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

　　(五)党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动员曾经是中共最为得心应手的手段，在组织力量对抗国民党统治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政党本身一样，群众组织也是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来使用的。对社会进行高度行政化的控制，是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公民社会的成长，无疑对这种状况直接构成了挑战。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是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据有关统计，仅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就已经近43万家，这里面还不包括比这个数字多数倍的未登记的各种组织。但执政党发现，这时候的民间组织，已然和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同。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为了某种公益目的而成立了这些组织，因而很难再像过去一样，把它们当作执政党或政府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来操控和利用。面对迅速兴起的公民社会，执政党甚至在思想和观念上都缺乏准备。不少人较多地看到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负面的东西，比较关注它们的非政治性和疏远党组织的趋势，甚至倾向于把它看作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和削弱党的领导联系起来，和可能造成局面失控、影响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因而倾向于采用压制的办法，给民间组织的发展设置各种障碍。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应对，很可能使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三、党的改革

　　面对上述挑战，中共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与时俱进，选择了改革、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对党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在实践中逐渐加大改革力度的过程，带有典型的渐进特征。最初，改革着眼于类似改进工作方法这样的细枝末节，到现在，改革已广泛涉及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已有的变化作一个简单梳理。

　　(一)转变观念

　　“党的改革”这个概念，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至今没有正式使用过。只是在涉及党的活动的具体方面，才会把它和改革相联系，例如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共极其谨慎地避免用“改革”这个词来描绘党内的变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张旗鼓地谈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党自身的改革只被描述成“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后来，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后，出现了“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提法。 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把这两个词叠加在一起，显然是为了使改革的取向更明确。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党建经验部分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建设要“坚持改革创新”，认为这是执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

　　其实，这种在提法上不断加重分量的过程，恰恰是党的执政危机感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对党自身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的过程。改革初期，对党自身的改革，党内普遍缺乏深刻认识。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向西方国家学习，搞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共大张旗鼓地推进“党的革新”，接下来便丧失了执政地位，这一出人意料的剧变深深地震撼了中共，更使不少人坚信，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无异于自取灭亡。这种观念发生改变，是在改革全面走向深入的过程中。随着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逐渐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共开始意识到前所未有的新的考验，开始意识到，即使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也面临能不能经受住这些考验的问题。改革越走向深入，这种忧患意识越是不断增强。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作出的概括，标志着这种忧患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再度强调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执政地位“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并把面对的问题概括为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党的改革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本动力。

　　(二)扩大组织开放度

　　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总是代表特定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根据这一理论，中共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随后，“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直是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的习惯用法。执政后，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被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纳入“工人阶级”的概念，以保证党的广泛代表性。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情况下，这种“纳入”的方式显然难以反映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作为应对，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官方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理论的含义非常明显，就是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它承认，“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使用“建设者”的提法，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社会阶层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回避了“劳动者”概念会引起的敏感话题，以示和作为“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的工人、农民有区别。

　　“三个代表”理论使中共向全社会敞开大门，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了进入执政党的机会。从传统理论出发，中共曾明确宣称，“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根据“三个代表”的理论，则“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至此，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通过突破传统观念得到了解决。当然，对于“全民党”的概念，中共依然是不接受的。

　　(三)发展党内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应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强烈要求，中共对民主的认识也由此大大深化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名言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在党的文件中出现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与此相应，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也一再得到强调。从实践看，党内民主总体上不及社会民主发展得快，但在党内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推进。例如，在授权民主方面，中央对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选举中的民主和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决策民主方面，重视发挥各级党委全体会议的作用，推行全委会票决制。在监督方面，针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这些重点对象，出台了若干规定和条例，同时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向同级党委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委会的监督。还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等制度。财产公开制度也呈呼之欲出之势。发展党内民主被看作民主有序推进的关键环节。中共认为，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起示范性作用，党内民主发展了，可以用来带动和促进社会民主。

　　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有着比较强烈的创新愿望和冲动。这些年来，地方和基层的党组织在党内改革方面作了大量探索。例如，针对村民自治组织和党支部之间关系不协调的状况，不少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积极进行了支部书记“两票制”选举，旨在增加村民对党组织负责人的认同感。针对党代表发挥作用不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情况，一些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探索。还有些党组织更进一步，试行乡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增强地方党组织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尝试，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对创新比较积极，原因在于，执政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带来的压力，首先需要这些党组织和干部来面对。这可以看作是执政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回应的具体体现。

