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

   （4）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在大跃进精神鼓舞下，全国交通、能源、基建等各条战线也都以大胆创新的姿态取得许多成就，如成渝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大庆油田等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兴建完成的。特别是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在1958到1959短短一年时间完成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在内的首都十大建筑，那也是全国大协作的辉煌成就。那段时间，我经常奔波于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之间，看着首都十大建筑日新月异拔地而起，总是胸湧澎湃，为祖国兴旺而自豪。最近看到北京卫视关于大跃进时期如何发动群众、自行设计、组织全国力量在不到一年时间建成能容万人开会的人民大会堂的专题片，仍然非常感人，其中提到美国国会大厦化了55年建成，也才能容纳三千人开会，人民大会堂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会堂。我们有些人，可能就坐在大跃进时代建的人民大会堂中污蔑和攻击大跃进，实在不应该！

    （5）大跃进精神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大跃进精神源于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围、封锁和武力威胁形势下，为了国家和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摆脱贫困、赶超发达国家而迸发出来的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大跃进开始时必定强调敢想敢干、大干快上、不怕苦、不怕死的拼命精神，但随着运动深入，总结运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更为科学、辩证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大跃进中形成的全国社会主义大协作、教育科研生产劳动相结合、军民结合，也都是大跃进精神的体现。

三、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错误和问题

    （1）尊重事实，不能歪曲、夸大，更不能捏造。大跃进初期党中央领导确实存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对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想得太简单，赶超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指标定得过高，导致以后在粮食生产上浮夸、虚报、高征购，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过快过大，取消自留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平调等错误，加上那几年确实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粮食减产和市场粮食和副食紧张，这是勿用违言的。但也绝不是如有些人攻击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粮食副食紧张最严重的是1960-1961年，那时我正在成都工厂与工人一起搞我们的样机生产，每天工作在16小时以上，当时的伙食确实很差，每天几乎都是清水厚皮菜，盐都很少。但饭还是能吃饱的，晚上加班，晚12点还有一顿加攴。当时在工厂粮食定量是根据劳动强度定的，一线工人比厂长和技术人员都高。我这年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也算是在社会底层，没看到饿死一个人，工人的许多人家在农村，也没听说农村饿死人，我们哈军工的同学遍布全国，经常聚会，也没听说饿死人。后来知道：“饿死几千万”的说法是源于某些统计资料：大跃进期间全国人口负增长，减少了几千万，把减少的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有道理吗？

       （2）辩证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实是求事看待我党纠正错误的态度。现在不少人把大跃进中的错误归罪于毛泽东“头脑发热”、“不懂经济”。这是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的。那几年我们虽然在外搞任务，但有关中央文件还是及时传达和经常组织学习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59年初传达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信，毛主席在这封信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放卫星虚报产量、高指标高征购、平调等错误，要求生产队长顶住上面压力，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和增产指标，保证农民口粮。在此基础上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党中央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纠左的措施。可见，正是毛主席最早发现大跃进初期的这种极左错误并最坚决进行纠正的。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出身农村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更因为毛泽东一贯的调查研究之风，除了派大批身边工作人员下各地农村蹲点调查以外，自己也长期坐专列奔波全国各地农村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真实生活和生产情况，所以才能在许多领导干部还在热中于高指标放卫星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力挽狂澜，纠正错误。应该说，毛主席是当时党内头脑相对最清醒的。还应该指出，虽然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最早发现错误，最坚决纠正错误，但他仍然对已经产生的错误和损失勇于承担责任，在各种会议包括1962年七千人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尤其是在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严格要求降低自己伙食标准，不吃肉，以致自己也发生浮肿。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你还能见过这样的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领袖吗？

    （3）摆正错误和成就的关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要充分肯定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的成就，要肯定总路线的大方向，要保护群众运动群众的积极性。并明确提出大跃进中成绩与错误的关系是九个指头和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庐山会议后期的斗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以万言书为代表的少数党员干部，夸大了错误、动摇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大方向。庐山会议前期和后期的会议情况，会后都向全党进行了及时传达，当时我们在西安搞任务也及时听了传达并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讨论，重点就是如何摆正和看待大跃进中成绩和错误的关系，不能夸大错误和否定总路线的大方向，至今印象很深。现在如李锐等一些参加过庐山会议并当时受批判的党员干部，严然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姿态来批判、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是“极左”的路线错误。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庐山会议确实是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总路线的路线斗争。有意思的是，李锐他们当时在庐山会议上的检讨，拼命强调他们是坚决拥护总路线，只是对错误看得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