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看守所比工棚强得太多了 许多被关进看守所的农民工，都慨叹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看守所这么好的物质待遇。2005年9月，因讨薪被辱而怒杀4人的农民工王斌余，在行刑前对记者说：“呆在看守所比呆在工地好”。据网络报道，2006年冬，一位走投无路的老人，宁可在光天化日之下，故意去偷自行车，希望被警察抓起来，关进免费的看守所，也不愿享受着昂贵的自由，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就连上了大学的马加爵，当穿上了囚衣以后，都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这真叫人费解：难道在如今这盛世之下，生活在看守所里的人们果然过上了阔佬般的好日子？还是我们的社会其实已经不如了看守所？ 但是，看守所的居住条件确实比工棚强得太多了。 请看2007年5月1日，《半月谈》杂志对农民工居住条件的一段叙述： 【武汉市汉正街上有一处老楼，楼顶上的平台是民工棚户聚集地，简陋的棚屋是当地居民用铁皮、油毡搭建起来租给民工住的。每间一般住三四十个人，大多是“扁担”师傅，上下大通铺，汗臭、脚臭味混合在一起。棚屋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又一点也不挡寒，但这就是他们在城市的家。住在里面的一位师傅说，汉正街上有两三千人做“扁担”活的，大都是一人离家在外，劳累了一天，只求有地方躺下，也顾不上条件不条件了。】 2007年7月31日，《工农之声》网站转载清华大学学生，在2006年冬季所做的一项《对民工劳动、生活条件的调查》。其中，对几处工人的居住状况是这样报告的，一处： 【从居住条件上，工人住的是简易房，里面塞满了床，双层的，一屋有六十多床位，现在住了三十几人，可能是因为即将竣工，许多工人已搬到其他工地去了。床上一般有两套被子，也有三套的，这体现了工人之间的差别，被子质量很差，里面棉花结成一块一块的。门上的玻璃破了一块，没有人修，工人舍不得出钱，老板更不会管，冷风就从空洞吹进来。屋里没有暖气。】 又一处： 【在刚开始谈话这段时间，我留意了一下这些民工的生活条件。二三十人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姑且不说，每张床都是下边垫一层薄被，上边盖一层薄被（这个"薄"是什么概念呢？大概是0.5厘米厚吧），而屋子里又没有暖气——或许我们不应该称之为“屋子”，顶多能算个“人棚”吧。】 另一处： 【住的是工棚，半间小教室大的房间，密密麻麻的住进了三四十人。被褥并不厚，且摸上去棉花结成一块一块的，保暖性不好，又没有暖气，所以是"热水基本没有，取暖基本靠抖"。聊天期间，我就看见两位民工挤在一张床上不断发抖。】 看守所里可不是这种景象。 我住的是郑州市第一看守所，所里有八个监区，每个监区有十个监室（也叫“号”）。“女号”五个、“少年号”两个，都分布在不同的监区。我因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年龄又大，从一入看守所就住在设在第二监区的病号监里。 全所建筑浑然一体，却又曲折迂回，不熟悉的人进去了是不容易走出来的。据老犯们说，这是仿照北京秦城监狱修建的。全部建筑的外墙都贴着竖条形白瓷砖，阳光之下，熠熠生辉，整个环境显得那么整洁、肃穆，看起来恰似一座医院，然而谁会想到这却是一个真正的藏污纳垢的所在！ 第二监区是一个条式建筑，从201号到210号，十个监室座北朝南并列。204号、205号是两个病号监，我关在204号里。 204号，宽约四米，长约十五米，地面距屋顶约五米。高大宽敞的室内，屋顶和四壁粉刷得一白落地。十五米长的监室，从十米处，由一个加了钢条的钢化玻璃窗和一扇沉重的由室外操纵的铁门隔离成两部分：靠北的约三十五平米，是监室，靠南的约二十平米，是“风场”。在长有十米的监室里，用一半的面积砌了一个长十米，宽一米八的大通铺。铺的前脸用砖砌后罩了水泥，大铺的上面铺着一层贴着木纹纸的木板，木板的外沿儿用5x5的角钢与床体压合。整个大铺光洁、平整，连一条缝隙都找不到。 水泥地面是提浆后抹平的，十分光滑、平展，便于打扫。 