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道路”何处去？
——“中间道路”在哪里（之七）
赵 磊
《“中间道路”在哪里》从2014年挂出第1季开始，加上被毙掉的第6季，到现在已经进入第7季了。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中间道路”向何处去？想必是国人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所以，展望未来，是本季的中心任务。
关注拙文的朋友，也在翘首以待我的答案。先别着急同志们，与其直接回答“‘中间道路’何处去”，不如先来看看发达国家未来将向何处去。为什么？既然发达国家正在引领世界潮流的方向，那么，拿发达国家的未来说事，恐怕会更有说服力。
左翼可能会有意见：不是说要有自己的“特色”吗，干嘛非要以别人的马首是瞻？我说别激动同志们，强调“特色”很有必要，但既然都是“市场经济”，就有一个“一般性”在里面吧？按照“谁主导世界游戏规则”，我们就得有“清醒认识”，并“尊重这个规则”的逻辑，你不把“一般性”讲清楚，右边那拨人能答应吗？所以，必须滴。下面，我先谈谈“一般性”，最后谈谈“特殊性”。
问：“现在主导世界的游戏规则是谁？”答曰：“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不是“普世”，另说，有一点我却必须强调：别看普世价值很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实，现实的状况却是：“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行走在路上犹豫不决，心中充满了迟疑彷徨。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交替登台，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演进的基本脉络。这个基本脉络清晰地表明，伴随着“过剩”与“透支”的周期性折腾，当代资本主义走在“中间道路”上，六神无主，纠结得很呐——何以见得？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交替登台，不就是资本主义行走在中间道路上左右摇摆的真实写照吗？
次贷危机以来，由金融泡沫支撑的发达国家的“透支消费”，与全球产能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以数字化、网络化、扁平化、弹性生产为特征的“新资本主义”，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几近坍塌。我敢在这里打赌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曾经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逐步让位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纠结于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资本主义的前进方向似乎要万世开太平地走下去了。但是，这条中间道路走得下去吗？很遗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踩钢丝，其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其平衡难度越来越接近制度的极限。一句话，不仅在中间道路上保持平衡已经越来越艰难，而且其难度系数逼近临界点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若问当代资本主义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人们可以列出N个答案。在我看来，最严峻的问题是腐朽！啥叫腐朽？就是腐烂，就是败坏变质。腐朽的表现涉及方方面面，而集中表现，就是“过剩”：一个是生产过剩（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是金融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过剩交替折腾，周期旋转，二者必居其一。
曾经有饱学之士反复叨叨：“过剩比短缺好”。短缺当然不好，难道过剩就好么？NO！今天的所谓过剩，并非“绝对过剩”——并非相对于整个人类或者绝大多数普通群众需要的过剩，而是“相对过剩”——相对于有购买能力需要的过剩。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过剩，不是相对于真实需求的过剩，而是相对于购买力的过剩。如果这个“过剩”是绝大多数人都买不起的“过剩”，它比“短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总而言之，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当下语境下的过剩，并不是马克思所倡导的“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物质极大丰富，而是两极分化过程中的畸形孪生物。过剩的当然是“财富”，但是，“过剩”并不等价于“富足”。因为，今天的“过剩”是资本和利润的过剩，而劳动者的收入与购买力却依然“短缺”。伴随着过剩的不是整个社会成员的“富足”，而是越演越烈的贫富分化。
一个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解决“过剩”的办法，除了交替使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政策以外，越来越不得不依赖于社会保障的修补和完善。正是这个“不得不”，成了抵御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崩溃瓦解的“新常态”。
若干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群学者造访北欧，期间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问：“你们北欧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你们就不怕养懒汉吗?”答：“我们宁愿养10个懒汉，也不养一个罪犯!”——与中国改革以来盛行的“末位淘汰”、“赢家通吃”的蛮拼相比，这样的回答很另类，也很有点“社会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会不惜“养懒汉”，越来越依赖于完备的社会福利网呢？这是值得“特色”社会反思的重大理论问题。窃以为，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创新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特色理论”来。
按理说，只要劳动者满足于吃社保的温饱日子，这“新常态”也没有啥不好的。问题是，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人靠吃社保混日子，短时间可以，长期下去，他们心里能平衡吗？即使他们心里能心安理得，在岗的人能心里平衡吗？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什么意思？就是说，劳动原本就是人类的天性！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即使有限的社保能保障基本生存，可人的本性却被“无所事事”给扼杀了。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西南财大经济学院前任院长任治军教授，是一位资深的老海龟。最近他从欧洲回来告诉我，欧洲的失业率很高，西班牙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40%以上。我上网查了一下，2014年6月西班牙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54%。近几年来，整个欧元区的青年人失业率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23.9%；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数据则经历了最大的跳升，分别提高到55.9%和36.5%。根据最新的数据，希腊的青年人失业率最高，达到了57%。美国18至34岁之间的年轻人，六年来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几乎一半的黑人青年没有工作。
