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的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致命毒药，同时还是地方政府的盛宴，失地农民的噩梦，甚至是整个中国的毒药。 热火朝天的小城镇化，借“新农村建设”、“土地资本化”、“土地市场化”等之名，大规模地拆除旧村。其实是盯上了农村的宅基地，以“拆房子，建房子，卖房子”的过程实现“以地生财，土地财政”。 大规模的村庄在此过程中被连根拔起，彻底平掉，这种情况在中西部的一些县和乡镇尤甚。而此种“宅基地换住房”的做法反而被当做先进经验来推介。一些地方以拆了多少自然村，多少人口向多少中心示范村集中，向多少中心镇集中为傲，甚至以“再造××市(县或镇)”来彰显其工程之伟大。 很简单的道理，投资是肯定要回报的，不管投资主体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中西部很多地方城镇化是一场对农民彻头彻尾的洗劫，政府以极低的价格拿到农民土地，强制拆迁，然后引进开发商建设住宅小区，然后再把住宅小区卖给农民或其他人。而在中西部，这些住宅小区所在位置偏僻，根本不可能有外来人士购买，只能全部卖给农民。在靠近大城市的郊区农村，情况稍微好一些，农民得到了相对比较高的拆迁补偿，因为大城市郊区的住宅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外来人士也是这些郊区住宅的主要购买者，为这些较高拆迁补偿买单的主要是外来人士。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不是人为的强制过程。在西方，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从农地上被“吸”出来，土地集中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但这个过程一定是被“吸”出来的，而不是被“赶”出来的。而中国，农民是被赶上楼的。对于一个农民而言，其能在城镇留居并享有城镇生活方式，三样东西最关键，一是住房，二是社会保障，三是就业，尤其是稳定的就业。即使有了稳定的住房，如果仍以务农收入为主，而不是务工或从事服务业，在一个喝水都要钱，蹲厕都要交排污费的城镇，其能否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值得生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为基础的，在无力改变其仍旧是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经济状况时，就生硬地“帮”农民“赶”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政府权力绝不能动的有两个，一是公民的人身自由，二是公民的财产处置。农民自己的房子，宅基地均属于其自有财产，现在这种没有给农民自主选择权，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社的社会工程，不仅与政府一直在提倡的法治精神相违背，对农村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暴力拆迁过程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农民被赶上楼后，大量“无根”农民的聚集，为社会平添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城镇化过程当中，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政府，这也是为什么暴力拆迁频繁出现，为此闹出人命的事件层出不穷，背后的利益太丰厚了。开发商并未获得太大利益，这种房地产的灰色成本高达50%甚至80%。这种住宅小区的建筑质量毫无疑问很差，我们这里的某城镇小区的围墙竟被几个玩耍的小孩推倒。 城镇化也是中西部地方政府不得不做的，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把主要的、最易征收的税种上收之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有点捉襟见肘。到2009年，中央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之比是52：48，而在支出结构上，正在向20：80的比例迈进。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严重不匹配，只能靠转移支付来解决。而对于中西部农业为主的基层政府而言，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又使其丧失了这一稳定的收入流，只能被动等待转移支付。近年来中央政府部门在“条条”这块决策权集中太多，在专项转移支付中又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拿出更大规模的配套资金，导致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基层政府既没有财力和资源维持自身的行政运作，更不能提供辖区内的公共产品和基层设施建设，基层自治更成了一句空话。有学者以“悬浮型”政府称之。 赶农民上楼着这种城镇化，对经济不会有丝毫拉动，农民根本无力购买政府为他们打造的高价小区。这部分农民吃住都成问题，根本不要说拉动经济了。