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犬吠毛、玉面狼心

桀犬吠毛、玉面狼心

——评资中筠“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

李甲才

2014年12月23~28日

       执迷不悟是一切倒行逆施者的本质特点，反毛反社如今已到穷途末路，旧世界的卫道士们仍然趋之若鹜。由此说明社会倒退并不是退到始作俑者理想的地步戛然而止，而是一直要退到起点时的地步为止。在中国是径直要退到民国，甚至军阀混战时代，苏联则是彼得大帝时代。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内，尤其是依附于上层的公知精英，脚踩两只船，将自己十分投机的内心世界，非常市侩的攀高枝，用流行的词语掩盖起来，以求达到与众不同的虚荣心理追求。

资中筠就是在离开官职后演变成这样的老太，很有逢场作戏的天赋，在不同的场合会说不同的话，短缺前后一致的政治立场和观念。那样高龄，经历了列强侵略中国、民国、新中国建立后的两个时代，按说在近代中国，革命给了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从来未有的新生，基本上具有了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应当感谢革命使自己获得的解放，在对比中理应得出符合时代本质潮流的正确认识。但她却反其道而行之，信口开河的诬蔑毛主席和社会主义。

一

2013年3月9日，资中筠在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行的讲座中，以《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为题作了讲话，后于 2013年5月21日在网上传播，

被称为国际政治及美国问题专家。基本的思想是借古讽今，用西化观念否定、贬低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文章开头讲“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说：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资中筠《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第1页，以下只注明页码）

美国历史就那么一段时间，从1776年到现在也仅是238年，僵化的死守资本主义不革命，还誓死反对世界上兴起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需要通过学习了解的。中国历史悠久，和美国当然不同，238年来社会变化频繁，至今仍无定论，美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为了救国学历史没有错误。从中亦可看出资中筠是用美国人的喜好为标准衡量其它国家的社会存在，同美国不一样就感到“有如此不同的角度”，证明了美国文化侵略已占领着意识形态阵地。那为何不以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看法校正、评判美国呢？缺乏自由平等的对称原则，潜意识的以美国人的看法为准绳的观念渗透其中。美国是无可挑剔的理想社会吗？当然不是。国内的游行抗议此起彼伏，种族歧视、窃听世界的间谍丑闻、武力侵略、颠覆，各国怨声载道。“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接下来有很长的篇幅大谈中国的史书。总体看没有跳出唯心史观的局限，当然不可能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历史的发展。虽然对皇朝的反复替代有所批评，但没有理解历史变迁的动力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漫长的中国历史，鲁迅说是想作奴隶作不成和作稳了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遗产极其庞大，“一遍读罢头飞雪”，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其糟粕，保留其精华，实现“推陈出新”。文革开了个头，又被否定，一切照旧。

“以史为鉴，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第1页）“好像”不严谨，“家族掌权”的说法失实，戏剧性的语言同叙述历史不匹配，实际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掌权，以血缘关系继承皇位。

秦胡亥、隋杨广容不下其兄，西汉的同姓王反叛，李世民无法和弟兄和平相处，明成祖从侄子手里夺取皇位。“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符合普遍事实。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均如此，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法国波旁王朝路易十六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被上断头台。推翻资本主义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被拼死反对，后边文章称赞的叶利钦在复辟资本主义后炮轰白宫，抓捕议会领导哈斯布拉托夫。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都是社会制度延续的内在需求。已发生的历史无法改变，只能从中得出有所裨益的经验教训，不同派别的阐释也自然不同。资中筠本人的言论就是对现代两种社会的矛盾与对抗有所选择的表现，连一般伪装的貌似公允都不存在了。

给皇帝参谋“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前半句正确，后半句错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农民起义所推动，“无能为力”是武断的结论。由于农民阶级处在当时社会分散的农业经济基础中，在残酷的压迫剥削下，既食不果腹，又文盲充斥，提不出新的社会更新蓝图设计，仅有的就是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基础支撑的《桃花源记》、“等富贵均贫贱”的口号。同地主阶级相比，没有夺取、掌握政权的革新实践，农民起义动摇和推翻旧政权的成果被新脸谱的地主阶级集团所篡夺。

