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毛主席一辈子倡导调查研究，方法之一，就是“解剖麻雀”——解剖一雀，而五脏了然。
中国自从改变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以后，国家政权的专政与镇压职能指向了哪里？全中国的监狱和看守所里都关着些什么人？全省、全市的监狱和看守所里都关着些什么人？我被关押的郑州市第一看守所里都关着些什么人？这些，我都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郑州市第一看守所第204监室，在我拘于其中服刑的那一段时间里，都关押了一些什么人。
就是这样一只小小的小麻雀，我们解剖开来，就大致可以看到现时中国监狱和看守所的“五脏”是一副什么模样了。
我在204监室服刑的日子里，进进出出有在押者七十二人，我只对其中六十六人作了调查或登记，另外六人属于临时寄押和短期拘留，未及交谈便已离去，因此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对这六十六人先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然后再将这两类人中各自所犯罪名、年龄和文化程度加以统计，分别列表如下：
表1——1 在押人员所犯罪名统计
序 号 1 2 3 4 5 6
所犯罪名 故意杀人 斗殴杀人 斗殴伤人 包庇杀人 绑 架 诈 骗
城市户口 2 2 1 2
农村户口 3 1 2 1 3
合 计 5 1 4 1 1 5
表1——2
序 号 7 8 9 10 11 12 13
所犯罪名 吸毒盗窃 医死人命 强 奸 抢劫 贩毒 盗窃 黑社会
城市人口 8 2 3 2
农村人口 1 2 1 4 13 1
合 计 9 2 3 4 3 15 1
表1——3
序 号 14 15 16 17 18 19
所犯罪名 纵火 介绍卖淫 贪污受贿 非法拘禁 聚众闹事 交通肇事
城市人口 1 1
农村人口 2 1 1 1 1 3
合 计 2 2 1 1 1 4
注：1、在逃一人，所犯罪名不明。 2、“聚众闹事”，即集体上访。
表2 在押人员年龄统计
类别 29岁以下 30岁—39岁 40岁—59岁 60岁以上 合计
人数 27 21 15 3 66
表3 在押人员文化程度统计
类别 大学（专） 高中（中专） 初中 小学 文盲 合计
人数 2 4 34 15 11 66
从以上三项统计，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第一、在看守所里被关押的犯罪人员，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高得多。来自农村的为42人，占63.7%，来自城市的为24人，占36.3%。这当然与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有极大关系。
我曾向14位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来自农村的在押人员，询问过他们各自来到城市的原因，综合他们的回答，只有一条：挣钱。而具体原因，又有如下的不同：
1、分田单干以后，没有了社、队集体作依托，家中发生了意外困难，欠下了债，要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还债；
2、在家种地，粮食吃不完，但是现金收入太少，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或是攒钱盖房，给孩子成亲，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只好进城打工；
3、随着农用物资连年涨价，种地成本越来越高，自己种地不划算，不如转包（转租）出去，自己进城打工；
4、自己种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已经无地可种；
5、种庄稼太苦太累，还赔钱，不如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挣钱吃饭；
6、在家读不起书，也不想再读书了，想到城里学点儿技术，将来有个发展。
应该说，由以上这六种原因而进城的农民，他们最初并没有任何犯罪的动机；带着犯罪的计划进城“淘金”的，是这样一类人：
7、农村的二流子、“能人”。
204号就关着这么几个人。其中最典型的一个43岁，小学没毕业，因参加团伙诈骗分得30万，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这个人外貌憨厚，说话幽默，头脑灵活，口才极好。他讲给我听：“我这个人从小就好干‘偏业’（他把歪门邪道叫‘偏业’），好偷个鸡摸个狗的，不想上学，也不爱干活，家里大人打，也改不了，小学没上完，就跟着邻村的一个人到火车上掏包了。……我偷自行车最得门儿，只要进城转一圈，准能推一、两辆车子回来……”。别看他没什么文化，搞经济诈骗，那么复杂的转账手续，他无一不通。据他说，二十几年来，靠盗窃和诈骗，他盖起了三层楼房，并且按照“宾馆的样式”装修，房里“有抽水马桶卫生间”，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娶了媳妇，还买了一辆“桑塔纳”，“在十里八乡还有几个女朋友”，是当地的“致富能人”。有时晚上他睡不着觉，说想他的两个孩子，我便问他：“你说是现在好？还是公社那时候，在家好好劳动，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日子好？”。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还是现在的政策好。现在就是叫人们随便富，不管你怎么糊弄，只要有钱，别人就高看你，就没有办不了的事。过去村里人背后都说我孬，瞧不起我，现在连乡里干部有事都找我……”“那你这十一年可怎么过啊？”我问他。“我坐不了十一年，这又不是一回两回了，我老婆都知道该怎么办。我坐个两、三年，花上几个钱，弄个保外就医，不就出去了？那钱（指骗来的30万）够花些日子的了。对这里的事你不在行，门道多着哩！嘿嘿嘿！……”他满脸狞笑着说。我相信，这个人对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绝不比他们的县委书记差。
