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政策上摇摆不定，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应当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往往变成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镇压，并借机形成一种官僚主义体系，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反复的打击和极大的压制，专政工具出现了对准人民而不是对准人民的敌人的倾向。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建立以后，习惯于并留恋过去老的经济制度、希望回归老制度的人，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他们的存在，他们主张的文化，落后于已经变革了的经济基础，是一种消极思想的根源，一定会影响到社会发展。
从刘少奇等人在建国初期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的政治要求，就已经反映出他们反对过渡到社会主义、希望保持并维护私有制的消极倾向和保守立场。这说明他们科学的世界观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明他们是属于那些习惯并留恋于过去老的经济制度、希望回归老制度的人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说明他们恰好就是那种民主革命时期进入共产党内并取得领袖地位的“同路人”。
57年的反右，本来是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刚建立起来以后留恋并希望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思潮。毛主席估计全国大约有五千右派。毛主席主张对他们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要解决的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说理和批判式的，目的是使他们包括人民群众受到教育。这种思想领域的斗争原本极讲究政策，也应当给斗争对象留有出路。而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层层下指标，在全国抓了55万右派，是毛主席估计数字的100多倍。所采用的方法不是毛主席一贯倡导和采用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是动用专政工具，强制劳改、劳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一类方法。这类方法对解决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能有多少收效，存在很大疑问，但专政工具的指向却是清晰、明确的——范围严重扩大，已经指向了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思想上确实存在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实际上，在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真右派，但也有不少是具有斗争精神敢想敢说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往往是各级领导职务的竞争者，是那些私心很重、不懂政治理论却十分懂得“权术”和“手腕”、很欣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总想着以权谋私的官僚的眼中钉。利用反右斗争，趁机将他们打压下去，使他们成为“杨刀立威”的牺牲品，让人感到畏惧，直到形成一种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官场风气，生产出大批“驯服工具”，结果是“一线”各级领导机构的“权威”被加强，开始构成一种遍布全国的管理网络。——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正是中国党内官僚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大面积出现的初始阶段。
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的建立，对社会生产力的激励作用，对发掘人民群众蕴藏的劳动生产热情，更是前所未有和空前的巨大。
毛主席总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提出的“大跃进”思想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哲学上有充分的依据，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的实际状态。
“大跃进”的口号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经提出，立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但“一线领导人”在执行中提出了一系列左倾、超前，反科学的，诸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说起来可以认为是“极左”的口号，在宣传上将重点放在“多”和“快”上，很少提及“好”和“省”，用媒体煽风点火，终于用层层压下去的“高指标”和虚假的“样板”、“典型”、“卫星”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引导到不留余地、不计后果、违背科学规律甚至违反常识的、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质并对生产带有极大破坏性的“浮夸运动”之中。
例如刘少奇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表态说：“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县是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就是这种假“样板”几乎完全葬送了大跃进的成果。
身居二线的毛主席先于一线领导发现了“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抵制。但刘少奇不顾毛主席的反对，封锁毛主席写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信件，利用媒体，将这股恶劣风气推到了极致。而在浮夸风面对自然灾害完全无法抵御造成重大损失直到发生了饿死人事件之后，又将责任推到了居于二线的毛主席头上，并开始提出在农村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张。这实际上是用“极左”的手法抵制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你这样说，我表面上顺着你说的做，但有意做过头，做出问题来，让你无话可说，——其实质仍然是变相地反对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返回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
大约在1962年，共产党高级干部当中，已经有人系统地提出了修正主义政策纲领，这就是“对内三自一包，对外三和一少”(“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指“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从“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八个字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毛主席逝世后公开执行的邓小平路线的雏形。其对内对外产生的恶劣后果也被长达三十年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但在当时，这条路线一露头就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对。
从这一年开始，历时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运动初期，刘少奇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抵制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农村基层干部。直到1964年，毛主席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但阻力极大。“一线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将矛头对准群众，或者不断挑动群众斗群众，来借此转移斗争的焦点，保证自己顺利过关——就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这就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出现偏差。