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长期徘徊不前，几千年又在思想文化上受孔孟之道的束缚，难以形成可创建新社会的商业资产阶级，将改朝换代的战争胜利成果，转化为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曲折，往往逆向选择。宋亡元生、明灭清立、清亡袁复辟，丧失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良机。

1840年以来的中国给了各种政治主张实施的机遇，均未能如愿以偿的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后来者居上，社会主义乘势而生，一举实现了社会跨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说“无能为力”显然和历史进程相悖。不知资老太是不知这些近代史事实，还是知道了受复旧思潮的困扰，随反毛反社之流人云亦云？

资中筠议论史书，认可《史记》，称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 “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 “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汉代）”，“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的‘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也认为“《资治通鉴》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第1页）

看来她对历史的了解也是皮毛肤浅。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没有彻底消失，扶持汉武帝上位的窦太后就崇信黄老学说，刘邦用法反儒，文宣两帝遵循祖制，无为而治。汉武帝即位6年后才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异曲同工。罢黜百家说明此前还存在“百家”。

司马迁(约在公元前145（135）年~前90 (87)年)，一生处于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08年任太史令开始撰写《史记》，公元前91年完成，很长时间在狱中编写，如果是公元前87年则和汉武帝同年逝世。至于什么时间出版在上层有限的传播就无从知晓了。

《史记》包括汉武帝时代，是对以前历史的认真总结和卓越纪录，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名至实归。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出于时代的囿限，太史公的历史观基本是唯心主义的，某些记载对个人的历史作用有不适当的夸大，宿命论思想时有流露，有关迷信的神异传闻未能完全剔除。说明人无完人，也含史家在内。

资老太接下来以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杼杀齐庄公，太史简如实记录为“崔杼弑其君”被杀，后两个弟弟仍用“弑”不用“诛”惨遭同一下场。证明史书尽管是帮助统治者巩固权力的，但“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皇帝）还有所敬畏”。“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第3页）

资自己是否对社会主义的“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说到底还是对已成的历史定局心平气和，把左手的“帝王将相创造历史”交给了右手，并没有“粪土当年万户侯 ”的精神，用史书的一定“可信度”来比代新中国对民国的不公，以此来否定毛式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真实性，编造理由发泄自己的恨意。“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资是发思古之幽情么？明明白白的指桑骂槐。官史溢流贬意。

二

     资中筠以自己的片面之见，兜售今不如昔，在大段诉说史书虽未完全真实，还有一定的真实性。以此否定新中国27年的历史。“只有到了本“共和国”写前朝“民国”，却一味贬之，不能客观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第3页）。 这符合事实，1949年以前的社会朝代更替，不过是一种剥削制度替代另一种剥削制度，而在1911年前，只是一种剥削制度“同一道统”下的人事演变。私有制“基本制度不变”。“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鼎革”一词陈旧。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共产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旧社会的一切“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自然要“全盘颠覆”，就是因为颠覆的不彻底，毛主席忧患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才搞社教文革。根据目前的社会现状，难道没有理由认为一次文革不能完全兴亡灭资、破旧立新吗？
　　“2）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第3页）“正朔”词气息发霉。社会主义替代旧社会是历史上的首例，必然会受到最激烈的反对、残酷的镇压。西方列强、中国反动派对“共社”咬牙切齿，杀戮共产党何曾心慈手软？失去昔日天堂的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仇恨一时不能平息。

上述那种说法异常幼稚，貌似不偏不倚，实质是为蒋家王朝的“偏安一隅”兔死狐悲。到台湾游说合适。“同一代人，曾经共事”，“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蒋介石当年不这样认为呀，发动4.12政变镇压共产党人时何其飞扬跋扈、心狠手毒，猜想资心里明白。只是时代变了，对手也变了，反革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是毛主席那时的仇敌，不是现在的。如果还是仇敌恐怕老太不敢这样肆无忌惮。

　“3）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第3页）

社会主义和以前社会的性质不同。要使工农从自在的个人上升为自为的阶级，必须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使其在政治上，也要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目睹今日群众的疾苦，有理由认为那时的宣传是英明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