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文化革命造成的损失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对《杨思远：习近平同志论“文革”》一文的批评 

　　在红歌会网看到一篇署名文章——《杨思远：习近平同志论“文革”》(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4-12-23/71649.html)。这篇文章的写法很奇怪：将习近平一些零星的、不同场合的谈话，搜集在一起，企图给人造成一种文革已有“定论”、而且定论者是现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感觉，以此压制其他不同的意见。

　　看看所选习近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基本上延续了十八大以来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官方的“正统提法”。作为共产党现任最高领导人，在新的政治路线还未提上日程之前，他只能这样说，这是共产党铁的纪律下的必然要求;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当然要模范遵守;直到有条件改变现行路线为止。这是基本政治常识。

　　实际上，改变现行路线的条件随着共产党内的一些高官不断倒台——这些贪腐分子正是现行的邓小平路线的产物，改变现行路线、提出新路线的条件正在一点点出现，并逐步趋于成熟。而这新老两条路线又全都与文化革命有关。在这种正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一个有见识的政治领导人都不会将过去一些颇有争议的说法尤其事关重大、涉及党的政治路线的说法当作“定论”提出并且固化下来，况且这种定论还需要以深厚的哲学背景和基本历史事实加以注解和阐述，那不是几次谈话就做得到的。

　　因此，我以为杨思远这篇文章的写法是很无聊的。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讨论不可能因为这篇文章而停止。对习近平的不解和不满也不会因这篇文章而膨胀。我就写过好几篇几篇关于文化革命的文章，如《黄尔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根本原因》(见文后附件);而且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对习近平也一直既有期待也有思索。

　　比如这一篇涉及到文化革命造成的损失的文章，应属于新的思想成果，欢迎批评。

　　我从不避讳谈论文革造成的损失，比如短时间影响经济发展、“全面内战”、有无辜者死去，这都可以算作文革造成的损失。但造成损失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加以说明：

　　假定有两拨人，一拨属于大多数人，另一拨属于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建设者，少数人是领导者。从表面看，他们都是好人，目标也一样——要把他们共同的家园建设成人间天堂。

　　但在建设过程中，对怎样建设，意见出现了分歧;而且对已经取得的成果如何分配，意见也不一致。少数人总想自己多吃多占，不能公平分配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强行占有多数人的劳动;多数人稍有不满，就受到严厉打压。

　　多数人的不满日积月累，越来越多，终有一天会激烈爆发。但关键是，如果继续按照少数人要走的路继续搞下去，共同的家园就会被颠覆，被环伺在外的强盗夺走。

　　直到一直忙于对付在外窥视他们美好家园的强盗动向的领袖发现家园出现毁灭迹象，原因在于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多数人。于是领袖提出，由多数人提意见，帮助少数人改进工作。

　　这个方法也得到少数人一致赞成。

　　但执行时，少数人的行为说明他们的赞成是假的。他们派出自己懵懵懂懂的子女殴打、伤害多数人中的好人，企图制造混乱，抵制批评。这就使冲突开始升级。

　　领袖看到了少数人的错误，于是动员多数人联合起来，罢了少数人的官。

　　但少数人经营时间太长，在多数人中早就安排了自己的人，而且唆使这些人不断破坏生产、制造各种事端，使多数人分裂、出现内讧，企图用“生产受影响”、“出现武斗”、“死了人”来证明他们的路没错倒是对他们罢官错了，借以强行表达官复原职的要求。但他们的阴谋很容易就被领袖看穿。他们一次又一次挣扎全归于失败，直到事情告一段落。

　　很容易看出：这里所出现的一切损失，责任全都应由少数人承担。

　　“少数人总想自己多吃多占，不能公平分配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强行占有多数人的劳动;多数人稍有不满，就受到严厉打压。”——这是事件的起因：少数人为自己的私利，错误地对待多数人。责任在少数人。

　　“领袖提出，由多数人提意见，帮助少数人改进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得到少数人一致赞成。”——这是情节的发展。这一方法曾使用过多次，正确性久经考验，绝无问题。

　　“派出自己懵懵懂懂的子女殴打、伤害多数人中的好人，企图制造混乱，抵制批评”——这就使矛盾冲突升级：从产生、发展，到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原因仍出于少数人坚持己见，欲固守自己的领导地位。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矛盾的升级，责任仍在少数人。

　　领头的虽然面临“被罢官“，但势力还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责任在于形成势力的领头人。

　　“早就安排了自己的人，而且唆使这些人不断破坏生产、制造各种事端，企图使多数人分裂、出现内讧，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借以强行表达官复原职的要求。”——矛盾冲突继续发展，同样是少数人造成的，“出现内讧”、“死了人”，责任理应由少数人承担。