到了1965年，尽管运动已经几次升级，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但仍然受到来自领导层的干扰。群众始终受到压制，没有被广泛发动起来，通过运动，使自己受到教育，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的世界观；也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可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形成大民主的局面，对党员干部队伍实行广泛地监督，防止国变色、党变修。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舆论工具已经落入到民主革命派的手中，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对毛主席也实行严密封锁，很难进一步发动群众，促使文化领域直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变革，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终于引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1966年的革命，直接就是社教运动的升级;从长远处说，无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于1921年革命事业的继续，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这里，我们插入一段关于一个用的非常多、从出现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但至今仍存在许多模糊认识、很容易被片面理解的概念的讨论。这个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许多人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狭隘地理解成仅指专政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这是非常片面的。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从形式上看，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这个形式与内容是高度统一的，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劳动人民永远是大多数。如果达不到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和压制状态，大多数人无法干预专政工具的使用，反而成了被镇压的对象，就说明国家已经不能代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很可能已经名存实亡，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至少，这个专政存在着严重缺陷，是亟待改进的。
因此，“大多数对极少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求。反过来，“极少数对大多数”则反映的是“修正主义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特征。
用这种“大多数对极少数”和“极少数对大多数”的形式，还可以说明思想文化领域多种类似于专政状态的本质特征，例如极少数人把持媒体宣传工具进行修正主义文化宣传，同时用各种手段剥夺大多数人的说话权；极少数专职律师、法律工作人员用繁琐的程序和条文剥夺大多数人的参与权；极少数专家、权威、学者用专业为借口剥夺大多数人对重大国策的参与、讨论、决策权，都属于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内剥夺人民民主权力的“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性质，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
让我们再回到1966年之前中国的政治局势。
尽管不能与目前的局面相比，目前的局面要比当年严重得多。但当年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确实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专政的局面：专家、教授、律师、学术权威通过各级政府机关中用10年时间培养形成的官僚主义系统和被修正主义分子控制的媒体，已经开始掌控全局，使人民群众处于一种受压制、被专政的地位，不能全面参与管理，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制，主人公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这极少数人的总后台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打破官僚主义体系，改变少数人对大多数人专政的局面，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最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第5个环节——对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是启动就有多么艰难!
首先要打破刘少奇、邓小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用10年时间形成的官僚体系——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这个系统最激烈的反抗，其次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使他们通过运动受到教育，然后要建立起一种最广泛的民主制度，形成大多数人参与管理的专政，使国家真正成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整个过程中还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地与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从10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看，这场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刘少奇、邓小平长期培养、形成的官僚体系被打破了，修正主义文化专政的局面被彻底改变了;封资修的东西在全社会范围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腐朽文化、封建迷信在全社会基本上销声匿迹;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成立了大量马列主义自学小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极大的普及;同时，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得到推崇，也大范围地得到普及。
最重要的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建立与运行，使党内外形成了广泛的民主监督机制，资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官僚主义受到压制，特权阶层受到冲击，社会风气非常好，干群关系非常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人民群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做到扬眉吐气。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和民主氛围，显然符合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群众的生产干劲十分充沛。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更是层出不穷。由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经济上成果巨大。
