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调整农业经济 土地革命让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但劳动力和农具牲畜并不均衡，特别是大型农具和耕牛不能做到每户都有。单一的个体农户生产，时有困难，制约生产发展，另有孤寡老人和妇孺弱小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不够，势必也使这些农户生产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否则经历几年又会出现两极分化，卖地典身。如何避免农民再重回剥削压迫的旧社会，就要设法让每个农户都能有保障。显然，任何个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有农户抱团合作起来才能战胜困难，帮助老弱。所以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是走集体发展的道路。 农户抱团互助当然好，这要农民自愿，孤寡妇孺愿意，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愿意，身强力壮人丁兴旺的农户就不一定乐意，这便需要做思想工作，说服农户，今天年轻力壮不意味着永远年青，总会变的年老力衰，今天可以有能力帮助别人，若干年后，老了也需要别人帮助；今天小孩多，劳力少的农户需要人帮助，过些年子女大了劳动力强了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从长远看，农户抱团合作是有利于大家的。可以大大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并给孤寡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人总会老的，旧社会为了给自己老年多点保障，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但并没有做到每个老人晚年的生活都有保障。新中国要改变这个状况就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合作起来，让集体来给每个人提供保障。 劳动力差不多的农户组成互助组好说服，但与劳动力弱的妇孺农户互助就难说服了，很多农民会觉得“吃亏”，此时榜样的力量胜过空洞的说教，农村基层党员就主动与老弱农户结成互助组。共产党员的带头让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 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组成互助组，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之后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1年到1958年，中国农民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历史阶段。 到1958年，部分农村的合作化做的较好，高级合作社的经济模式已不能满足农民的社会主义愿望，在农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本是农民土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经济模式，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体。这是一部分或大部分农民的要求，并不一定是所有农民都有这样的觉悟，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就需要分批逐步地成立人民公社。却在中央和国务院少数一线领导的“更快”愿望引导下，一刀切。不管农民意愿到没到人民公社的程度，统统搞，而且求大求快，出现了过“左”的势头，甚至把集体所有误导为全民所有，把社会主义误导为共产主义，搞高指标，搞“一平二调”穷富拉平，剥夺农民，刮“共产风”，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搞“消灭家庭，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对农民进行准军事化管理。 这的确遭到有些农民的怨言，毛泽东了解到少奇同志的做法后也反对。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否则有断弦的危险。” 毛泽东对少奇同志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还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邓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 在中央和国务院一线领导热情高涨，期望一步登天的时候，毛泽东一直在给他们泼冷水，降温度要求他们头脑冷静不要急于求成。 在经历特大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刮起来了。196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泽东严厉批评：“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1960年《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因此，毛泽东命令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毛泽东看到了“一县一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贫队和富队拉平”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必要对核算单位进行调整，所以毛泽东指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自然灾害的困难和官僚作风的危害，使少数富裕农民不愿意受老弱农户拖累想分田单干，这并不奇怪。但这时，地方的少数领导也暗地倾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搞，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背地擅自开展了“三自一包”。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考察。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毛泽东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到山东济南，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后，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由此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小一些才好。 到山东汇报，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 下放了基本核算单位，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民们除了已有的耕地尽力种好外，还见缝插针开垦十边田。在河边、岸边、渠边、路边、墙边、田边、墓边、岗边、井边、树边等。只要尚有半步或小半步的弹丸余地，只要能种植庄稼。都开垦成田地，农村的十边田，十边地星罗棋布，农民们争抢种植。 国民经济的调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江苏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1961年底，各省农业粮食收成都开始好转。 经济在好转，但是个别省份“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三自一包”也在萌芽。 二十四、七千人大会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 1961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主持讨论中央书记处给毛泽东并中央常委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说：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 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 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 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 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 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关于上述四条，我们书记处要负责的，影响到下面出毛病。 显然，周恩来、邓小平当初的这个思路是客观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写出书面报告，那么，不仅“三面红旗”，而且所有的问题就都说清了，不仅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而且七千人大会，也就不会议论纷纷、人心不服了。遗憾的是，下发大会讨论的少奇同志的书面报告却脱离了周恩来、邓小平当初的思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报告印发大会，分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 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由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把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主因归结为缺乏经验和天灾，参会人员都亲历了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过程，感受了毛主席纠正一线领导错误的艰难，感慨幸有毛主席能坚持纠错，也只有毛主席有威望阻止相当高层的瞎指挥。国家主席的书面报告引起了七千人大会人心不服、强烈不满，包括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在内，会议中的多数人认为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这边来。 有参会省地干部就一针见血批评个别领导“对自己估计过高，认为有权，有经验，有群众，党又有威信。这样一来，头脑自然发热，主席的话也就听不进去了” 大会在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时，共提出了七条意见，其中： 第一条意见是“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第五条“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毛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第六条“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毛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毛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他们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其中主要一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全面地、正确地下达，下面的情况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主席和中央这边来。建议八项要求中，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还有人说：大家读了《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以后，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如同在革命问题上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一些人在回顾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提出，需要接受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过去有些工作所以做不好，出问题，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七条意见就是：“对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人针对自然灾害和主观错误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即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大会下发的报告稿没有谈两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大家要求必须说清天灾和人灾（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故此，1月27日刘少奇才在口头报告中按照毛泽东1960年12月30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的说法，进行了实事求是地更正和解释，困难的形势出现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自己对党历史上工作顺利的体会： “……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用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不力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很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一百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 “……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是在当前，而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满怀信心的。” 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长时间鼓掌。 毛泽东说：“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 “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少奇同志在发言中也承认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在谈到“一平二调”时，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总书记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去世后，主流媒体歪曲事实，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描述的很狼狈，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泽东。事实完全相反，毛泽东始终把握着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他还幽默的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入会者的欢声雷动。会议的气氛也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中央一线领导也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不得已坦承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因此，七千人大会根本不是一个“批毛”大会。但是，这次大会毛泽东高风亮节，主动承担了责任，甚至是过多的承担了责任。这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实。 历史已走过了那段曲折的过去。若干年后，几个共产党领袖的文集都陆续出版面世，人们在这些领袖的历年文集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二号领袖国家主席刘少奇。《选集》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三号领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选集》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前后相加，3年又二个月文章空白期！ 七号领袖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选集》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前后相加，3年又六个多月文章空白期！甚至直到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是三年没说话？还是说的话。不方便公布？导致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选集》。 人大委员长朱德在《朱德选集》中收录了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文中谈了反对意见。这在当时算是凤毛了。是极罕见的反对声音。 如果当年他们有过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共产风”坚持真理的文章言论，为什么不公布出来呢？这是彰显自己有能力纠正毛泽东“错误”的最有力证据。 最后我们看看《毛选》 与其他领袖的选集相反，从1957年至1961年，不包括有关批示，仅仅是《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就多达27篇。 不难看出：唯有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钢筋水泥（2013年05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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