开发商也有不小的风险，唯一得益就是政府，这大力拉动高档白酒、奢侈品、一线城市地产经济。 城镇化是无需政府拉动的，它是经济发展自然产生的产物，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镇化就是如此，这个过程对经济确实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它的前提是大量外资投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繁荣的出口经济。繁荣的出口经济使土地财富大幅度升值，这是城镇化的核心价值。为城镇化买单的正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和外资。没有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辛勤的工作，外资大量资金的流入，这些农业用地才变成工业用地、商贸用地或建设用地。城镇化才得以推动。 而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壁垒加强、工业用地成本大增、税收优惠减少、灰色成本增加、资金成本高昂导致中国的出口经济日益艰难，东莞苏州这些城市已经出现衰退的迹象。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纷纷转进其他国家，虽然有极少数转进中西部，但以富士康极其优厚的待遇都无法在中西部找到合适的工人就可以看得出，转进中西部很难成功。外资撤离、外来务工人员减少流入，东莞、昆山、苏州这些地方城镇化正在倒退，工业用地出让开始变得困难，商贸城建成后招商无果。 中国经济自2000年以后的高速发展，其核心启动力就是出口经济的拉动，出口经济是城镇化的唯一的有力的推动力，它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不能推动中小企业经济、出口经济、实体经济大力发展，中国的城镇化不仅无法推进，反而有可能倒退。如果不是靠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化，而是地方基层政府强制城镇化，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先见之明的人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 江苏多地政府强行向职工借钱 正科60万职工5万 据新京报讯，11月18日，大丰市新丰镇（城北新区）新建景观——“荷兰花海”一角。此处土地出让价格已达一亩上百万元，而当地政府补偿村民每亩1万多元。  ■ 核心提示 近期，江苏、云南、山东等多地出现县乡政府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借资”事件。在带有行政摊派融资的背后，是地方财政步入“贷款-城建-卖地-还贷-城建”的“怪圈”。 面对年息12%以上的高额利率，安徽一家县级政府融资平台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别无选择。” 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很多地方掀起建新城、新区的热潮，政府前期需投入大量配套设施，所需资金，一方面通过银行贷款，银行贷不到资金，面向社会融资成为不二选择。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江苏盐城报道 今年5月，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洋马镇政府公布融资方案，镇政府提供14.4%年息，向机关、事业单位所有干部职工下派任务。 据《中国之声》报道，为了达到融资目标，镇政府规定所有单位班子成员全年奖金20%用于捆绑考核。在干部职工的游说发动下，一般群众也可以借款给镇政府。 射阳县洋马镇有关人士称，当地为发展工业招商引资，需不断进行村镇基础建设，大部分资金靠乡镇自筹，没钱就只能先“借”。 融资年息可达15% 阜宁县针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下达融资任务，仅县城管局一个单位被下派2500万元任务，年利息500万元 射阳县向民间融资的方式不是孤案，今年9月，江苏省大丰市新丰镇也向内部职工传达一项融资任务：正科级60万元，副科级20万元，普通职工5万元，上不封顶。 “后来看任务难完成，正科级又涨到100万元。”李胜利说，来游说的镇干部称，完不成任务就要被放假，什么时候融到资什么时候上班。 李胜利（化名）是江苏省大丰市新丰镇一家企业老板。最近，他成为镇上多名领导“争抢”的香饽饽。他们游说李胜利借钱给镇政府，以充抵自己的融资任务。 10月20日，李胜利答应镇上一主要领导，借资100万元，年息23%。其中10万元利息，年底就退给他，剩下的13万元利息到期后与本金一起还清。 “比民间借贷有保障。”李胜利说，去年他借款给镇政府，还款还算顺利。由镇财政担保，利息也比银行高几倍。 类似情况在江苏省盐城市阜宁等地也有发生。 今年1月，阜宁县针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下达融资任务，仅阜宁县城管局一个单位就被下派2500万元任务，年息500万元。 城管局将任务分解给局机关和下属的各机构职工头上。其中，局机关普通职工一人20万元；下属机构正职60万元，副职20万元，中层10万元，普通职工最低2万元。 11月18日，内部人士称，阜宁县对各局机关制订的融资利息也不相同，城管局融资年息可达15%，而卫生系统的年息只有12%。