泽东时代,村村有学校,人人免费接受教育,中专(高中)以上学历由国家全包分配工作,到1980年,全国95%以上的人民群众已经脱盲。 在毛泽东时代,普及教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国家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改变过去读死书的状况,培养出来的人既有文化又身心健康。为建设共产主义“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1958年,江西省创办了第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由当时的江西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锦秀同志兼任校长。并在江西省各县市设立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采取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形式办学,为农村基层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给林彪的信中写道:(军队)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的“五七”指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在社会上,宣传机构和媒体宣传的都是党的政策和人民喜爱的红色文化,宣扬正气,打击邪恶,维护人民的利益,无论是家庭、社会、学校,一律禁止“三俗”、色情、凶杀和反党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以及出卖国家利益的负面文化教育。 如果你是家长,你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受的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出来的后代有责任感,爱党爱国家爱人民,有良知,与劳动人民有感情,孝顺父母,通情达理,与人团结友爱,能够适应社会,可以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受的教育是厌恶劳动,没有责任感,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背叛自己的国家,没有良知,不孝顺父母,心灵扭曲,不会尊重他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了金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的人? 如果你是一位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你是希望自己受的教育能适应中国的实际国情,热爱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能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有良知,有责任感,有爱心,使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的人;还是希望自己只求一纸文凭,不学无术,贪大求洋,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钱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出卖自己的祖国,出卖自己灵魂的人? 中国共产党应该教育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培养能为人民服务,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革命后代。政府把官员派去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理论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经验,这样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变质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寄生虫,这样的教育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政治偏见。建议党中央,但凡是在欧美留过学的人,要看他(她)在欧美学的是什么专业,只用其技术人才。不能把在欧美留学没有真正到中国最基层参加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锻炼的人直接安排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任职,不能随便让这些人入党,更不准轻易让这些人担任领导职位。取消任用公务员必须考英文的文化殖民错误政策,要任人唯贤,不能搞任人唯亲,更不能搞任人唯“洋”。这些受过资本主义思想教育被西方国家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洗过脑的人满脑子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这些人一旦受到重用,必将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敌对国家象前苏联解体一样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走狗。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变色,有必要严格采取这样的措施。 六、思想革命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5月)人民出版社版第一页】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正确的思想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如果社会正气被压制,邪恶上升,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不可能接受先进的思想。思想革命必须结合实际进行社会革命。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 东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只有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理论才是真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无处不在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只有经常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接受锻炼改造,才能抗拒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糖衣炮弹和封建思想的侵蚀,才不会变质。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人民出版社版第19 ——20页】 人的思想意识决定人的言行,既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就必须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早在1957年就预见到了20多年后的中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近3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严峻。颜色革命随时可能发生,香港“占中”的“雨伞革命”已经在敲响了中国“颜色革命”的警钟。中华民族已经又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全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肃清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8页】是要做官还是要革命,是向人民负责还是向资本家负责,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和走资派的根本区别。干部和“官员”是本质不同的两个阶级体系,共产党的干部是要革命的,共产党员应该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做人民的勤务员;“官员”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是官僚,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敌人。如果共产党的干部成了“官员”,要么是整个共产党已经变了颜色,要么就是这个干部的在思想上已经脱化变质了。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资产阶级话语权逐渐占领中国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阵地,他们把共产党的干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等同起来,把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等同起来,混淆两种对立阶级本质上的差异,他们同化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共产党的颜色。一些混入共产党组织内的共产党员因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们用资产阶级话语体系来包装无产阶级革命,有的甚至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标准来衡量共产党人的一切,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话语权中占被动地位。有的共产党人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承认自己已经由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了异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员”,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现实。 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版第29 ——30页】 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份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梦想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复辟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财产,梦想自己成为垄断中国经济的最大资本家,梦想着只要自己拥有“万能”的金钱就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贪图享乐,热衷于声色犬马,嫖赌逍遥;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爱国,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于是,贪赃枉法,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相继在中国出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自己的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违反宪法竭力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瓜公国企,工人被下岗,农民被征地,正气被压,邪气上升,牛鬼蛇神横行,黄赌毒黑泛滥;人民头衔被取消,同志称呼被异化。中国共产党提出“轁光养晦”,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话语权。资产阶级普世派唯美是从,唯美是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请佐利克来中国指导并制订改革开放的各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政策,企图用资本主义方式替代社会主义内容,用资本主义私有化经济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推翻无产阶级政权,使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重受二遍苦,重遭二遍罪。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曾经批判过的东西,从现在中国的状况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正确的。 七、哲学革命 毛泽东同志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 中国古代的道家有许多理论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比如说“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相生相剋,阴阳八卦,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只不过中国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被历代帝王将相统治者采用唯心论来解读。