至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乱，最关键地是，要打破刘少奇、邓小平用10年时间培育、形成的官僚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这个系统最激烈的反抗：走资派要负隅顽抗，像之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样，一些当权派习惯性地一搞运动就想运动群众，企图改变运动的方向，把运动引入歧途，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武斗，造成了一些损失。当这个官僚体系崩溃后，出现了局部的权力真空，共产党高层一些隐蔽很深的野心家又企图趁机抢班夺权，一些地方的宗派势力也想趁机做大，这是前期有些乱的根本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野心家造成的，要秋后算账，本应找这些走资派和野心家才对。
当然，群众完全发动起来了，但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在把握政策上难免不出现偏差。有些党员、干部、教授、学术权威以及一些演艺人员、宗教界人士受到了冲击，和尚、尼姑、道士还俗当社员参加生产劳动，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这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好比一列巨大的火车轰鸣着向前跑，目标既定，谁也挡不住它的前进，它也不可能特别照顾到挡在前面的某一个个人。
这段时间确实有人自杀，但他们所受的冲击，比起湘江战役、雪山草地，比起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所受的磨难，实在算不了啥。无非几顶高帽子、几块纸牌子、几架土飞机，谁让他们在此之前大搞官僚主义、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大搞封建迷信，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欺压老百姓，愚弄老百姓，诱惑老百姓，还饿死了一些老百姓。老百姓有气，总会发泄出来。因此而受不了，自寻死路，这只能怪死者意志薄弱。运动本身是强烈抵制自杀的——总是将自杀定性为“自决于人民，以死来对抗运动，性质十分严重”。但说起来，当时自杀的人数比起现在社会上自杀的人群，说不定还要少很多。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这二者永远共生共存。因为存在反革命而否定革命，在逻辑上也是荒唐的。如果主流是革命的，那它的性质就是革命。法国大革命如此血腥，除了封建贵族，还有许多工人农民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了枉死鬼，仍然被称作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广场上并没有架起断头台，不过是动员亿万群众对全社会几千年私有制下形成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积淀进行了一次极大的震荡和清洗，荡涤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
作为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在精神上受到一些冲击、受到一些磨难，当然不可避免。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受到了冲击和震荡，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但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社会总人口当中毕竟只占很小一部分。以这一小部分人的个人感受与好恶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只要看一下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可以确定，有上亿群众作为基本力量参与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主流无疑是好的，其性质是革命的。
由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没有完善的理论可作指导，出现一些错误、出现一些不讲政策的现象，在所难免。教育系统、文艺系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和干部受到冲击相对大一些，他们怨气大一些是正常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对文化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
从社会发展角度，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巨大进步，取得了伟大的阶段性胜利，即构成这根链条的5个环节已经全都封闭：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全过程的5个阶段。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已经全面地形成并占据了上层建筑所有领域。尽管在许多方面还比较粗糙，还很不完善，表现出新生事物的稚嫩和幼小，正像前面所说的：
“要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首先面对的是盘根错节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绞杀。斗争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强大。”
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天真的。以为历经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会保证修正主义永远不会上台、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复辟——并以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来判定文化大革命失败，也是非常肤浅的。
历史永远都会呈现出一种螺旋式发展的趋势。有上升就会有下降，有前进也会有倒退。革命也会展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后，由于修正主义分子篡党夺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步步走入低谷。目前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倒退到了类似于民主革命阶段那样一种以私有制为主的状态，并且面临着方向选择，又一次处于一个新革命周期的起点。但文化革命催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萌芽已经显示出的顽强生命力，历经三十年时间，也没有被摧毁，依然在顽强生长。
文化革命也给未来的革命在方法上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现在那些搞复辟倒退的走资派最害怕什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吗?不是。走资派对此并不害怕，甚至十分欢迎。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种“革命”轻而易举地剿杀并借此公开地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走上中国政治舞台。
目前走资派最害怕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这种斗争形式。这从反面说明，毛主席给人民群众留下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法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武器，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它曾经取得的伟大胜利让走资派日夜不宁、胆战心惊；同时，也给革命者留下了一些必须吸取的教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必须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才能准确地把握前进的方向，把握斗争的策略，也更注意政策，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二是必须注意团结，不要上那些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当，使革命队伍出现分裂，甚至上升为武斗，出现生死相搏、自相残杀的局面，这个教训应当刻骨铭心。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本书，给后来者提供了太多的启示，如果中国再次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形式一定有许多新的变化，而不同于第一次，它给后世留下的希望是永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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