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优先发展教育。以集体力量发展基础教育速度快,效果好,当时的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我们大队,开始没有小学,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中国的基础教育开始普及,我们大队也分配了老师筹办小学。开始没有教室供学生上课就拿农民的家当学校,在农民家里办学校读书,曾有过六个年级在一间教室读书上课。后来大队安排了一块地做了新学校,分成了三间教室上课,不两年依靠集体计划安排了更大的场地,又建了新学校,分成五个年级单独上课。不是本地的教师就住校,生活有困难大队里就组织安排帮扶,社员们以中国的尊师传统给予老师必要的生活帮助。扫盲科普,生产队队队有场地,有教育人员,年年进行,农闲时及时开展,男女老少有条件都要参加,而且作为评判一个社员先进与否的一条重要标准。通过这些前瞻性的文化科学教育普及活动,提高人民素质。相形之下让人觉得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受农民欢迎的优先发展教育战略,才像是在具体落实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16、 基层干部吃苦在前,率先垂范。农村人民公社和社职各单位与农民联系紧密,他们社会管理的责任心强,与农民的感情深。基层的公社、大队干部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交流,大部分时间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有时指导劳动和管理,一有紧急情况,马上奔赴重要地区、场所进行指导,疏导,处理。那时许多大队、生产队干部率先垂范,重活累活抢着干。基层干部带头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大多数干部带了头,管理又能跟上,那个生产队的生产效益一定不错。我们大队附近有一个生产队叫下东庄,生产的自然条件一般,生产队长带头苦干实干,组织能力也强,生产协调好,分工合作好,那里的生产效益好,工分值高,生产队社员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公社干部和公社农业技术人员,几乎天天在全公社寻访,对农业技术问题,对病虫害,进行跟踪管理指导,直接帮助解决不懂、难懂的技术问题,有突发性生产问题,集中人力物力,及时有效处理。这些生产管理方式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生产效率。其他部门也把自己的工作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给农业生产给予有力的帮助和支持。我省现任的一位人大副主任当年就是县农机修理厂的技术员,有一次一个大队在双枪抗旱时,抽水机坏了,他连夜带领另一个技术员抢修,直到天明时才将抽水机修好,保证了这个大队的抗旱保苗工作顺利进行。工作队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参加生产,指导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开会因大家都白天起早贪黑的劳动,晚上都很疲劳,就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就近就人,经常哪个参加会议的干部最劳累、最不方便就挪到哪家开,我家就经常做个这样的会场,每每回想起当时开会的情境,又像是在参加当年的会议旁听。所以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干群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别。那时没有腐败的土壤,与现在相比,应该说那时谈不上有什么腐败。 17、 公社农科队、大队农科队的设立有利于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农作物产量。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杂交水稻的育种试验,公社农科队、大队农科队率先进行各种农业科技的实验,有利于农业科技尽快的有效的推广。这些公社、大队的农科队组成人员,个别素质不高,劳动能力也与一般社员有差别,但在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能做好很多事,甚至能做好一些技术工作,能协助进行科学实验。低产农作物被良种高产农作物更替,又有化肥催生使农作物增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当然这些新生事物才在创新阶段,有一定缺点,但优点远远大于缺点,后来把它一棍子打死,显然是有些人出于动机不纯。我们经常讲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相信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我们不能采取双重标准,戴有色眼镜看问题,那样就会把人民群众首创的行之有效的发明创造用乱棍打死,造成了不必要社会损失。 18、 公社林场、大队林场,有利于改造荒山荒滩,保护植被。我们的大队林场原是一片荆棘重生石灰岩裸露的乱石岗,在全国大造林业的气氛里开辟了几百亩,将荒山种上了杉木,建成了林场,后来长势不错,既绿化了荒山,又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公社林场紧连着我们大队林场,地质条件,土壤成分差不多,迟开垦一两年,也成片成林,绿化效果不错,经济效益也高。林业集体所有、集体管理有利于封山育林,有利于绿化管理,控制乱砍滥伐,实现水土保持。公社公有制企业(八九十年代叫乡镇企业,现在的乡镇企业几乎全军覆没)针对性强,围绕农业机械修理设置,针对农民生活安排,促进实现农业机械化,解决农民的生活用品保障问题,很能体现当时的中国农村“特色”。 19、 超生游击队少,计划生育人性化,计划生育初见成效。有人以为“计划生育”全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其实不然,毛主席早就重视计划生育了。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就肯定了马寅初是对的,在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说到,“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他在1958年的最高国务会议又说,“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在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虽然当时医疗条件达不到标准,封建思想余孽严重阻碍,但有计划的实行两胎制,绝大多数人做到了,为后来计划生育的一胎制,做了充分准备,打好了前站。那时由于户籍关系稳定,流动人口少,像今天一样的超生游击队那时几乎没有。