“这与各单位使用资金的紧迫程度有关”。 阜宁县城管局向内部职工融资从2009年开始，截至今年已是第三次。内部人士称，局里给职工一个县财政的账户，直接向其汇款，拿汇款单据再到局财务科开收据。 记者获得一份今年1月份开具的收据上写着：“借资款”、“月息1.5%”。据介绍，这笔20多万元的借款期限为一年，换算成年息为18%，到期后可获得4万多元利息。 2009年，财政部紧急下发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地方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但禁令并没有刹住地方政府的集资行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集资甚至有加剧之势。 吃财政饭的，必须购买 今年10月，云南省嵩明县全县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接到任务，每人最低要完成2.5万元的“融资”任务 今年9月，大丰市新丰镇还出台了融资方案。有内部职工称，每月工资2000多元，没有那么多闲钱借给政府。无奈，就四处游说亲朋借款。 受访者提供的今年10月份的借资收据上显示：收款单位为“新丰镇财政管理所”，注明为“重点工程借资”。其中手写标注“月息10.8‰”。 上述收据没有标明还款期限。 多名受访者称，借资没有任何合同，除了这张收据外，仅是口头承诺镇财政到期会偿还本息。 这种政府集资行为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发生。 据《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今年5月，山东济宁市下辖的梁山县、微山县等地均以县总工会的名义，面向全县工会会员发放信托理财产品，承诺由县财政偿还本息。 受访者称，在发放这些理财基金时，名义上是自愿，实则都摊派了任务，吃财政饭的，必须购买。 另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今年10月，云南省嵩明县全县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接到任务，每人最低要完成2.5万元的“融资”任务。 该县依托嵩明县总工会发放信托产品，融资计划为2亿元。 截至10月12日，一期融资计划已经结束，共1600名职工参与，融资额约为一亿元。二期融资计划现在已经启动，主要针对教职员工。 该县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信托产品采取自愿购买的原则，只是个别单位将此次融资当成行政命令。 嵩明县金融办副主任王永祥在接受采访时称，该县杨林工业园区近年来前期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缺少资金，银行贷款融资非常困难，“我们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想办法自筹。” 另外，财政收入任务每年逐层加压，也逼迫地方政府不断找钱，充抵任务。 资金出现缺口，向职工借资 阜宁县去年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县财政投入巨资进行城市建设，据称，造成财政缺口达数十亿元 据了解，地方政府融资的目的多数为周转基础建设所留下的“欠账”。 以此次融资的大丰市新丰镇为例，去年公共财政收入超亿元，在大丰市各乡镇处上游水平。 不过，2010年，大丰市将新丰镇划为“城北新区”，规划出地域20.58平方公里的新区框架。为快速完成“城北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丰市新丰镇两年内投入4亿元，进行道路改造拓宽，征地拆迁等工程建设，目前已拉开“五纵三横”道路框架。 此次融资便与“城北新区”的建设有关。 参与融资的人士称，镇政府向他们借款时说，建设“城北新区”前期投入太大，资金出现缺口，才向职工借资。 对此，11月20日，该镇副镇长徐月康说，这么大的建设投入，借资（支付工人工资）只是为解“燃眉之急”。 徐月康说，向内部职工借资（支付工人工资）一般在年底和年中时，“差个千八万，就借资周转一下，但解决不了大问题。” 再比如，盐城市阜宁县去年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县财政投入巨资进行城市建设，据称，造成财政缺口达数十亿元。 内部人士介绍，借资一般在年底。这时，绩效工资、路政工程、城建工程款需要结算，县财政就会向全县“吃财政饭”的职工借资。 11月21日，记者致电阜宁县主管财政的副县长王强，他对此未作回应。 靠“土地财政”还贷 公共财政任务很大一部分需要靠土地财政带来的延伸产品创收。其中，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基建等带来税收 年息10%以上的集资款，到期后如何偿还？ 对此，多个集资的地方政府回答是，依靠土地财政还款，土地收入不足则依靠税收偿还。 11月19日，大丰市新丰镇副镇长徐月康说，去年该镇公共财政（不包括土地收益）完成1亿元，今年上级要求增幅35%，则是1.35亿元。 去年，公共财政上缴市财政后，返还五六千万元，而去年一年投入的基础建设资金就达2亿元。 在这2亿元中，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为主的非税收入，差额不足的部分，则向内部职工借资周转。 如今的大丰市新丰镇已拉开城市框架，主要干道以及路灯都已完工，路旁的绿化带也已建设完毕。 