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版第70页】 经毛泽东同志的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只是少数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的事业,而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件事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精髓。毛泽东同志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论”规定为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学习的主要内容。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一次提倡“唯物论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许多干部学习了哲学,提高了修养,终身受益。陈云同志在1981年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所以,“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哲学修养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从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大庆人靠的就是“两论”起家的,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开发和建成了现代化的大型企业。1960年4月,在大庆会战开始时,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曾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的决定》。该决定刊登在油田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第1期创刊号上。石油工业部在北京购买了几万本“两论”单行本,空运至哈尔滨,供油田职工学习。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等均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为我国现代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 一九七〇年,举国上下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热浪达到了高潮。那时,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学哲学、用哲学蔚然成风,盛极一时。这个时期,在全国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学哲学、用哲学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天津市第三建筑公司综合厂有位老工人叫叶世忠的同志学哲学又学文化的事迹很突出,也很感人。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文选》第3卷,第360页。】 李瑞环同志曾说:“在‘两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事实,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庆就是靠‘两论’起家的。”【《学哲学,用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辨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毛泽东同志提倡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学会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1页】 要使全体党员懂得任何一个政党的覆灭首先是它自己内部的腐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能通过内因的变化而起作用。牢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明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产党自己不变质,任何敌人都无法撼动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要革命就必须先要抓好党内建设,提高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革自己命的自觉性。哲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样,哲学就会变为人民“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八、作风革命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 共产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阶级本色。 江泽民同志在1990年12月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五项要求中就包括了“作风优良”。 我们在观看反映战争的电视电影中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场面,共产党的军官在带领战士向敌人冲锋时总是高呼:“同志们,跟我冲!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来到啦!”而国民党或其他军阀部队的军官在冲锋时一般都是用枪逼着部下高喊“弟兄们,给我冲!……赏大洋**块。”从这两种“冲锋”中,一个是带头向前冲锋,冲锋陷阵牺牲生命是对共产党员的考验;一个是下令士兵向前冲锋,要部下用性命去换取一定数量的银元,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换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导作风。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6页】 共产党员只有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共产党员经历过群众斗争大风大浪的锻炼?有没有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的共产党员呢? 在旧社会,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官僚群体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为了金钱美女的享受,为了衣锦还乡,妻妾成群,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齐家升天。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干部坚持一夫一妻制,不乱搞男女关系,不搞什么光宗耀祖,也不会搞“一人得道,齐家升天”的勾当。我们老家因为是老区,有很多是在井岗山斗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高级干部,他们回乡探亲最多去自己父母的坟前扫墓,探望一下过去的亲友,从不接受乡亲们的送礼,更没有人想过为自己的祖宗修建坟墓、祠堂、庙宇或者纪念碑之类的建筑。解放后,江西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锦秀的母亲生活在乡下做农活和家务,他的胞弟只是公社供销社的一个售货员;独臂将军左齐的儿子只是公社粮食仓库的保管员;张国华将军的妈妈一直生活在永新县城,没有请保姆服侍,左邻右舍的乡亲们经常会主动地去看望她;甘祖昌将军退休回莲花县老家务农;60年代初,我亲眼看见回乡探亲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在家乡的社队干部和群众的陪同下卷起裤腿到农田“视察”。……七十年代初,我们经常和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们一起在生产队插秧,收割水稻,和书记主任们一起下工厂车间参加劳动;在1972年双抢季节中,我们曾经还和当时兼任永新县委书记的吉安军分区张参谋长进行过插秧比赛。在毛泽东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的省委书记、省长,从专区的书记、专员到县、镇、公社的干部没有一个不参加劳动的。参加劳动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传统作风,不参加劳动的干部在那时是可耻的,是不会被重用的。 翻开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工矿车间,在田间地头,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在工人群中,在农民家里,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人农民在一起谈笑风生;在阶级敌人面前,在犯罪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警察与群众一起携手斗争,共保平安;小孩子在路边捡到一分钱都会高高兴兴地交给警察叔叔。有困难,找民警,有问题,找干部。村赶村,户赶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部。群众有困难上访,有人热情接待,没有人诬蔑人民群众是“刁民,农民进城不会被当作“三无人员”抓走关押。党员带头树正气,压邪气。爱党爱国爱劳动成了英雄模范,卖淫嫖娼销声匿迹。人人争当先进,个个助人为乐,家家和睦相处,户户团结友爱,一夫一妻,多子多女,天伦之乐,其乐融融。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家园,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服务所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是共产党人和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换来的良好社会环境,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时期不可能具有的社会现实。 1965年5月,正是井岗山春末夏初交替的季节,到处“莺歌燕舞”,毛主席“千里来寻故地”,回到了阔别38年后“旧貌变新颜”的井岗山,沿途没有象现在的共产党干部那样警车鸣警开道。毛主席在井岗山下的永新县城休息了一晚,晚上在招待所召集已经退休的红军老战士和县领导及普通工作人员在一起聊天,毛主席利用这一时间搞调查研究,对同志们问寒问暖,后来大家还在一起照相合影。在毛泽东时代,不管是毛主席本人还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下乡下厂工作,都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不会象封建社会和改革开放后的“官员”一样有前“兵”后“勇”的人在前面鸣锣(警)开道。 共产党的领导出门警车开道,全程封锁路面好像是从1999年深圳第一次高交会的时候开始风行。我记得那天晚上,从南山到上海宾馆的深南大道全程封路,我从“锦绣中华”开始向东行走,沿途被禁止任何车辆行走,一直到*总理的车队过去后才缓缓有公交车辆开过来,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们个个怨声载道,都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领导下乡工作做为榜样,特别是用周总理亲民的形象用来对比作为发泄对这次封路的怨言。 封建社会的官员出门鸣锣开道,老百姓必须回避。解放后用警车开道的“官员”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已经演变成了官僚阶级,成了人民的敌人,因而害怕人民群众,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从来不会害怕人民群众,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人民群众心中的亲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历来反对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害怕中国的老百姓,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极大的侮辱。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0页】 是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大公无私还是自私自利?是积极努力还是消极怠工?是克己奉公还是贪污腐化?是实事求是还是风头主义,是可敬还是可鄙?这是真假共产党的分水岭,前者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后者是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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