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庐山会议风云 1959年7月2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后面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 毛泽东对确定总路线以来的工作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从新中国十年引进一百五十多项特大型技术项目，全民学文化，学技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精神面貌，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看，“成绩伟大”没有丝毫的夸耀。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问题不少。所以毛泽东准备肯定成绩，改正错误，团结一致，鼓励大家，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希望。会议的开始阶段气氛很轻松，称为“神仙会”。毛泽东意在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且“左”的错误通过毛泽东几个月的努力，已基本纠正。 会议风向的变化是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 彭德怀7月14日呈送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信中所列述的事实也都是大跃进期的“左”倾问题，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前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等专门纠正“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会上，毛泽东已做了严肃的批评，且已让一线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了错误。庐山会议的目的是汲取教训。 彭德怀的“意见书”，也不是冲毛泽东来的，错误是一线经济工作的领导者诸人犯下的，彭德怀心知肚明。彭德怀对这些错误不能容忍，这很正常，完全可以在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毛泽东纠风时及时地助主席一臂之力，让错误尽快改正。可是，在需要党内干部一起站出来仗义执言的时候，却是毛泽东孤身在坚守“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毛泽东已经纠正了错误，统一了认识，开始总结教训团结多数的时候，彭德怀却又把过去的旧账翻出。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也明白，彭德怀是认为犯了错误不能只说改正了就算了，还应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希望毛泽东能出面主持这个公道，给当事者应该的纪律处分。 这毛泽东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个目的进行的。 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个时候把刘、邓、彭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公开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调整，这对全党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 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保护同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帮助教育，不泼冷水，不挫斗志。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既然彭德怀提出了看法，毛泽东是开明的，也不压制彭德怀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各组讨论几天，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彭德怀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几人观点一致，人虽不多，但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是进攻势态。要查责任，火力指向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不同意彭德怀意见的有刚上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领导和多省一把手，参与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一线领导，人数众多。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做自我批评，主动替一线同志承担领导责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不再争议。 彭德怀等人，因意见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心中不满，认为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跑到总参谋长黄克诚那里去发牢骚，彭德怀也来了，还来了个李锐，（这个李锐其实是没有资格参加庐山会议的一个通讯记者，因写过内参报告转呈给毛泽东看过，李锐争取到了做会议工作人员，此人极不正常地在中央领导的秘书间穿梭打探首长的意图，并挤到首长的茶聚中去制造机会，吸引首长关注。）几个人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讲了一些在当时却非常犯忌的话，包括说毛泽东的做法“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巧的是，发完牢骚后，从黄克诚那里出来，刚好碰见公安部长罗瑞卿。罗一向自称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几个刚刚挨批的人聚在一起，自然产生警觉。就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大家便追问晚上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李锐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李锐想骗取毛泽东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 23 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几个人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这样的重誓。毛泽东为平息大家的误会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 谎言通常会埋下大祸，像一颗定时炸弹。 后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讲出了那些犯忌的话，这颗炸弹就爆炸了，胆敢背地攻击毛主席。而且李锐用撒谎信欺骗领袖，引起众多中央领导的公愤，不能容忍。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再也说不清楚了。 这样，彭德怀一方因李锐的撒谎陷入被动，另一方转入攻势，前几天彭德怀批评他们一线领导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有事实为证，众多有份沾包的大干部们心中理亏，也只能是防守辩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没有错”。现在发现你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矛头对着三面红旗，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岂能放过。因此，一下子形势骤然逆转，针对彭德怀的揭发和批判铺天盖地。 彭德怀等几人顶不住舆论，做了检讨。毛泽东对彭德怀等背后所说的坏话也不计较，并不支持他们对彭德怀穷追猛打，所以到了7月31日预定的会议结束时间，毛泽东宣布散会。准备收拾东西下山，没有给彭德怀定什么错误，做什么决定。 然而，有人不肯就此罢休，31日晚上，已经宣布散会了，却有众多的人在会堂争吵了一夜，声音很大，毛泽东的住处美庐别墅都能听到，毛泽东一夜都未能入睡。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法平静。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决定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通知其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山出席会议。 继续的会议，毛泽东很真诚地同彭德怀交心，虽然毛泽东曾称彭德怀是猛张飞。但毛泽东很清楚彭德怀不是张飞的思想简单，心里有不愿相告的想法。所以毛泽东对彭直言：“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 “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之后会上，其他元帅、将军不利于彭德怀的揭发愈来愈有分量。