当时的计划生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性化,毛主席带头主张人性化,他谈到,“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1972年毛主席与几个同志谈话时还说到,“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所以那个时候有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引,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的过程以思想教育为主,多做说服动员做,强制性的少,比之现在更体现人性化。由于及时、科学、有力度,所以那时的计划生育已经初见成效,为现在计划生育的成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0、 淡化了封建宗族制度。公社集体时,家族宗族已经相当淡化,但现在却让封建宗法制度又死灰复燃了。我家本是一个大姓家族,那里的村庄几乎都是同一姓“张”,几万人,你说它有多大影响都存在可能性,但在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家族,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开展过什么活动。解放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连家谱都没有修过,我也没有见过家谱,但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就开始修谱了,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二轮修谱,越搞规模越大,越严密,影响越来越大,农村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受其支配,有的地方基层政权被家族控制。为了家族利益,干扰农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经常造成农村的械斗,违法犯罪的增多,造成了社会不必要的混乱。 21、 包工有一定刺激性。包工是在集体内部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益的一种有效方法。那时搞包工,与经济效益挂钩,直接影响个人生活水平,因此成年人劳动热情很高,干活卖力,青壮年最高每天能做工30——40分工(有些生产队更高)。记得我那时有一个下午割稻,包工割了八分田,拿了十几分工。工分粮也是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有效方式,除去基本口粮,再以获得工分的多少来称口粮,工分多口粮也自然称得多,吃得多,吃得饱,有余粮,当然劳动更加主动积极,更卖力。 22、 民兵亦民亦兵,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当时的社会稳定和谐,各地的民兵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兵以务农为主,平时整日里参加劳动建设,必要时参加各方面的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协助国家公安机关抓捕罪犯、破坏分子,看管罪犯、坏人等各种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那时的社会安定团结,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氛围,保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减少了社会管理成本支出,效果好,所以民兵是当时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支柱之一。不比现在,维稳的成本接近军费开支,去年6500亿,是当年的几十倍,不仅代价大,效益不高,而且国家人民难以承受。 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和实例论证了“协作”劳动产生新的生产力,这已被我国前三十年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所验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协作”中,写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我国如果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坚持到现在,虽然部分地方、部分阶段、部分人存在一些问题,但农业整体发展一定会上一个大的台阶,就没有当前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不会城乡差别越来越大,没有滞后的三农问题,不会有小岗似地农村脏乱差的现象。当时的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集体经济框架打得牢靠,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所取得成果,以及全国2000多个集体发展就是最有力证明,也对应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二、集体经济当时存在的问题。1、 由于解放初期计划生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当时的没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医疗条件差,农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计划生育与整个国家的关系没有搞清楚,因此重视的程度还不够,人口不能有效控制。当时几乎每个家庭的人口都很多,三四个子女正常,十多个的也有,形成了人口快速膨胀。吃饭的嘴多,干农活的人少,劳动力缺乏,牵制了当时的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个季节性强的产业,需要时却没有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来满足生产发展的要求,这必然影响到粮食生产,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2、 当时的生产队在劳动管理上,不够科学,也不够严格,监督措施少,而且不到位,造成部分社员磨洋工,劳动效益不高,生产效果不好。有偷懒、磨洋工的现象,影响农业生产。但不能由此把农业集体经济说得一无是处,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在任何社会、任何生产劳动中都存在的问题,关键看偷懒、磨洋工的所占的比例大小,大了多了肯定会影响生产,就当时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而言人们的劳动大多含有基本的劳动量,不能说有少数人偷懒、磨洋工,农村集体就是不行,就应该推翻。 3、 集体时田地有小块改造成大块,有利于大规模协作劳动,便于大机器生产;分田到户时,由于分田要求绝对合理化,均匀化,就把大块田分成三六九等,每家每户都要分到肥田、中等田、瘦田,所以只能将田地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分配。田变小了,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于是全国的农业机械都造小了,便于在小块田地里进行生产操作,成本低了也方便一家一户购买和管理维修,所以现在的农业机械许多都采取小型化,就是有农业机械也实现不了机械化,直接导致到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还是不高。