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鉴别思想体系的方法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一个半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体系，主要有四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思想；三是布朗基主义；四是蒲鲁东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三种思想——布朗基主义主要导致左倾机会主义。第四种思想体系——蒲鲁东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捏合嫁接的杂交物，它的核心理论是“公私合题”——即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互相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期，蒲鲁东主义是主要批判对象之一，而且这两种思想体系一直处于截然对立之中。蒲鲁东主义后来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对国际共运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严格区分这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界限，对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将任何一种新出现的理论放在已经客观定论的思想体系中考量，就能迅速地一目了然地鉴定出它的坐标轴基点。有了这个坐标轴，就能准确地判断出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在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必须鉴别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体系性质，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多年来人们都说邓小平没有理论，更没有思想体系，只有“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同样只有思想体系才能击败思想体系。将思想体系极为鲜明的毛泽东路线彻底否定而另行一套路线几十年，怎么可能没有思想体系而只有“两只猫”的思想方法呢？诚然，邓小平的理论是支离破碎的，严重缺乏思想体系的系统性，这只能说明这个理论的机会主义特征，用方法论掩盖它的体系性，它本身就是“不管……只要……就是……”的格调，时代的课题恰恰是须要探究为什么机会主义能取得回合性的胜利。很多人还说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却没有确切的标定。进行思想体系分析，必须准确地回答 “不是什么”和“是什么”两个方面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理论的多种感性表象提供的线索，为鉴别邓小平理论路线的思想体系性质，我们确立了与之相关的两个参照体系——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引经据典而使比较鉴别表现出考据学的呆板，尤其是开始的基本理论叙述部分更显得冗闷，但舍此别无他径。列宁曾批评机会主义者总是“避开一切鲜明的原则性的界限”（《以后怎么办？》），又在批评社会和平主义时说，必须使口号“具有无产阶级意义”（《列宁选集》第二卷696页1972年版）。所谓原则性界限，就是在两个对立的体系之间进行取舍，非此即彼，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毛泽东语）而当某个口号（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本身的阶级性难以明确判定时，就要像列宁说的那样“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列宁《对谁有利？》）体系分析和阶级分析，是我们划清思想体系界限的根本方法，这样才能避免情绪化和主观武断。 关于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1809—1865年）生于法国的一个小生者家庭。蒲鲁东当过旅店雇工、印刷工人，后来利用别人的资本开了一个不大的印刷厂。他写了许多经济理论著作，受到马克思最严厉批评的是他的《贫困的哲学》。在蒲鲁东看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缺点，声言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私有制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他设计了“公有和私有的合题”的第三条道路。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合题”。 他说：“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这两者招致来的东西都是坏的。 为什么呢？……共产主义否认独立的比例性，私有制则不适合于平等和法律的要求。”简言之，他认为，公有违反独立（没有财产就没有独立），私有违反平等（贫富不均没有平等）。那么怎么办呢？他发明了第三种形式，他说：“我们把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即公有和私有的合题叫做自由。”具体地说就是“消灭私有权和保存领有权”，实际上所谓“领有权”还是私有权，只不过形式不一样罢了。他说这样一来，就消灭了私有制“恶”的方面，使穷人不再受富人的奴役；而保留了私有制“善”的方面，人人都得到了“独立”。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他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为此，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的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彻底批判了蒲鲁东思想，揭露了他为资产阶级服务效劳的面目。马克思评论说：“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法典”。蒲鲁东认为“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永恒的”。巴黎公社是“是蒲鲁东主义的坟墓”。（引自《哲学的贫困》和《法兰西内战》等）列宁说：“马克思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二卷“注1”对蒲鲁东主义有简明解释：蒲鲁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因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约·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批判资产主义私有制，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他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工人依靠这些银行的帮助就能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保证“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竭力反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蒲鲁东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是相反，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恩格斯指出：（以下引自《论住宅问题》） “蒲鲁东全部体系的基础”是“单独交换”。 “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在阶级斗争向问题上，蒲鲁东主义者主张“不实行阶级政策”。