　　(四)转变基层党组织功能

　　执政党担负的责任与革命党不同，其组织形式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变化。革命党和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党内权力集中的需要而形成的高度等级制的组织系统，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条件下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党与社会进行沟通的需要。所以，这方面的探索也比较普遍和迫切。

　　这类改革和创新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基层层面。扭转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的局面，通过转变功能来恢复和增强它们的活力，在许多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创新点之一。这自然与执政党建设遇到的问题首先在地方和基层党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有关。中共向来把基层党组织视为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直接威胁党的执政地位。所有探索和创新，都围绕改变那种过时的、按单位和区域建立党组织来指挥、命令、督促和监督党员执行上级机关指示的模式而进行。

　　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模式。很难用一一列举的方式穷尽这些模式，这里仅举几种。例如，在基层党组织的组建方式上，有的地方打破过去地区或单位的局限，以楼宇为单位建立党组织展开活动。类似的联合支部在一些地方也出现在若干个规模较小的企业之间。有的地方某种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原有的行政区划已经不能容纳人们之间出现的新的联系。根据这种情况，不少地方进行了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的尝试。有的把党的工作与农业的规模经营相连接，把党的工作落到了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的农业组织载体上。在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上，有的党组织着眼于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行政化倾向，把党的活动与社区的服务中心相结合，开发为公众服务的功能。有的党组织着力于在企业中协调企业各种利益关系，建设企业文化，增强企业软实力。目前，上述各种尝试在各地都有，但比较成功、定型的仍然不多。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在改善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方面，这些年来更加强调发挥政府、人大、政协等政权机关的作用，强调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强调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其基本方向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寻求协调和统一。但这一探索仍在进行过程中，成熟的成果尚不多见。

　　四、结语

　　总体上说，中共对推进党的改革、推进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既有深刻的认识，也有强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实质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30年的历程已经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区。能不能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进度。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共面前还存在大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一)党内改革创新仍以“外围战”、“运动战”为主，攻坚战尚未开始。表现在，人们对一些与传统的原则和做法没有直接冲突的问题探索较多，如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改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为全委会票决制，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巡视制等。而对于一些和传统观念有矛盾、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则往往避重就轻，甚至绕着走。例如邓小平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提出的党政关系问题，几乎已不再提及。这使得改革很容易出现变形。

　　(二)制度、体制、机制建设仍有不少空白点。虽然随着不断探索，党内有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规定和条例，但这些要求和规定充其量只能叫做制度的要素，因为它们之间往往缺乏有机连接，甚至相互矛盾。形成制度不能缺少要素，但制度绝不仅仅是要素的堆积，而是要素之间有机连接形成的体系和系统。制度建设不能停留在制度要素建设，而应把重点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中共党内改革目前似乎尚未完全走出这一误区。

　　(三)一些旧的观念依然在党内有强大影响。这些观念有两种类型：一是本身已过时的观念，例如，依然把对公众的控制看作基层党组织的根本任务，就属于这一类。相当一部分基层党组织难以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和没有改变这种观念有关。二是原则本身没有过时，但人们赋予它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党管干部”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改革越深入，这些未加清除的观念对改革的阻碍作用越明显。

　　(四)党内民主的各个环节发展不均衡。虽然把民主有序发展作为重要的原则一再加以强调，但对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如何互动，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等环节之间如何互动，都缺乏统筹设计，相互之间无衔接、不配套，反而相互掣肘，形成了许多瓶颈，使改革难以推进。乃至一些地方已有的探索，也由于无法突破旧的体制而停止下来，成果难以保留，有的干脆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

　　(五)既得利益越来越成为对中共执政的现实威胁。体制不科学，本质是权力配置的不科学，在长期运行中必然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这是产生既得利益的肥沃土壤。虽然作出中共党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判断为时尚早，但一些部门、群体的既得利益逐渐形成，并在政治博弈中越来越占据强势地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能针对这种情况，尽快找到相应的对策，改革就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无法继续;二是改革由于既得利益的强势操控而留下大量后遗症。这对执政党是极其不利的。

　　(本章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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