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访问，在苏联时，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德怀的机会批判中共，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回国后彭德怀也没有汇报此事。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肖华上将，回国以后，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有人提出，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可能。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件事与会中央委员非常震惊认为彭德怀可能勾结外国势力，要求毛主席重视。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电报，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赫鲁晓夫确有颠覆中国现任领导集体的意图。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之间有一个小圈子，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有人揭批这实质是一个“军事俱乐部”。 国家主席刘少奇讨论“意见书”时，评价彭德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周恩来指明彭德怀“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肖华反映彭不汇报出国访问的政治情况，康生证明彭放言请外国军队干预中国内政，自称“低调俱乐部”有人揭发彭暗地串联军事小集团和刘少奇判定他的品质“企图搞军事政变”！所有这些揭发都是把彭德怀推到了刀尖上。 此时，最要命的一刀，被李锐这个小人从背后捅向了彭德怀。 李锐想反戈一击，带罪立功，就跑到毛主席住处，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揭发之一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揭发之二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 8月11日，李锐在会上突然表现出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李锐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公开坦白，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和周惠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其他人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周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铁青，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至此李锐把彭德怀的“罪证”彻底做实了！在当事者的亲身揭发和众人的一致要求下，毛泽东不得不按现有的事实做出处理，有人强烈要求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要把彭德怀彻底开除出党，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但鉴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背叛了社会主义路线，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愈加明确，甚至不惜挑唆中国共产党内政变，而彭德怀又对赫鲁晓夫的敌意缺乏明确坚定的拒绝和斗争立场，相反却表露出“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的错误言论，那么，彭德怀再保留在军队主要执行岗位上，确实不能让党中央放心。故而毛泽东同意暂时免去彭德怀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面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一直未向下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让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和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以“军事俱乐部”成员之一的身份亲自公开揭发，这顶帽子彭德怀应该戴不上。 庐山会议是在“左”倾错误所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需要全党团结带领人民渡过难关时召开的，当时的形势需要，党内不能分裂折腾，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以求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无奈采取了折衷办法，1965年10月毛泽东又着手安排彭德怀出来工作，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很少去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里始终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告诫全党：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二十二、“信阳事件”看背叛信仰的官僚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 在50年代末，由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产量，超额征购，隐瞒灾情，竟然造成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1958年3月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成都会议上说下大话：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求“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一律不登报。” 1958年夏收中，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当时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也不相信。 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然后张树藩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准备纠正，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西平县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后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和河北徐水县视察，刘少奇对亩产万斤的肯定，对亩产几万斤，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经《人民日报》报道。把浮夸风推到了高潮。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为纠浮夸风和“共产风”毛泽东开了几次中央会议，放言：“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花了几个月时间，并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及小队六级干部写公开信，才纠正过来。 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了，虽然浮夸产量导致了多征收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信阳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1959年，中国遭遇大旱情，冀、黑严重春旱。春旱影响河北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地表干裂历史罕见。夏秋，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江河流域，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东北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湖北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等地至9月中旬干涸塘坝40万处……全国农业3659万公顷遭遇旱灾，1500万公顷成灾。 信阳地区也出现了一百天不下雨的大旱灾。，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不能给地区抹黑。