在劳动组织上，“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认为“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与之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 在农业政策上，“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大田庄都应该分成细小的农户，这种办法在现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经验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相反，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织的工作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的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械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 在解决工人住宅问题上，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宅的所有者。” 在经济理论上，“蒲鲁东先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永恒思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是永恒的。然后又回过来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现实法权。”“蒲鲁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如他对住宅问题解决办法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他在理论上已被驳倒，在实践上已被排斥到一边。”“蒲鲁东主义只是表达资产阶级激进派所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如果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假如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会在德国泛滥，那就加倍可悲了。” 蒲鲁东主义（以小私有制为基础）本身的逻辑就蕴含着它自己的演化路径——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演化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再进一步演化到完全的资本主义思想。它的第一个阶段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对蒲鲁东主义这种思想演化的逻辑，蒲鲁东本人并不知晓，这个逻辑规律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这第一、第二阶段是蒲鲁东主义的题中之义，而第三阶段是蒲鲁东没有料到的。但马克思早在蒲鲁东主义刚一出现时就明确指出了，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指出蒲鲁东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本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大资本主义的铺垫石，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现在正推行蒲鲁东主义政策的国家（即如中国），是否也有这种前景呢？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有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么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东鲁大概是少不了的。”我们不无忧虑地提出一个问题，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前所担忧的那种“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即合乎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性愿望）而出现“稳定的和明确轮廓的”蒲鲁东主义的那种“加倍可悲的”的情况，在当代中国是否出现了呢？ 关于住房改革政策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工人住宅紧缺问题，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有位医生米尔伯格在当时德国工人政党的机关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表述自己对解决工人住宅紧缺问题的见解。恩格斯认为米尔伯格的见解是蒲鲁东主义思想，发表文章予以批评，后来编辑成书，这就是著名的《论住宅问题》（《见马思选集》第二卷）。这部著作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界限的典范，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论斗争具有极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下恩格斯的论述（见《马思选集》第二卷）： 米尔伯格立张，工人用房租作为分期付款赎买住宅，成为房屋的主人，他认为这是工人的头等要求。其实，蒲鲁东早就提出过这样主张。恩格斯指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认为工人应当购买自己住宅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指出过的那个蒲鲁东主义原则上的。”“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条件。”而蒲鲁东主义却是“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从而把现代工人又弄成像他们的曾祖父那样眼光狭隘和阿谀成性、俯首帖耳的奴隶。” 按蒲鲁东主义方案，工人会重新成为拥有住房的小私自有者，这在阶级性上是严重的退化，大大削弱了工人革命精神。“这就暴露出蒲鲁东主义的全部反动面貌”，其反动性“就在于恢复工人对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被历史消灭了的事情。”“在现代大工业和城市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恢复各个人对自己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后退一步。”“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解决工人住宅的办法姓“资”不姓“社”。恩格斯指出，假如按蒲鲁东主义的方案，工人用房租为分期付款购房，房屋资本家就会为保证利润而提高房价，工人要付几倍房租，在多少年后才能得到一所已破旧的房子，而且加重了工人生活负担。工人有了住宅后，不能再自由迁移寻找工作，受住宅缚束便不能再用罢工方式进行斗争，因为资产家会开除罢工工人，这样就迫使工人不得不接受对自己不利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条件。所以蒲鲁东主义方案只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并不是像米尔伯格所说，这个方案是“革命的思想”。恩格斯提示，在实现社会主义后，“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全文转录了恩格斯的这段提示，并表示完全赞同，列宁认为应该实行“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并“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十月革命后，苏联就实行了住房分配制。新中国建国后，对干部、工人也实行了住房分配制度。住房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题中之义。住房属于重要生活资料，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住房理应属于国家所有，分配给干部、工人居住。住房分配制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产生巨大凝聚力，并且是共产主义分配制的萌芽因素。住房分配制使干部工人免去为生活的主要思虑而一心投入革命、工作。当有工作调动时只要向公家交出住房钥匙即可，到新单位又享受公家住房待遇，他们也不用为儿女后代操心购房而攒钱，干部、工人的心能不与国家贴在一起吗？