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我同一个死囚的忘年交（续九）

204监室关着一个一审被判处死刑的青年，他叫尚航（化名），只有十九岁，家在河南周口农村，是郑州某中专学校的学生。因为同女友发生争吵，盛怒之下，用水果刀划破了女友的颈动脉，造成女友死亡。报警后，他守在女友遗体的旁边等待警察的到来。一审判决后，他在看守所等待河南省高级法院的复核。

他身高一米八〇，发育得体态匀称，举止稳重，五官端正，神态安详，很像个文静的大学生。

他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日夜戴着手铐和一副粗重的脚镣。他的棉袄的两只袖子和棉裤的两条裤腿，都被剪成片子，在片子的两边都缝上些布条，以便穿起来以后结扎。

观察了些日子以后，我发现这个孩子镇定得不像一个判了死刑的人。

我在看守所的日子，看见和听说了三个死刑犯人的不同表现。

406关着的那个死囚，是恶魔型的。他恶吃恶打，号里在押人员家里送来的食品，必须先尽着他吃，否则，他就要骂人、打人、闹事。他当然是不参加劳动的，但是，他看着别人干活，稍不顺他的眼，就大喊大叫：“老子打死你们一个，可以多活半年！”按照中国现行司法程序，打死一个人，从公安局侦破到检察院复审、起诉，再到法院一审，再上诉高法，差不多确实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看来，他是动过这个念头，算过这笔账的。

204号的隔壁，205号监室也关着一个死囚，这是个孬种型的。他常常哭哭啼啼，寻死觅活，搅得一个号里的人都不得安生。他犯罪的情节就透出他是个孬种：他见对门邻居家男人不在家，夜里便到人家家里偷东西。正在睡觉的女主人被惊醒，彼此是邻居，当然相识，他便凶恶地把这个妇女掐死了。一审判了死刑后，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可能常有幻觉，经常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爸，你快回家吧！下雨了，别在那儿站着了！”这同一句话，他能凄历地叫上一、两个小时。

而尚航则与这两个死囚完全不同。他和号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我和他第一次说话，是由于我画的一张电脑键盘图上的错误。

一次，我劝一个青年学文化，学技术，他说想出狱后学电脑，叫我给他讲一讲键盘是怎么打字的？于是，我给他画了一张简单的键盘图，标上英文26个字母的位置，让他熟记，练习用汉语拼音打字。这张图被尚航看到了。他告诉我，我把E和R的位置左右画颠倒了。我赶忙改正过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交谈。

平日，他同人们下象棋，打扑克，更多的时间是自己看书。号里有几十本杂书，他看了不少。民警给我买的《历史的顿挫》人物卷、事变卷，《神奇的宇宙》，唐、宋人的《怀古诗集》等等，他也都借去看了。我真是惊奇，他这么小小的年纪，怎么会不被死刑吓倒呢？他怎么还能吃睡正常，谈笑如旧，怎么还能同别人一起娱乐、还能看得下去书呢？在史书和小说里，有那种不怕死的豪杰、侠客；在革命烈士们的传记中，先烈们那种心红胆壮，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令人无限敬仰。然而，如今这个孩子，是靠了一种什么精神力量，竟如此从容自若的呢？

一天，吃过晚饭之后，打完了铺，一个孩子来跟我说：“爷爷，尚航说他想和你谈谈，问你行不行？”我立刻高声唤着他过来。我们两个人坐在我的铺位上聊起来。

那天，他简单向我讲了他的案情。我听得出来这是他最不愿意讲的话题，所以他讲多少，我就听多少，不多问。我最关心的是他现在的认识、想法和打算。他告诉我，从“她”一死，他就做了死的准备。他说：“活着已经没有意义，没有趣味了。”他说这样话的时候，依然平静地微笑着。经验告诉我，用这样的表情述说着自己痛苦的人，多半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首先肯定了他的想法是合乎情理的，是有责任心的，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然后，我提醒他，其实他实际上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少痛苦、最少惩罚自己、完全不必去做那些补偿过错、替双方的亲人们着想的种种很艰苦的工作了。一死百了。所以，我认为他只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还不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

他问我真正勇敢的人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他，那是很苦很苦的。要活下来，要负起责任，要用自己一辈子的光阴，牢牢记住这个教训，用一个人力量，去做两个人的——你的和她的——的工作，争取最大的人生成就，报答所有被你伤害的亲人，使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你的努力、成就和真诚中得到安慰。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最能考验自己的毅力，最能报答她，因此也才是最勇敢的。

此前，民警曾告诉过我，他有两个从宽条件：一个是他的女友有过失，搞三角恋；另一个，他属于激情杀人，不是蓄谋作案。如果辩护得好，他可以活下来，问题是“他请不起一个有名气的好律师。”另外，他杀了女友后，总觉得对不起她，因此她的错处他不讲，他把一切责任都自己兜下来。