　　这个杜撰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从文革前到文革的发生直到文革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历史中浓缩、提炼出来的。故事中的“多数人”当然是指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少数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说的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部下遍布全国各地的“司令部”;领袖则是指当时分管军事的毛主席。注意这段文字中“文革前”、“文革的发生”、“文革取得阶段性胜利”几个与时间相关的词语。

　　既然说的是“文革”为什么要扯到“文革前”?因为正是“文革前”漫长的时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孕育产生了“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后必然还会反复出现、在社会主义背景下，向几千年传统私有观念宣战的伟大革命。

　　因此，说“文革”不能不说“文革前”;要理解“文革”首先要理解“文革前”。

　　连文革中被免职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说起毛刘分歧的原因时，都要说起文革前的四清运动(起于1962年)，并且承认毛主席是对的，还有谁在强行割断“文革”与“文革前”的联系，割断历史的联系。

　　这样，如果不割断历史，就很容易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文化革命中造成的一切损失，责任都应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只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保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麾下许许多多党员和干部。使他们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有机会最终回归人民的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难道不是提醒所有的人，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要割断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的时候，难道没有包含反对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地、孤立地、摘取历史的片段来加以解释和歪曲的含义?

　　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革的谈话片段作为专论有形而上学的影子。是否存在什么政治意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附文：

　　黄尔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根本原因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在当今中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是极具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袖无法回避又必须澄清的重大认识问题。不仅涉及到方法上的分歧——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主义，也涉及到对当前国际国内社会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就像历史具有继承性一样，一个政党的思想认识路线也具有某种继承性——它体现为政党领袖从他的前任那里接受并融入自己世界观的认识路线，这种路线又会影响到全党，继而影响到全国。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首先是对执政党及其领袖现行思想路线的检验。

　　现在奉行的思想路线中存在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三十年来中国出了那么多问题，无一不与这条思想路线相关。努力纠正其唯心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倾向，以便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与世界的当前形势，制定正确的应对战略，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对于目前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全部任务的基础，当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中一件无法回避的大事。决不应当将它的发生看作是一种偶发的孤立事件，并据此把它从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割裂出去，而必须把它放到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中去研究，透过各种历史现象，找到引发这场革命必然的和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发掘这段历史所反映出的基本规律，以便使未来运动得到启发和借鉴;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当辩证地认清各种领袖人物对于运动所起的作用，排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的认识及评价的基本要求。

　　下面，我们先从文化这个概念开始，讨论一下什么是文化革命，然后简要回顾1966年发生文化革命之前中国的一段历史，再来讨论这次文化革命的性质。

　　文化这个概念外延非常宽泛：从政治、法律、哲学到人们的习惯与传统，从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从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论、历史研究，总之，凡是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人思想、精神相关的东西，全都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此外，只要涉及到社会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载体——书、报、影视、广播、戏曲、艺术这些媒介，又必然涉及到文化的传播者——教育系统、文艺系统、其他相关系统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教授、演员、学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机构的专职管理者;当然还会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内涵都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反映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所反映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极力维护的经济基础。一旦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就会要求社会文化作出改变，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某种文化，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之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滞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以革命的手段推动文化变革，克服相对独立存在的旧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使之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广义的“文化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广义的“文化革命”发生过多次，但多为渐进式的革命，多以文艺、宗教的名义进行。如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些革命一般都很不彻底。这是因为，所发生的经济基础的革命，多半是从某种落后的私有制进化为另一种经过改良的私有制，基础的变革本身就不彻底。就像民主革命的目的仅仅是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两种基础，本质上都是私有制。因此对文化变革的要求，达不到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这样一种程度。

　　但当社会经济基础出现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对文化变革的要求，就达了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产生革命的程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从产生到发展，直到走入穷途末路，已经有数千年。人类所有文化，几乎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公有制作为社会制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断断续续，不过百年历史。全面、系统、科学的公有制文化，以一种萌芽状态，只在中国存在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大约10年时间。

　　要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首先面对的是盘根错节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绞杀，斗争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强大。因此，这种变革有时会呈现出一种激烈革命的形式——就像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这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一萌芽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尽管只有10年，却已经显示出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在1949年的建国，标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并建立起一个红色政权，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革命，这只能算是一场从1921年甚至更早时间发生的一场漫长、浩大的政治革命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不代表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直到1956年，经过农村建立起以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城市初步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厂、企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建立起来，这才是中国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划时代的、伟大成功。

　　但此时，中国矗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文化系统，除了国体政体有了很大创新，基本上还是以前民主革命时期传统模式的延续。许多领域，沿袭的是更早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文化传统。例如，舞台上几乎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讲台上是专家、权威唱独角戏。文化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状态基本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很明显，中国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并没有也不可能自发地、同步地发生革命，而滞后于经济基础，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实际状态的判断。