大铺的对面，北、南两头各有一个高三米，宽一米的壁柜，壁柜有上下两扇门，每扇门里分成四棚。壁柜内径约80x80厘米。一个号里在押人员的衣物、牙具、餐具和公用的书籍，便分门别类地放在壁柜里。两只壁柜之间，有一段光墙，另有一个约三米宽，深一米五左右的凹进部分。这是一个开放的卫生间。其中，在北端有一个高出地面二十厘米、占地约一平方米的高台，装有一个蹲便器，便后可以脚踏阀门冲水。南端按了一只淋浴喷头。南北之间的一面短墙上，靠北，装着一只立式小便器，可以手按阀门冲水。靠南，按装了一个大型陶瓷洗面盆。大铺的北、南两头，各有一面安装了钢筋护栏的钢化玻璃窗。在北面窗户的上方用角钢吊装着一台21英寸彩电和一个有线喇叭。人们坐在大铺上便可以看电视，听广播。2005年夏季，在每个监室还安装了一部吊扇，使本已通风良好的监室里更多了一件度夏的电器。 监室的北面是监室的正门。正门装有两道铁门：一道由直径二十毫米钢筋焊成的“防盗门”和一道用厚厚的钢板焊成的、只在上方留有一个约二十厘米见方的窥视口的外门。北面的正门和南面通往风场的外控铁门的位置是相对应的。南门和北门的右边，各有一面加了直径二十毫米钢筋护栏的钢化玻璃窗，两面窗户的位置也是相互对应的。室内大通铺的两端就在两面窗子之下。两边门和窗的上方，距地面约三米处，又都有与房间等宽的一排拉门高窗。两边高窗的外边是高空走廊。北边门外是地面走廊，走廊里铺着大尺寸的、淡粉色的地板砖。走廊朝外的一面，在一米矮墙的上面，按装的是长长的塑钢玻璃窗。整个走廊，地面干净，墙面洁白，窗户明亮，空气清新，绝不亚于任何一座图书馆。不管是地面的走廊，还是高空的走廊，不仅可供管教民警随时居高临下地看到每个监室的各个角落，而且使各个监室都具有了充足的采光和通风条件。 这个长条监室的南端，约有二十平方米，便是“风场”，它是在押人员们活动、健身、吃饭和晒衣、晾物的地方。风场的修建，废除了古老的“放风”制度。这个风场的东西两面是高高的墙壁，其北面，通过外控铁门和窗户与监室相连接，其南面只有高一米的矮墙，矮墙之上全部开放。由矮墙的上端直到屋顶，安装着一个巨大的用直径二十毫米的钢筋，以间隔每十厘米的距离，横向与竖向相交叉焊接起来的钢铁栅栏，栅栏之外又用孔径不足两厘米的机轧铁编网包裹起来，除去阳光和空气，连一只小小的蝴蝶也休想飞了进来。在风场的头顶上方，距地面三米左右的高度，从南面的钢铁栅栏到北面的高空走廊下端，又用直径二十毫米的钢筋，以间隔每十厘米的距离，东西和南北方向相互交叉焊接起来一个镂空的钢铁屋顶，以防止在押人员攀爬上高空走廊后逃脱。 看守所里所有的监室都与204号的规格相同。整个监室就是一个用砖块、水泥、钢筋和铁板构筑的可以通风透气的笼子，别说是人，就是带进来一只耗子，它也绝难再跑了出去。 住在这种铁笼里的，少时有三十人，多时有四十人，他们除去没有自由，无论是安全度，还是舒适度、方便度，观瞻度，都是民工棚所无法比拟的。
三、 看守所里的吃和穿 这里先说穿。 在监狱，为了方便监管和集体生活的需要，况且监狱的生产创收，也提供了足够的财力支持，因此，服刑人员一年四季都有统一的着装，而看守所就不同了。 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高度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基本上只能穿自备的服装。这在从晚春到早秋的几个月里，当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中秋节一过，气温渐渐下降，而天热时就被关进看守所的人就难以御寒了。特别是那些盲目流入城市而失足犯罪的在押人员，当他们被关进看守所以后，其家中常常无人、无意或者根本无力到看守所给他们送衣送被。 要解决这部分人的御寒过冬问题，就必须向他们发放棉衣和棉被。这些棉衣、棉被大抵来自两个渠道。 一个渠道是从上级有关部门领取的。这些物资基本上是军队内部回收的旧被服，经过清洗、消毒处理后，由主管部门划转过来的。这部分物资都按数打包，清洁整齐，质量良好，多为棉衣。 另一个渠道是前期“学长”离开后抛弃的。据老犯们说，服过刑的人，不应该将在牢里盖过的被子再带回家，因为“被子”就是“背字”——就是倒霉，是很不吉利的。抛弃者大都是家在当地或城市居住，并且经济宽裕。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小老板，因为打伤了人，被关进了看守所，家里立即送来两条厚厚的新棉被和一条厚厚的新褥子。