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找毛泽东” 鉴 明 （一） 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巡”之后，1992年5月12日，韩西雅致刘实同志的信中写道：“这次苏南、上海之行，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感觉——中国是无可挽回地向资本主义前进了！”（《韩西雅选集》第1卷第159页） 及至2010年9月9日，他在《重读毛主席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刻骨铭心》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沉甸甸的问题”：“生活在今日中国，对于已经从主人地位上重新沦落为雇佣奴隶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同样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包括以工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同样也受着剥削的劳动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同上第3卷第904页） 我们看到，多少年来，每逢毛主席的诞辰或忌日，中国广大老百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总是不顾重重阻挠乃至专政压迫，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郑重纪念。大家都心怀着这个沉甸甸的问题，追思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朽伟业，缅怀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服膺战无不胜、万古长青的毛泽东思想，探求其解决之道。 去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得好：“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上述这个问题，正是当代中国最重大、最根本、最严峻的问题，发出了时代最强音。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正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决定着人心向背。
（二） “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页） 向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主流社会的声音”的《环球时报》社评，去年12月26日，以《时间越久，毛泽东的伟大越为人识》为题做文章。这实是不同寻常，引人瞩目，耐人寻味。毛泽东旗帜（大地微微）网加了编者按将之转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议论，也是理所当然。 尽管这篇社评带有当代中国“主流社会”的精英们特有的暧昧，但它还是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近年来中国社会“围绕这位中国开国领袖功过是非的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中国从民主革命直到今天的国家道路选择”是否认同。这种争论是“激烈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社评的作者也认识到：多年来，那些“激烈批毛”者，“从抹黑他的私德，到妖魔化他对国家的领导哲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一个政治法统保持延续的国家里，开国领袖遭到如此严重的攻击，这一现象值得深思。”而其原因，则在于：“毛泽东为他信仰的事业贡献了一生，他本人作为领袖树了敌，他领导的国家也因打破世界东方的秩序在一路上招来了忌恨。”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毛泽东的敌对者“日拙心劳，徒唱尔伪”。有如这篇社评所说：“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没有经历过毛时代，但毛的粉丝在增多，对贬毛进行抵制的社会力量在扩大，这大概也是国家政治根基愈加牢固的一种表现。”总之，社评说得在理：“或许是毛泽东的历史角色太宏大了，要中国全社会都看清它，并且清楚得几乎让争议没有存在的余地，还需要我们离他的这个角色更远些，观察它的视距更长些。”“对毛泽东的评价逐渐一致下来，将是中国社会逐渐增强凝聚力并且成熟起来的过程。”
（三） 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强调：“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2015年第1期《求是》杂志） 认真的读者不难发现，《环球时报》这篇社评，虽能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但恰恰是在道路问题上含糊其词，释放了错误而又暧昧的信号。 它完全无视上述“这样一个沉甸甸的问题”，充耳不闻时代的最强音，好像今日中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好像“中国从民主革命直到今天”是一脉相承、毫无变异的。不仅如此，这篇社评还把毛泽东“看成中国今天国家成就和问题的源头”，认定“国家这几十年的巨大进步”，“中国的事业已历经几代人，不断向好，直到今天迎来新的高峰，实属难能可贵。”云云。 这么说来，韩西雅那样的老同志提出的那个沉甸甸的问题，岂不成了无中生有？ 多少年来，中国广大老同志和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的苦苦探求、奔走呼号，岂不成了无事生非？ 若果如此，对毛泽东“这位新中国开国领袖功过是非的激烈争论”，又是从何而来，何从谈起呢？