　　需要特别指出，中国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泛采用的是赎买方式。被改造的对象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加入劳动者的队伍，广布于全社会。这些过去的剥削阶级所习惯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信仰——概括地说，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可能随着他们企业的改造而被自动抛弃。这些东西对整个工人阶级队伍，都产生着各种不良影响。对过去剥削者的思想改造任务非常艰巨;受外国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影响，新的资产阶级意识也在不断产生;以资产阶级法权为依托，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大量地、自发地产生;最具影响力的是，党员干部队伍当中，民主革命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同路人”、旧政权旧军队的留用和起义人员大批地存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文化基础、受教育状态，不可能随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立即发生改变，变成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维意识；相反，革命取得胜利反倒会促使他们分取胜利果实的愿望快速膨胀，使他们更留恋民主革命时代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更愿意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过去的时代。

　　这说明，传统的私有制文化，仍然具有大量载体和传承者，作为政治思想上集中表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党员队伍当中有非常广泛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社会文化体系进行革命性变革，使之适应新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但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必须发生：它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一致，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然会考虑到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任务的直接的目标，是抵制和反对修正主义影响；长远目标，是使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系统完全适应并不断促进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发展。

　　但彻底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即便在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当中，也不比现在多多少。在当时共产党7000高级干部当中，肯定达不到3位数;在最高层，也不会超过2位数，甚至更少——也许除毛主席外，只有2、3个人能够完全达到标准。这样说，绝不是怀疑那些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参加到革命队伍当中的“老革命”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是说，他们当中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与分析方法、具有科学世界观和完全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数，远未达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核心的要求。

　　对于有上千万党员数亿人口的中国，实际存在的与所需要的数字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只有通过新时代新的革命才有可能造就一大批这样的领导核心。这种“新时代新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

　　前面，我们从哲学意义上简单探讨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接下来，再从革命进程在历史上总是表现出不同阶段这一角度来讨论同一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策略，对于一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可以简略地将它一个周期的全过程归纳成以下5个步骤：

　　1.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人民军队——2.武装夺取政权——3.建立无产阶级专政——4.进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5.进行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中的第5步，既是从前述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这一原理中引申出来的，也是中国在完成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针对社会实际状态所必然提出的阶段性目标。

　　在毛主席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对共产党人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革命性要求有高度概括，但缺少集中的和专门的论述。因此，在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多被忽视。但很明显，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全过程就像一根链条，缺少其中任何一环，链条就是不完整的，革命进程就会中断。上述第5步，就是这根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缺少这一步骤或环节，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没有全部完成——5个环节，缺一不可。

　　我们根据5个环节中前4个环节完成的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状态和历史，再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第5个环节——进行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先看前4个环节中国完成的情况。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完成了其中的1到2步。这就是一般教科书上说的，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但多数教科书上没有指出，民主革命——不管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还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社会基础，仍然是私有制，是将落后的如封建的私有制变革为改良的私有制如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或者将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夺取过来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形成一种以小生产为主体的私有制。

　　尽管这种变革往往也会借助暴力革命来完成，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核心仍然是私有制，因此不会促使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根本性变革。

　　对于个人而言，如果未经过长期努力学习和实践，系统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他的行动准则，都很难摆脱私有制观念的影响——即使他为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已经成为领袖式的人物，也同样如此——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共有的特征。

　　因此在第2个环节——即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中立即出现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呼声，本质上就是企图在私有制基础上为共产党的某些高级领导人或他们的小宗派、小集团谋取一些私利。

　　与此同时，第3个环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初步完成，但很不彻底。所建立的专政机构在形式上更接近过去旧的国家机器，远远未能达到人民广泛参与的程度，即没有达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

　　到了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第4个环节的任务，即进行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初步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至此，第3步有待完善，第4步宣告完成，所缺的就是第5步。但这一步又是至关紧要的、有可能使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的最关键一环。不仅需要完善第3步第4步中的不足，完成自身任务也非常艰巨。这一环如果缺失，革命进程就会中断。苏联由于缺少这一步骤和环节，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怎么办?

　　1956年，中国在初步完成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标识，这就是9月中下旬中共八大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是对之前革命胜利(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和对未来工作的规划。会上及以后一段时间，中共高层在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诉求：一种是以一线领袖刘少奇、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另一种是已退居二线的共产党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会长期存在，更多地存在于思想政治领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必须坚持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

　　现在来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观点隐蔽地、变相地再次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恢复私有制问题，是一种倒退;毛主席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的观点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一般规律，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和宗旨，也与本文描述的第5个环节的任务相一致，是本文的主要依据之一。

　　经过毛主席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表面上统一了认识，修改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主要矛盾的错误提法，提出了坚持阶级斗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实践证明，当时举手通过者中相当大一部分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只是一种“阳奉阴违”，至少存在严重的认识问题。

　　在毛主席倡导下，从1956年到1966年，中国用了10年时间、进行了多次运动，其核心就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中也含有使人民群众参与到专政之中建立起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意图。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尝试。但是10年时间，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没有在全社会完全建立起来。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局面也未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