他在看守所里只住了五天就被释放了。离开的时候，抬腿就走，什么牙具、餐具、衣服、被褥，一概不要了。 这一类被丢弃的衣被，款式繁多，五花八门，不乏崭新被褥，名牌服装。 由于看守所里人员流动大，这些被子、棉衣很多，多到穿用这些物品的人对这些东西也毫不珍惜。有的病号被褥弄上了粪便，嫌脏的人就把他的被褥一卷，扔进了垃圾车。有的人身上有了虱子，别人怕繁衍，就把他全身的衣服扒光，统统扔了。有个人竟然拣了五件毛衣，日夜不脱，穿脏了一件扔一件。尽管管教民警要求保管好获释人员丢弃的棉衣棉被，以备时需，但是，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们，有谁还会替别人着想？号里的地面，每顿饭后都要打扫，但是所里既不给扫帚，又不给拖把（墩布），沿袭下来的做法，就是拿人们不穿的单衣当抹布，蹶着屁股擦地面。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穿单的扔棉的，穿棉的扔单的，过一天算一天，反正总会有衣服穿。而且，人们穿的确实比农民工强得多，就是那些穿着破烂衣服进来的，过不了几天也能混上一身好衣裳。 至于吃，也相当不错。 看守所里一天三顿饭。早饭七点开：开水、馒头、咸菜（天天不变地腌芥菜丝儿）。中午十一点半开午饭：开水、气蒸菜（白菜、萝卜、包菜、粉条之类）和馒头。下午五点半开晚饭：开水、馒头、气蒸菜。 馒头是用那种俗称“一风吹”（含麸率高）的面粉做的，又好吃，营养价值又高。由于粗粮的价格高于小麦，所以玉米面、高粱面窝头，早已经不再是犯人们的主食。馒头是手工切的，很不匀称，有大有小。最小的也有二两，大的在四两左右。不管大小，每顿饭一人只给一个。我一顿只能吃一个最小的。可是年轻人们，一个大的也吃不饱。打饭的人总是给我一个最大的，起初我不要，换成最小的。后来我不换了，这样，我就可以把省下的一半，轮流给那些十八、九的孩子们吃。 所谓“气蒸菜”，是从加工方法上讲的。这种菜，不是用锅炒熟、炖熟或蒸熟的，而是把菜、油、盐和酱油放在密封锅里，用蒸汽打熟的。所以这种菜总是被打得很透、很烂，也总是带着一股浓浓的蒸锅水味儿。 即使是春节期间伙食“大改善”，吃了两顿香喷喷的大米饭，而那菜依然还是蒸锅水的味儿。 春节期间，颇有个“过年”的样子。我现在保存着一份《郑州市第一看守所在押人员2005年春节食谱》，那上面的饭菜名称并非都名副其实，如“稀饭”、“糊辣汤”、“炸鸡块”、“白糖水”等，一顿也没有；而“带鱼”也不过就是最宽处不足两公分的带鱼尾巴；“红烧肉”是些约一厘米宽，三、四厘米长的肥肉膘；“牛肉丸子”则大不过花生米，而且少得像黎明时的星星。不过“饺子”倒是真的吃上了，而且确实是猪肉、羊肉两种馅。 平时，每隔两、三天的下午，也供应一次“回民菜”。送菜的车一进监区走廊，便听见“打回民菜！”的吆喝。真的回民坐着不动，假回回们倒闻声而起，一个个排在了铁栅栏门前。这种菜也全是蒸汽打熟的汤菜，打到菜盆里，上面还真的飘着稀稀拉拉的羊肉末。一次，一个孩子用勺子在他的菜盆里“翻江倒海”般地搜集了一勺尖羊肉末，送到我的面前叫我尝尝。我推辞不过，只好用嘴接住，用牙一嚼，嗬！就好像是从地上拣起来的那么碜。为了不让这孩子失望，我吞到了肚里。从此我知道了回民为什么不吃这种“回民菜”——它太不清真了。 除夕那晚，给每个人发了几块水果糖，全号的人坐在大铺上看“春节晚会”。不管是做了贼的，贩了毒的，骗了财的，还是杀了人的，似乎都忘记了自己。他们一个个伸长着脖子，乜斜着眼，全神贯注地看着央视演播大厅里那些富的流油的所谓“明星”、“大腕”们尽情地玩闹着而笑得合不拢嘴。看着这群宝贝们这副众生相，你不由得不疑惑：他们是彻悟了红尘？还是已经麻木不仁？不正是这种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喧嚣，掩盖了多少人间悲剧？不正是这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诱惑，才把他们引进了监牢？他们怎么还会如此痴迷？！ 晚会散了以后，把大铺擦了擦，就在上面揉面、擀皮、包饺子。没有擀面杖，就用喝水的塑杯轧。包出来的饺子比五百罗汉的长相还多，长的像小船，扁的像河蚌。他们自己说：什么人包什么饺子——没一个好东西！哈哈哈！哈哈哈！……这顿饺子不是煮熟的，是蒸熟的。蒸笼一抬进号里，拿不下一个完整的饺子，全成了蒸面片，只好连面片带饺子馅，用手抓到塑盆里，用饭勺挖着吃。 不管怎么说，春节的伙食总还是有所改善，人们还真是乐了一回。 下面就是2005年春节的食谱： 