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书记路宪文部分领导为粉饰政绩，竟然提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 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张树藩受地委委托参加。张树藩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汇报了，接着谈了个人在地委常委会议上的意见：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这便引起省委书记吴芝圃等某些领导对张树藩有了看法。张树藩坚持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 张树藩回信阳后被路宪文定为右倾，地委组织批斗。 吴芝圃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下达征购任务。信阳地区上交了16亿斤，这便将农民的生活口粮也交了征购。秋收后，一些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当时地委书记路宪文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张树藩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之后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张树藩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张树藩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看到问题很严重，张树藩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张树藩知道他们县超额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要请示省里批准，张树藩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张树藩负责。张树藩同县委班子商定后，—方面让秘书余德鸿给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安排开仓放粮，这个县得此救命粮，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这件事成为吴芝圃批斗张树藩的一大罪状，秘书余德鸿也受到牵连，因此挨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汇报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正直党员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有的党员甚至被开除了党籍。有党支部给吴芝圃写血书，请求救救他们村民，寄信却没有任何回复。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到1959年10月，杀牛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到11月下旬开始有人饿死，基层党员不顾一切突破围堵，越级向上反映，有干部到北京向中央报告紧急灾情，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毛泽东连夜召见周恩来，指示马上就近动用国家粮库开仓放粮，全国范围普查灾情，立刻救援！并调集战备粮库粮食随后跟进。为确保对各地农民灾荒的持续救济，全国所有居民全部实行粮食限量，保住农业种子，保证农民的口粮。这才出现了城市居民同样要分担粮食短缺的困难，毛泽东和家人也限制粮食定量并限定自己不吃肉，不吃鸡蛋与全国同胞同甘共苦。 纪登奎夫人王纯讲了一件终生难忘的生活小事：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就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 中央派出专门的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灾情。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证实确有群众饿死。 面对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河南省委部分主要领导并不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副省长王国华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来到信阳。看到信阳地区饿死群众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要查处。 就在信阳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位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张树藩负责接待。在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指着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原本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的张树藩，在吴芝圃说了如此颠倒黑白的谎言下，不得不说话了。 张树藩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被揭穿的吴芝圃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 吴芝圃对群众饿死的“信阳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后被撤职查办。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经历过国家战乱的人民群众珍惜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民族解放流血牺牲换来的国家和平，群众太善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多人，并非没有粮食，当地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党内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有负人民！ 吴芝圃这样一个人民的罪人，却在1979年被神奇般地平反。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赞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什么，一个人民的罪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赞美吴芝圃的高层领导是否具有与吴芝圃同样的“追求”？ 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开始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将背叛共产党人诺言的官僚所干的反人民罪恶栽赃到毛泽东头上。他们从不提毛泽东在国家困难时期如何以身作则，并要求全家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却处心积虑地用所谓人口“出生率”“推算”“估测”“饿死三千万”。把这个“研究成果”鼓噪成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人类罪”。现在的法律原则是：疑罪从无。何况是死人这样的人命案，那更是必须证据确凿。统计老爷算盘珠子随便一拨，上嘴巴皮往下嘴巴皮一碰，就“死了三千万”？就可以往别人头上定罪？ 用统计老爷的“估测”套路，笔者也可以弄个研究成果供法院审案：统计老爷前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还有四百八十多人；统计老爷昨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还有四百九十多人；统计老爷今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出单位大门时，同时出门的只有一百二十多人；根据前二天的人口出门率，“非正常死亡”三百多。统计老爷及统计局可是犯了“反人类罪”。法官和统计老爷以为这个“研究成果”法律价值如何？ 笔者认为应该把饿死人的事调查个水落石出。而且也有条件把它调查清楚的，因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户籍是与口粮挂钩的。公安局，派出所存有完整详细的档案资料，如果死人，无论何种原因，都能查到每一个死者的姓名，甚至埋在何地。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列出一份完整的饿死人名单，并查证埋在何处。以确定吴芝圃、路宪文之流究竟欠了多少人命！ 但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义务，某些当权者却不愿意履行，因为真相大白不利于搞垮共产党。而那些拨算盘珠子的所谓“研究成果”经过“慎重”“保守”的“负责任”地“商榷”后，堂而皇之地写进《党史第二卷》，因为这符合搞臭共产党，给社会主义定罪的需要。 “权威”认定了，“一千多万”啊，有个农民一直就弄不明白，死了一千多万，当年那些没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该首先分不到粮食，茅于轼这些右派，天津的汉奸后代他们怎么都没有被饿死？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