（四） 其实，正是《环球时报》社评这种似是而非、含糊暧昧的态度，欲盖弥彰，反而把今日中国广大老同志和老百姓，与“社会主流”精英们在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暴露无遗了。 在广大老同志和老百姓心目中，“中国从民主革命直到今天”，是分为毛泽东时代和邓江胡时代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与邓江胡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完全相背的两条道路；前者使自己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后者则使自己重新受剥削压迫，这两者是水火不容，断然不可混为一谈的。 在“主流社会”精英们那里，正是为了掩饰这种截然不同与完全相背，也即掩饰“邓三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掩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总是“拉大旗作虎皮”，总是用“中国从民主革命直到今天”这种笼统含混的说法，又时不时地根据形势需要僭用毛泽东的名义，来混淆视听，愚弄群众。这几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不是领教得足够了吗？新问世的《韩西雅选集》。对此的揭露、分析和批判，就足以为证。 《环球时报》社评说什么“国家这几十年巨大进步”云云，当然不能形而上学地“彻底否定”，而是必须具体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进步？是对什么而言的进步？是对谁有利的、为谁认同的进步？这种进步，又把原先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中国引上了什么道路？使之陷入了什么境地？ 至于说什么毛泽东是“中国今天国家成就和问题的源头”，那显然是无稽之谈了。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与“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问题”，和毛泽东是格格不入的、毫不相干的。他们是邓江胡“改弦易辙”、“跟着美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全球化”，颠覆毛泽东当年领导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创立的社会主义家业而得来的。它们是“邓三科”“彻底否定”毛泽东反帝反修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而造成的。那个沉甸甸的问题，正是根源于此，并且一直悬在当今中国的上空。“围绕这位新中国开国领袖功过是非的激烈争论”，正是由此而生，越演越烈。《环球时报》社评说得对：一些人对毛泽东这位新中国开国领袖无所不用其极的严重攻击“这一现象值得深思”。而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不就是“邓三科”吗？ 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主席郭生祥说准了：“改革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正好是改革后产权逐步明晰、渐进市场化、‘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资本，正是这个基础上，随着改革的深化，慢慢地再衍生出部分市场资本主义、外来资本主义。”（2014年12月18日《环球时报》） 1月10日《环球时报》社评《幸亏中国当年勒紧裤带造出两弹一星》说对了：“中国能在国际社会中第五个成为有核国家，是非常让人庆幸的事。如果没有那些英明决策和于敏那代人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反之，“今天的中国如此丰富、多彩，但像是很难再出于敏这样的人。人们为‘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事迹唏嘘，也会多少为今天的道德面貌有一番感慨。”“市场经济可以是血脉、肌肉，但它被证明成为不了支撑国家战力的骨头。” 至于近年来揭发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老虎满地跑、苍蝇满天飞、狐狸满球窜”的“塌方式腐败”景象，用“骇人听闻”之说也不足以形容，且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哩。而这，不正是“彻底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必然恶果吗？ 三十多年来，正是诸如此类的实践教育，两个时代，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两类社会后果，因果如此鲜明，对此如此强烈，孰是谁非，孰是谁假，不仅使中国广大老百姓了然于胸，更使他们有切肤之痛。所以，“主流社会”精英们企图把两者合二为一、混为一谈的说教，以及他们鼓吹的“进步”与“成功”，在中国广大老百姓面前，不仅毫无可信，徒劳无用，反而弄巧成拙，越显其伪。这样，中国广大老百姓，越来越心向毛泽东，背对邓江胡；越来越服膺毛泽东思想，鄙视“邓三科”；越来越缅怀毛泽东时代，唾弃邓江胡时代；越来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力争社会主义复兴，不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了吗？
（五） “有问题找毛泽东”！ 多年前，就听到了这种说道。 多年来，越显其屡试不爽。 一部《韩西雅选集》，就是最新的可贵范例。 即便是那个追随过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后又“改弦易辙”的邓小平，在1981年3月也曾说过：“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这也正是邓江胡他们在高举自己五颜六色的旗子时，不得不时不时地挥动一下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伪善所在。 毛主席第121个诞辰之际，《环球时报》社评，以《时间越久，毛泽东的伟大越为人识》为题作文章，就表明“主流社会”的精英们，在中国广大老百姓日趋新觉醒和新奋起、“有问题找毛泽东”的形势面前，也不得不默认这个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和时代潮流不可抗拒。其中的一些论述，虽然含糊暧昧，却也曲里拐弯地承认了一个客观事实：惨淡经营三十多年的“邓三科”日更不得人心，恰如夕阳西下，只能与时俱进地陷落下去。反之，只有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中国社会逐渐增强凝聚力并且成熟起来”。 当然，几十年斗争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在这个事关中国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上，切忌任何天真幻想和急躁盲动。对毛主席功过是非的激烈争论，必将继续下去、越演越烈。“对毛泽东的评价逐渐一致”，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斗争必将是长期、复杂、曲折、反复，甚至是尖锐、残酷的。但是，“有问题找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这个必由之路是确定无疑的。 让我们向韩西雅这样的老同志们学习，循此方向不懈努力，在“新常态”下，为求解那个沉甸甸的问题，去迎接新的艰难斗争吧！
（201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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