他又问我，他现在应该怎么做？

我说，“你应该向法庭如实讲清案情，讲清你那天到底为什么震怒，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隐情？干部说，你有从宽的条件，你应该争取从宽，先活下来。”我不能直接向他提醒他女友的过错，我知道他还在保护她的名声。我希望他自己去向法庭讲述。

他又问我，如果他能活下来，他要在监狱住上十几年，什么都耽误了，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成就。

我告诉他，一个人有没有成就，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他可以把监狱变成自己的学校，变成成功的摇篮。

他的情绪明显兴奋起来。他说他喜欢文学。我们就讨论了一些如何自学文学知识的问题。最后，我向他承诺，只要他在狱中走自学成材的路，他所需要的一切书籍、费用，都由我来承担。我尽力去监狱探望他。尽量在经济上支援他。一旦过几年我不在了，我会嘱咐我的孙辈继续和他保持联系，继续履行我许下的诺言。这一切，我只要他答应我一个条件：努力一生，献身人民。他很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您！您是我的好老师！”看来，我们谈妥了。

那天晚上，我们从不到七点开始，一直谈到十点多，我们谈的很契合。把一个一心想死的孩子，劝说得又有了活下去的念头，我的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此，我认为我应该首先履行对他的承诺了。我开始关心他的生活，凡是家里送来的食品，我总要分一些给他，这比让X和D这样的人分吃，有价值得多。我很珍惜大蒜，它是牢房里的杀菌药、消毒剂和最好的调味品。家里每送进食品来，所里工作人员一叫名字，都是X跑到牢门口接过来，并由他保管。他和D往往藏起一些，在我睡觉的时候他们吃。别的东西，我都不在意，唯独大蒜，我一定自己动手，立即分给包括X、D在内的我要分给的人，以免被X或D搞鬼，其中尚航是重点供应的对象。我希望保护好他的身体。

为了防止一旦突然分开，我们会失去联系，我就把家中的地址、电话号码，写在一个小纸条上，悄悄给了尚航，叫他收藏好，不要外传。

（关于在牢中对自家的住址、电话和家庭成员姓名要保密这件事，我原来没有经验，是民警告诉我的。一次，老伴来探监，我告诉她，如果有人拿着我写的字条去家里找她，她就给来人一百元作路费，那都是没钱回家的农民。这话被站在我身后的民警听到了，他急忙拦住说：“可不能！可不能！你太相信别人了，这里住的能有好人？！”他隔着玻墙，指着我老伴说：“家里就她一个人，别说去几个人了，就是去一个人，都能把你家抢光！……”可是，我知道，牢里确实有释放后连一分钱都没有的人。他这一说，我就把这件事托付给他了：牢里哪个孩子出狱没钱回家，我就告诉他，请他从我存在他那里的现金中给他们路费。那个偷老板手机被判四个月的孩子，出狱时，这位民警就是从我的钱中给了他五十元路费。从此，我知道了家里的住址、电话号码要保密，以防土匪。）

不久，我获准监外执行，我们分手了。回到家不久，我就收到了尚航的信。我和老伴都非常高兴。然而，正在我和尚航彼此都陶醉在书信往来的愉快之中时，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死刑复核下来了，竟是“维持原判”！

我们的通信只往来了三次——他给我写了三封，我给他写了三封。难能可贵的是，他写给我的第三封信，竟是在他接到死刑复核之后写给我的诀别信！一个将去赴死的孩子，竟然如此信守着同一个萍水相逢的老人的友情，竟然还有心情向他写一封告别的信，这需要何等地坚强，何等地镇静，何等地从容不迫，何等地不失尊严？！想起他，想起我和他同牢相处的那些日子，想起我和他的一切，我总是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有时很内疚，对我的老伴说，我对不起这孩子。我不该在他已经为自己选择了死的时候，去劝说他争取活下来，并且与他共同做着五彩缤纷的梦。这梦带给他的不过是一缕飘忽不定的青烟般的快意，而他实际忍受的却是告别这个世界时的更大的苦痛！

我真是不该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在如今这种“法制”下，这个孩子是不能够活下来的。

至今我十分珍惜地保存着他写给我的三封信。我是在珍惜着一个只有十九岁的青年那颗求生的心！

我是不赞成死刑的。因为一切当死的罪行的发生，都是疯狂的结果，而一切死刑的执行，都是理智的行动。

但是，我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我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不反对死刑。我的信仰和我的社会实践告诉我，在私有制、在剥削和压迫、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废除死刑是愚蠢的。

列宁强调：“苏维埃法律的力量，不在于它的严酷性，而在于它的不可幸免性。”

所以我热烈地赞同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针对死刑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比如：对人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比如：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比如：以杀人越少越好；比如：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等，等等。他老人家主张对犯有死罪的人，采取“缓期执行，以观后效”的政策，给多少人带来了新的人生啊！

由尚航这样的青年的死，更加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死刑的方针、政策，是唯一正确的。

呜乎！尚航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