尽管对多数身强力壮的人来说，主食的量不足；尽管对挑剔口味的人来说，菜的味儿不好，但是，它还是比农民工的伙食强——它不要钱！不信，如果把这种饭菜拉到任何一个建筑工地，叫工人自选，我想大多数人宁愿吃这种不要钱的饭，也不吃他们老板卖的那种贼贵的盐水煮白菜帮子。 值得说一说的是，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一切都是为钱服务的，包括在看守所。 为了满足有钱人的需要，看守所里除了卖茶鸡蛋、油炸花生米、豆腐乳、酱肉、卤猪头肉和糕点、饼干、方便面、米线之外，还办了一个“小伙”。在开过午饭和晚饭以后，小伙的卖饭车便推着几种肉、蛋炒菜和大米饭、水饺、肉包子来到了监区的走廊里。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看守所里在押人员不准使用现金，自己随身带的钱，或是家里送来的钱，在进入号里前，便被换成看守所发行的“购物券”了。每张券，面值十元。因此，在看守所里购物都以十元为单位。市场上鸡蛋卖两元八角一斤的时候，里面一塑袋茶鸡蛋（12——15个）卖十元；一塑袋油炸花生米（一斤多），十元；一瓶豆腐乳，十元；一塑袋卤猪头肉（一斤多），二十元；一只炖鸡，四十元。小伙的一份米饭加一份荤菜，十元。以我的饭量来说，这一份饭菜吃上两顿，米饭还不一定吃得完。当然吃不完没关系，吃不饱肚子的大有人在。 205号里，关着一家大超市的总经理。这位老总，人都坐牢了，因为有的是钱，就又有了一身坐牢的威风。所里上上下下的警官都称他×总，从不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每天除去睡觉回到号里之外，整天基本上呆在民警办公室里取暖、聊天、抽烟、喝茶。他每天早晨吃自备的食品，中午和晚上，顿顿吃小伙。专门有一个小青年给他当“马崽”，每天把他专用的暖瓶备足别人渴死都喝不上的开水，供他洗脸、刷牙，一日三餐侍侯他吃饭，还要为他保管那么一堆衣物、用具、食品和高级烟。据他告诉我，他一天要吸四包烟。当然，这些烟不会都吸进他的肚子里。他一天要一百元的费用，可是，对一个资本家来说，一个月三千元的生活费，难道不正是有钱没处花的艰难岁月吗？ 号里有实力（权力或财力）的人，可以合伙吃饭。我一进号里，就被号长（号里的犯人头）拉着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吃饭（这里的“毛腻儿”以后再说）。我们三个人每次把等额的购物券凑在一起，然后由号长一个人掌握着使用。除去我的家里经常送进牛肉、烧鸡、火腿肠和大蒜之外（他们二人，号长老婆闹离婚；另一个，家在外地。两家都不管他们），我们还买了茶鸡蛋、咸鸭蛋、小磨油、豆腐乳、油炸花生米、卤猪头肉以及方便面、米线和豆奶粉之类。 我们每天的三顿饭，大致是这样吃的： 早饭：吃馒头夹鸡蛋（或鸭蛋），喝豆奶，有香油调咸菜、油炸花生米和豆腐乳三个小菜。 午饭：有时买一份小伙，我吃米饭，他们二人吃一些米饭再加一个馒头，菜则有炒菜和气蒸菜（不吃蔬菜是不行的）。 晚饭：有时买一份小伙，我吃米饭，他们二人吃些大米、馒头，再各自泡一碗方便面或米线。或者买两份包子（四十个），三个人吃包子和方便面。 家里给我送来了烧鸡、牛肉或卤猪头肉的时候，就在每天中午或晚上只买一次小伙。另一顿饭，就吃馒头、肉类、蛋类，气蒸菜和小菜，喝方便面。 这样，一个月，每人贴进二百元（不算家里送进的食物），就吃得很好了。 在病号监住过一段日子以后，因为不活动，人们普遍增加了体重，特别是吸毒人员增加得更明显。一个“大烟鬼”告诉我，他住了三个多月，到卫生所一称，居然体重增加了二十公斤。 即便如此，老犯们还是怀疑“国家给的供给标准”，在押人员没有吃够。他们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分析得也并非没有道理。他们说：“一个所里三个伙房：民警食堂、在押人员大伙房和在押人员小伙房，都承包给一家。承包人每年要向所里交几十万承包费，他自己还要赚钱，这些钱都是哪来的？能从民警嘴里抠吗？吓死他也不敢呐，还不是从咱们的嘴里抠！？何况，现在到处都黑，惟独这看守所不黑？谁信啊？”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