我问：“如此高的失业率为啥还能保持社会稳定？”任老师告诉我，“全靠社会保障的支撑”。任老师还特别强调：“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下，欧洲任何政党上台都解决不了失业这个难题”。出路何在？稍稍有点常识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必然趋势：缩短劳动时间。
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公有制才可以“一个人的活几个人干”。这种备受经济学诟病的“吃大锅饭”其实预示着人类劳动方式的创新：缩短每个人劳动时间的同时，增加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间。问题在于，私有制只能“几个人的活一个人干”，“提高效率”不仅意味着在职劳动者的过劳死，而且意味着必须保持失业大军的竞争压力。
为啥任老师说“任何政党都解决不了失业问题”？因为失业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就是失业，没有失业何来资本主义？从理论上讲，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劳动时间就会缩短。但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意味着劳动者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下降；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意味着个别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增加与其他劳动者失业的增加并存。这说明：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不仅已经足以支撑人们的基本生存，而且也足以保证大多数人过上富裕的生活。
（2）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不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减少劳动是社会的必然趋势。
（3）由于减少劳动投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失业问题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号难题。
（4）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框架内，失业问题是无解的；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
（5）当下流行的“灵活就业”、“打多份工”、“减少周工作日”，以及兼职工人、季节性工人、临时工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看似资本主义面临失业的权宜之计，却也表明，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越来越具有“一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的特征。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右翼理念为指向的中间道路越来越艰难，未来很可能向“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干”的左翼方向调整。至于调整的力度有多大，则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对比，以及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失业率会趋于上升？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此。难怪有人说：“福利太好了，上班干活的工资还没有在家拿政府救济的多，谁去上班啊！”
G20会议（第九次峰会）2014年11月15-16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增长、就业、风险”。这三个关键词是互相关联的：（1）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长越来越成问题，中国的增长动力也在疲弱。（2）金融危机虽然正在淡出，但风险却在进一步累积，整个世界经济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3）下次危机啥时爆发，能不能规避，谁也不敢打包票。G20会议用这三个关键词作为主题，真实地反应了当代市场经济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就业”这个关键词，我预计，未来将日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头号噩梦。
那么中国呢？据媒体报道，中国是世界上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市场，每5台机器人就有4台被中国买走。中国自主开发机器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核心部件已经能中国自行生产，成本大幅降低。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机器人在沿海一带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和广泛应用。在人力过剩远远超过西方的中国，企业算账是很明智的：使用机器人比雇佣人力的成本要低得多。不论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自动化、机器人代替人力肯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力被挤出生产活动过程。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应该向何处去，又将向何处去呢？
人类的脚步已经跨入2015年，地球又长了一岁，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也在增长？生产力的进步我感同身受，生产关系的进步又在哪里呢？很遗憾，对于后者，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反智和倒退。这不，我这有损普世价值脸面的系列博文，有人早已“屎可忍，鼠不可忍”了。此前的第6季，不过是重温了一下张维迎吴敬琏的雷人理论，就被删了帖。眼下这第7季，诸位也看见了，鄙人把普世价值的洋祖宗都那啥了，这不是就捅了某些人的肺管、掘了他家祖坟么？
问题是，删了拙文，是不是资本主义就能寿比南山、万寿无疆鸟？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