据《中国房地产热点大特写》一书披露：早在一九七七年底，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说：“要考虑城镇住房改革。以后，新建的房子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期付清。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房子售出后，恐怕要调整房租，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总之，要使人们考虑买房子合算。”（大意）邓小平的话当时是语惊四座。据成思危主编的《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一书披露：“1980年4月5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说：‘关于住宅问题，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与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售出以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总之，使人们考虑买房子合算。’” 后来，住房改革完全是按邓小平设计的政策实施的。如果用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来评论判定邓小平的住宅改革政策是地地道道的蒲鲁东主义，是不是恰当呢？现行住房改革政策有许多弊端： 一、使工人（包括干部）变成拥有房屋的小私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小资产阶级，这是阶级性退化，使小家庭主义严重腐蚀工人干部的精神； 二、使住房所有权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小私有制，这是所有制性质的退化； 三、取消了极宝贵的共产主义分配的萌芽因素，严重削弱社会主义的凝聚力； 四、使普通工人、干部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烦恼，成为一座新的大山压在普通职工干部的头上； 五、私人购房使人们从改革实惠政策中得到的一些积蓄一次告罄倾囊而出，甚至负债，却得到一所本应该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住房，人们怎么算也不合算，有一种被捉弄感，对改革产生失望感； 六、受住房约束，工人、干部不能自由异地调动工作，对发挥人才流动及解决职工生活困难不利； 七、引发房地产开发泡沫经济，全国盲目建商品楼，大批楼房空置售不出去，沉淀大量资产，造成严重浪费，而许多困难职工却无房住，望楼兴叹； 八、出现大批投机性房地产开发商，在国有土地批租黑市交易、房地产交易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据资料，1992年国家从土地批发中收入90亿元，而土地黑市交易中流失却有400亿元，从中导致严重腐败，滋生大批百万富翁暴发户和腐败分子； 九、住房形成两极分化，产生社会不公平现象，使社会心理失衡； 十、使土地价格飞涨，企业为职工支付住房基金，使新建企业一次投入成本加大，导致产品成本上涨，价格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加大，农业产品收益下降； 十一、造成土地大量浪费，耕地被占，每年有一个县那么大的土地被占用。 十二、外资介入房地产，建房后国内出售，使资金外流。 十三、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兴起开发区热、房地产开发热，是造成经济过热主要原因，打乱了中央原来的治理整顿的安排，国务院不得不采取紧急刹车措施，进行消肿“软着陆”。 蒲鲁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其方案是使历史倒退一百年，而邓小平的住房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历史倒退二百年；蒲鲁东方案仅仅是一纸空文，并未付诸社会实践，而邓小平政策则付诸实施；蒲鲁东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工人阶级性退化，并不出现所有制退化；而邓小平政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不仅使工人阶级出现阶级性退化，而且出现所有制性质退化，是一种双重退化，这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退化。可见，邓小平路线比蒲鲁东主义倒退得更远更严重。在苏联已实行了六十年、中国已实行了三十多年住房分配制后，有必要重新实行住房私有化吗？社会主义最终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难道要工人阶级背着一所私人住房进入共产主义吗？或者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还要再来一次住房公有化运动吗？现行的理论能回答这些问题吗？人们能从这种理论中预见未来吗？这种理论是否是一种只管眼前而不管将来的理论呢？ 住房改革政策的核心是私有化，确切无疑地证明邓小平理论路线政策是蒲鲁东主义，“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即姓“资”不姓“社”，姓“蒲”不姓“马”。 《论住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一一部关于住房问题的“专门研究的”著作。（见《论住房问题》序言）列宁赞许这部著作是“精彩的文章”，在《国家与革命》中有两大段引用。应该说恩格斯这部著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住房政策的理论指南，但中国在住房改革中却实行的是蒲鲁东主义政策。 在基本点问题上，证明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住房问题，又证明邓小平理论是蒲鲁东主义。这样，在“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两方面问题上，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体系性质——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是蒲鲁东主义的当代中国版。正是在住房政策问题上，我们抓住了邓小平理论路线的蒲鲁东主义的尾巴，揭开了邓小平理论路线倒退复辟的真实面目。许多吹鼓手称颂“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实是狗尾续貂、指鹿为马、鱼目混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羞辱，如果马克思在世，对中国人这种狗尾续貂的拙技，恐怕又要说出那句名言——“我只知道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感谢恩格斯的精彩文章，恩格斯仿佛是在一个半世纪前就预见到未来的中国有人会照搬蒲鲁东的“陈旧方案”，因而告诫说：“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么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东鲁大概是少不了的。”米尔伯格因恩格斯称他为蒲鲁东主义者而感到冤屈，恩格斯说：“我有权把一篇贯穿着蒲鲁东主义的文章的作者，一篇除了蒲鲁东主义观点之外一无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论住房问题》）恩格斯这种判定思想体系的原则方法是我们必须效法的。 关于生产力问题上的修正主义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毫无疑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同时还特别强调先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所以《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发展的程度怎样。”