徐月康算了一笔账，新丰镇目前从村民手中征来土地为一万多元一亩，而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最差的地段也达30万元一亩，比较好的地段已达到100万元一亩。 这中间近百倍的差额归为镇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 徐月康说，今年1.35亿元的公共财政任务，其中很大一部分也需要靠土地财政带来的延伸产品创收。其中，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基建等都会带来税收。 而作为该镇龙头产业的纺织业，今年效益比往年都差，“能保证不亏损，持平就不错了。”徐月康说。 因此，向内部职工借资，也要靠出让土地来偿还。 据上述乡镇财政工作人员介绍，地方财政压力逐渐加码，地方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是依靠招商引资扩大税收，另一方面，还要依靠“土地财政”所带来的非税收入。 同时，出让土地能带来房地产开发，让招商引资企业落地，一举多得。 政府被拖入“土地财政”怪圈 前期投入要靠土地收益实现盈利，若中间资金链断裂，将前功尽弃，所以，“利息再高，都会去借资的。” 不过，依赖土地财政，首先要以高房价为前提，还要有源源不断的土地供应。 地方政府要使出让的土地利益最大化，一方面要通过拆村并居，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另外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基础设施，抬升新规划的新城、新区的地价。 比如，11月20日，曾在盐城射阳采访的上海媒体记者称，当地为建设工业园项目，已发生多起农民上访事件。其他几个集资的地方政府也将还款寄托在“土地财政”上面。 并且，云南嵩明县政府在动员职工融资时也表示，此次融资，依靠杨林工业园区的土地收入和工业园上缴的税收收入，偿付利息和本金。 还有，盐城市阜宁一事业单位职工说，今年以来，县国土局的官网上土地挂牌出让的信息开始密集起来。集资留下的债务，也要靠“卖地”来偿还。 上述各地的集资利息都比银行贷款的利息高出两三倍，甚至接近四倍。 对于这样的高息借贷行为，11月20日，盐城市农发行一内部人士称，有些地方政府已被拖入“土地财政”的怪圈。 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或政绩的考虑，主动拉大城市建设规模，抬升地价。前期投入要靠土地收益实现盈利，若中间资金链断裂，将前功尽弃，所以，“利息再高，都会去借资的。” 在城市发展的热潮中，基建投入已进入快车道，银行贷款难，融资渠道全面收紧。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募集信托资金，也成为地方政府少数的选择之一。 当地经济发展存“短视”行为 镇政府内部人员表示，每年递增的财政收入任务是眼前的利益，地方官员并不在乎财政可持续发展 高息融资依托于土地高收益，“土地财政”成为维系运转的“救命稻草”。 11月20日，苏北一县级市乡镇财政所工作人员说，近些年，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镇财政仅依靠税收，目前已陷入困境。前几年，镇里为建工业园区，可出让的土地已经“卖”光。 为了完成财政任务，除了地税“空转”外（“空转”指：先由市财政给乡镇拨款，乡镇拿这笔资金充抵地方税收，然后，地税部门再将这笔资金返还给市财政。经过“空转”，县乡两级财政均能完成任务），从年初开始，进行税务大检查；年中时，发动税收征收“运动”，找问题，补交税。 对于地方财政的债务问题，当地一企业老板说，其中很大因素也与部分官员的心理有关，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短视”行为，一方面欠下巨额债务，另一方面对地方企业征税苛刻。两方面都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 上述镇政府的内部人员也表示，每年递增的财政收入任务是眼前的利益，地方官员看重的是任务指标能否完成，并不在乎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重视“土地财政”，严格征税也就在所难免。 对于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徐月康也表示担忧。从今年下半开始，大丰市新丰镇的房地产项目销售爆冷，税收也没有跟上，建成的房屋空置率较高。 徐月康说，今年新丰镇招来的房地产项目，并没有达到销售预期。土地出让金也出现降低的现象。去年每亩上百万的出让金，今年有的地方只卖出30万元一亩。 业内人士称，地方政府融资还款来源还是依靠上级拨款和政府卖地收入，而卖地收益的路到底还能走多久，谁也说不清。 在16年前，盐城市向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借资1亿元修建新长铁路。这笔集资款直到今年，仍分文未还。经《现代快报》等媒体披露后，当地政府承诺偿还。 越南总理：经济和房地产泡沫已将金融拖得撑不下去了 11月27日，越南总理阮晋勇表示，越南将致力于重组金融体系，尤其是对银行系统的改革。他释放的信号是，越南的经济和房地产泡沫已经将金融拖得撑不下去了。 越南经济有崩盘的迹象。如果回忆一下，2008年越南有一场金融风波，被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要回来了，但越南没有成为导火索，金融危机没发生。