第二、年龄越小，犯罪的人数就越多。二十九岁以下的为27人；30岁至39岁的为21人；40岁至59岁的为15人；60岁以上的为3人。如果按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人口年龄段的划分以39岁为青年段的上限，那么，在204号，青少年在押人员合计为48人，竟占了总人数的72·7%。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比例！本来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龄，却一个个沦为了南监囚徒！
第三、文化程度越低，犯罪的概率越高。在204监室的66名在押人员中，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竟多达60人，占了在押总人数的91 %。
我曾向7个学龄段的青少年询问过他们辍学的原因，尽管说法各有多少，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上不起学。我问一个不足16周岁的孩子：“你既然已经上到初中二年级了，为什么不把初中读完呢？”他说：“读完有什么用？家里又没有钱叫我上高中。就是上了高中也不中，我们县高中的教学质量怎么能和人家城里学校比？到时候考不上大学，还不是白搭功夫；再说了，高中都没钱上，大学更上不起了。咳！现在大学毕了业，找不到工作的有的是，我们村里有个孩子大学毕业一年了，到现在也没找到工作，还不如我哩，我已经在城里打两年工了。……”可见，单单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过是降低了文盲的人口比例，教育产业化的方向不变，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以往几千年世代相传的文化与劳动相脱离的状态就会重新出现，中国人口的低教育水平状态也就不会改变，社会的进步、稳定与和谐都不过是一句空谈。
此外，所谓“依法治国”，如果不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只是把各种行为，用烦琐的法律条文钉成框子，凡是“框”上的就是犯“法”；框子不够用了，就再“钉框子”——再立法。立法成了流水线，玩儿法成了少数人的专业，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就不懂什么“法言法语”，也弄不明白罪与非罪的界限，处于理直气壮犯法，糊里糊涂获罪的“法盲”状态。这也是突显低文化人群犯罪率高的一个原因。
第四、以谋财为目的的抢劫和盗窃案件共28起，占204监室案件总数的42·4%，高居第一位。其中全部4起抢劫案、15起单纯盗窃案件中的13起和1起（来自贵州的彝族青年）吸毒兼盗窃案，共18起案件为农民所为，占此类案件总数的64·3%。这就说明，贫穷是进城农民走向犯罪的主要原因。一个来自农村的19岁的青年向我讲述了他的遭遇，是很有代表性的。
他是河南周口人，初中毕业。在家听人说，到郑州打工，挣钱多，日子好过，便带着自己攒的五十块钱到了郑州，跑了一天，找到一家饭店打工，两个月下来，老板不给工钱。老板说：想要工钱，好好干，等店里赚钱了，一次结清；不想干了，可以走人。他离开了饭店，想找一家可以拿到工钱的地方干干。他满以为花上一天、两天的功夫，就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结果三天下来，也没有找到工作，却已经身无分文，两顿没有吃饭了。他坐在路边休息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和他的情况差不多的孩子。两个人说的话，被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听见了，这人便说：“你们真笨！两个大小伙子会找不到饭吃？”这个人指着一辆出租车对他们说：“你们找辆车，叫他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找他借几个钱吃饭，他会不给你们？”两个人思想斗争了半天，饥饿终于迫使他们走出了这悔恨终生的一步。他俩抢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的一部手机和几十块钱现金，跳下车没有跑多远，他就被这位司机开车撞断了腿。后来，他父亲借了钱到郑州给他接上了腿骨，却留下了残疾。由于是结伙作案，他们被从重各判了两年半徒刑。由此，中国的监狱里又多了两名饥肠辘辘的黄毛劫匪，他们的被捕和重判，彰显着“依法治国”的伟绩！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当今随处可见的两极分化所带来的一件件人间悲剧吗？！
在牢里流行着一首十分委婉凄凉的歌曲：《离家的孩子》。这首歌有不同的几个版本，但曲调都是一样的。从这首歌中，人们不难感受到进成打工的青年农民的那份无奈和痛楚。这首歌被唱着它的人，任意地延长着，这里只抄录它的前几段：（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