这才是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着重点、关注点，这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一切新老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只是片面固执地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前半部分，并将其向右的方面歪曲成僵死的理论——某一种生产关系只能与某一种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与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低级生产关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他们反对生产力较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革命，只能等待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重新退回去，重新返回去实行新民主主义去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称之为“补课”。他们说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人堂皇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例如，考茨基认为“小生产力要求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转引自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但是生产力发展到具体何等水平才能进行革命呢？他们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也从来没有标准。于是，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只有永远确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或停滞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甚至永远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这在实质上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私有制万古长存。 他们在理论上有一严重误区，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生产力仅仅是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对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劳动生产者则视而不见，他们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根本不懂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解放生产力”是空洞的，而“发展生产力”仅仅指发展科技。他们不知道生产力水平标准首先是生产劳动者的解放程度，即生产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提高，由此产生发出巨大的积极性，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被他们抹杀了整整一个世纪。都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劳动生产者的解放——首先是政治解放，本身不就是使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使生产力大大提搞了吗？在科学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奴隶变成自由农民，甚至仅仅变成半自由的农奴，都会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使生产率大大提高。反之，如果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反而使劳动生产者受到压制，地位下降，那么这种生产力的提高是片面的畸型的，不是社会生产力的整体的本质的提高，它使劳动者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附庸，降低人的主宰地位，贬低了人类。比如，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成果成为工人阶级受压制、失业的条件，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奴役世界劳动人民的工具，对全人类来说，在这种科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进步的方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必须变更社会的经济基础、变更社会制度，科技才能走上进步方向。所以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所以才有“社会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说法。小资产阶级具有天然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但它又是劳动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小生产也有天然的资本主义自发性，但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集体劳动组织、按劳分配原则下，小生产能以较快速度发展提高，与大工业生产力水平逐渐靠拢。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是顽强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情况下，工人队级及其政党处于它的包围之中。受这种自发倾向的影响，蒲鲁东主义在工人的队级及其政党内部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有很大比例的情况下，蒲鲁东主义甚至常常处于实际的优势地位。所以，蒲鲁东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形影不离的斗争对象，而且它还常常从右的方面冒充马克思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可惜对“修正主义的本质是蒲鲁东主义”的警觉和斗争被忽略了近一个世纪。在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运队伍在理论和路线斗争中几乎见不到“蒲鲁东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理论视野中“蒲鲁东主义”完全是个陌生的东西，对我们身边这个危险敌人熟视无睹。这就是因为中国至今还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国人都身处自己的影子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神医铁拐李也治不了自己的瘸腿。 因此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之间的界限，对当代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小生产力不是古代那种小生产力状况，而是有了一定大工业生产力做社会经济领导力量的状况，所以才能将小资产阶级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将小生产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这也是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重要原因。 至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又出现和平演变复辟，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原来经济落后，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比例过大，导致蒲鲁东主义最终占据上风，因而滋生出强大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从内部颠覆了无产阶级政权。 在进行了上述理论铺垫以后，我们来进行对邓小平理论路线的思想体系的具体鉴别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