随后，很多人以为没事了，其实祸根种下了。 现在越南跟印度相似，都是经济增长率狂掉，但通胀却不断升高。11月份的CPI可能比去年同期上涨7.08%，经济增长率过去是7%以上，现在则不到4.8%，可能达不到5.2%的目标增长率。房地产泡沫终于被引爆了，越南是全亚洲房租下跌最快的国家，下跌的幅度太吓人了，河内的B级写字楼的租金最近3年下跌了39%。即使价格跌成这样，也没有吸引有潜力的商家，河内写字楼出租率今年跌破了80%。 越南的经济是非常明显的“信贷驱动型”，信贷增长率高得令人咂舌，都怀疑银行有没有资本金的约束，最近几年都是以50%以上的信贷增长来推动经济的。2010-2011年越南政府不断调高利率来冷却信贷狂潮，但力度不够。非常大的比例贷款流向了房地产领域，越南房子建得非常多，经常出现“今年建的房子是去年和前年的总和”。大量的钱砸向房地产，截至8月31日，房地产贷款达到了97亿美元（203万亿越南盾），占GDP10%。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银行的坏账几乎日新月异，官方公布的数字是6.6%，惠誉国际认为这个数字仅仅是真实坏账的1/3。 越南通胀不断走高、经济率下行、地产造成的坏账大幅度上升，买单年代正在走来。越南是“放纵型经济”和“政治面子工程”的结合，而后面的所谓政治改革都是给民众怒火的一种交代，往往缺乏实质内容。随着情势发展，越南将变得更加危险。 中国人对越南近来的一些理解都是不全面的。越南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有法不依”，表面工作做得很好，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改革法律很积极，但遵守法律非常差。是“法制积极、法治消极”的典型。现在看来，不仅越南政府没有宏观管理的纪律，越南的金融业也不遵守规则，它们目前的困境是在意料之中的。 浙江、河北等地把明年税收拿过来预支 电影中“鹅城”出现在现实 今年以来，浙江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为完成税收任务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费。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称，由于今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较差，其所在区将压力分摊到企业头上，比如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拿过来“预支”。（12月23日潇湘晨报） 去年上映的大片《让子弹飞》，让许多人记住了一个叫鹅城的地方，那是个可以“把税收到90年后”的地方，电影中有句台词：这岂止是荒谬，简直就是荒谬“。幸好，那只是一句电影台词，但谁料现实版的鹅城居然出现了，而且还是出现在市场经济相对活跃的浙江地区，实在匪夷所思。有评论说，这是典型的寅吃卯粮的做法，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过头税比寅吃卯粮还要荒谬。 按照当事人说法，之所以征收过头税，是因为财政收入数字差，为了数字好看才收的。税收是直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关的，征税水平也应该与企业的经营现状直接关联，应该是先有税收收入，才有财政收入。姑且不论当下本就不景气的大经济环境，单就个体市场主体而言，经营状况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那么税收收入总体水平发生波动甚至大的波动完全是可能的，为了数字上的好看，就预支税收，本就荒谬。如果今年预支了来年的过头税，那万一来年的经济形势依然不景气，为了数字的好看，是不是还要在明年继续预支呢，这样无穷尽下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再者说，预支来年的过头税，对企业主也是极为不公平的。首先预支过头税，是对企业发展潜力的重创。在当下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资金的周转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提前预支了来年的税收， 就意味着企业发展资金的严重缩水，资金的缩水，发展空间必然受到限制。其次，来年的过头税按照今年的水平来收，也是极为不合理的。按照今年的水平收，就意味着该企业在明年的经营状况至少是要与今年持平的，但一切未知的情况下，如何能判定明年的经营状况一定比今年好呢？如果不能判定，如何确定明年的税收水平跟今年一致呢？ 寅吃卯粮，意思是由于入不敷出，预先挪用尚未到手的收入。与过头税相同，都是预先挪用，但寅吃卯粮的前提是入不敷出，而预收过头税，则完全是不顾实际地做表面文章，是对发展力量的扼杀，是极为荒谬的短视行为，这不是比寅吃卯粮还荒谬吗？ 在经济发展放缓的形势下，财政收入减少成为必然，政府部门就应该学会过紧日子。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应积极施行结构性减税，给企业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优化发展环境。企业做大做强了，税收自然水涨船高。收过头税完全是一种短视行为，也是违背税法的行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