我国粮食由原来的自给自足,变成了依赖进口,甚至进口转基因主粮。 4、 幸福指数降低,社会效益低。由于农民小生产者意识上升,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抬头,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加剧;农村生产生活界别增多,利益纠纷的普遍,导致农村中和谐倒退,幸福指数大幅度降低,社会效益远不如从前。 5、 自利思想抬头,从农村到城市形成了私有化的大合唱。自私是人的本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放纵私欲,致使私欲膨胀,放任贪婪,怂恿邪恶,放大负面影响,让恶性循环。中国经过二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自私自利思想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少,失去了上风;但是分田到户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自私自利思想又恢复了活力,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现在在整个国家独占鳌头,都危机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要彻底改变中国的本来面貌,而且使世界局势发生更大的逆转。 6、 封建迷信思想抬头、喷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文革中对封建文化传统的冲击,有人一味的渲染是什么打砸抢,是对文物的破坏,这不是辩证的、科学的认识。封建文化良莠不齐、是分不清,现代人肯定要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应该充分肯定当时的青少年学生是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的,他们串联行为、批判行动主要是对准封建思想文化的糟粕的,破坏的主要是封建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完全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他们,求全责备。正是在那个全盘否定的声浪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封建迷信思想开始抬头。农民温饱尚且不能保证,但修庙宇想方设法的凑钱,只要有什么时间地点,利用一切机会,不惜浪费血汗换来的钱财,不顾一切的参加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跟风开展迷信活动。封建迷信活动的完全反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了不必要的社会资源。婚丧嫁娶中各种落后腐朽的风俗也死灰复燃,浪费很大,透支了大量的子孙后代资源。 7、 农村空巢,家庭空心化,给农村青少年学生学习、受教育、成长带来很多困难,影响社会和谐建设。由于缺少基本的家庭教育,农村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下降,违法犯罪增多,社会稳定和谐程度降低,直接影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占据了工人的就业岗位,工人失业下岗增多;无业农民到城市成了游民,打工的经济效益不高就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 8、 城乡差别拉大,两极分化加重,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消除。本来农村集体的实力在发展,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七十年代又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活动,更有利于公平、平等的实施,城乡联系加强,工人农民交往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势头在增强,城乡之间从政治经济到生活都在向一体化靠拢。但分田到户后,农村一放手,松散状态多年不顾不问,许多好的有效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的措施被废除,被丢弃,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在下降,生产活动停滞不前,使逐渐缩小的城乡差别再次扩大,出现了今天又抬上议事日程的三农问题。 9、 生态意识退化,生态灾难萌发。农民大多数没有多少科学思想,到户后主要是产量、钞票的在起作用,环境什么的一概弃之脑后。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过多的使用,而且使用的剂量越来越大,土地严重退化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水稻等农作物的化肥农药残留物含量越来越高,我们的食物也越来越令人担忧,可能导致人类的慢性中毒,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导致人类身体的退化。农村里一次性塑料袋使用越来越多,乱丢乱扔各种垃圾造成大面积污染,现代垃圾困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污染由城市走向农村,生态灾难不可避免。 10、 封建家族宗法影响扩大,干扰农村基层的生产、管理、稳定。现在有人宣传家族文化,把家谱当作文化的多样化来美化,实际上这样过多地宣传家族文化只能是文化复杂化,地方化,宗族派系多,矛盾激烈化,利远远大于弊。现在出现了北方许多村庄,甚至整个乡镇一定程度上被家族控制,封建的宗法制度又抬头了。宗族制度复活,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激化了基层矛盾,加剧了宗族矛盾斗争,加大加重了刑事犯罪行为,干扰社会的稳定。 11、 国有、集体山场管理权按管理期限被卖掉,影响绿化、水土保持。前两年,农村的山场和原来的公社林场、大队林场,甚至国有林场都被分片、分时间段卖给了个人经营管理,以为养肥了地方政府、村委会,搞“活”了经济,他们又可以大把大把的用钱。但卖掉后山场长时间是个人“所有”了,你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将来经济怎么发展?而且管理权被个人控制,人家随时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砍伐,森林资源被破坏,荒漠化、水土流失怎么办?到时候损失的又是国家集体人民,挖社会主义墙脚挖肥了的又是个人,国退民进一幕幕还在继续上演。 12、 现在理论上还时不时谈到的集体经济已经是徒有虚名,是个空壳,一块招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农业面临着问题,私有化出现了恶果,以至于发生“三农”问题,发生了李昌平“给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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