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些历史教训

本网的“马列托主义者”网友曾经多次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重大调整，改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是属于“联美抗苏”，是“战略大错误”。马列托主义者是这样解释的：

“苏联70年代和美帝70年代的经济态势不同，美帝滞涨危机难以自拔，毛为什么一直大喊打倒美帝，突然修好关系？而赫鲁晓夫要和美帝和平竞赛，不和平又能如何，打核战争？但是当时美苏的矛盾是主要方面，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争霸。赫鲁晓夫要继续做老大哥联合中国（领导中国）和美帝斗争，而毛不愿意，毛自己要做老大哥。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会要求取代美帝的资本主义老大哥吗？北约真正的领导就是美帝。资本主义不胜斯大林主义就没有天理了。苏联肯定有问题，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直到苏联解体成果完全丧失，所以托洛茨基即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是要保卫苏联。”

“马列托主义者”说，毛主席领导与苏修的斗争，就是为了要做“老大哥”，这种说法是浅薄的，是拿国际共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当儿戏。但是，“马列托主义者”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关系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如果不吸取，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马列托主义者”是个托派，但只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托派之一。世界上托派对于中苏论战的立场观点也千差万别。那么再来看一个“毛派”的观点，准确地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左派的观点，这就是西西河上的名笔“葡萄”。葡萄在与右派陈经的讨论中，谈到文革，又谈到当时林彪与毛主席、周总理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我不知道从越战到中美握手这期间，国内政治斗争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一点，林彪肯定在中美握手话题上持保留意见，证据之一就是林公开说过，如果可以请基辛格来，也就可以请柯西金来。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段话是他出逃前一年内说的。”

葡萄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中美握手”有利于中国在长远达到“强国”的目的。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葡萄与“马列托主义者”都是从同样的角度来解释当年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官方主流对七十年代外交进程的解释。

那么，作为马列毛左派，怎样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呢？实际上，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革命中国面临着二十年代的苏维埃俄罗斯同样的严重问题。那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的汪洋大海中，一个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权如何存在下去？这是两难问题，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不得不服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各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包括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军备竞赛、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事实上不得不受到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以及资本输出所进行的剥削。

对于苏维埃俄罗斯来说，在经过了三年残酷的国内革命战争勉强生存下来以后，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欧洲革命没有爆发，接下来怎么办？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采取了几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对资产阶级、对富农让步；在国外，一方面，大力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开辟另一条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线，另一方面，着手改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21年，苏联参加了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参加的热那亚会议。1922年，苏联与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25年，除美国以外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承认了苏联，标志着苏联重返世界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

苏联重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尝试因为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以及迅速到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中断。利用大萧条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严重过剩的有利条件，苏联大量进口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技术设备，奠定了苏联战后工业增长的基础。但是，在没有世界革命的形势下，作为一个半外围地位的社会主义苏联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包围的基本困境并没有改变。1943年，在苏联的主导下，共产国际解散，从组织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进程。通过雅尔塔协定，苏联与美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以保全社会主义阵营为交换条件承认了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众所周知，雅尔塔协定是战后历届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是靠苏联的帮助，中国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但是从1957年开始，中苏矛盾逐渐加深，进一步发展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根本分歧。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推动世界革命、直至彻底推翻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满足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从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满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可能根本颠覆作为外围、半外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劣势地位，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但是，要发展世界革命，就必然要与当时安于“美、苏共治”的苏修领导集团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派，希望通过一方面在政治上与苏修领导集团决裂，另一方面在国内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来推动世界革命。1968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世界革命高潮。但是到了1969年，就已经可以看出，无论在国内国外，短时期内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中国，战略形势十分紧张，国内政局动荡、阶级矛盾尖锐，官僚特权集团对文化革命的反抗十分激烈，而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已经是强弩之末，国外同时与美、苏保持紧张关系，不尽快地将经济、政治形势稳定下来，形势发展难以逆料。

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面临着三种可能的战略选择。第一种战略选择，就是坚持国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国际上的世界革命战略。这是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激进派所主张的。从七十年代世界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世界革命浪潮逐步退却，1973年智利革命失败、1974年葡萄牙革命失败以后，革命中国的处境与1923年德国共产党武装起义失败以后的苏联无异。世界革命转入低潮已成定局。如果苦撑待变，劳动群众能不能理解，官僚特权集团能不能接受，都是问题。

第二种战略选择，就是改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技术，标志性的就是“四三方案”（价值43亿美元的进口西方成套设备计划）。代价是，中国必须重新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为了在这个体系中站住脚，就必须扩大出口，为了扩大出口，就必须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就要逐步地放弃国内的社会主义体制。从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在七十年代的外交和贸易调整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准备了条件。

当然，就毛主席的主观愿望来说，或许是希望效仿列宁一方面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一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战略，一方面依靠和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拖时间，想办法，坚持到下一次世界革命高潮。

第三种战略选择，则是回归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工体系，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小体系。这或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林彪等人所主张的战略选择。但是，问题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已经不能为中国提供足以在世界市场上有效竞争的工业技术。并且，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来说，回归苏东体系，在政治上亦相当不利。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如“马列托主义者”所说，如果中国选择回归苏东体系，或许可以防止苏联崩溃，并导致美帝国主义危机提前爆发？历史不容假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世界革命高潮正在退却。由于苏联修正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国家的不利地位（从七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诸国普遍出现外债急剧增长的情况），很难说这些国家到了八十年代就不会爆发危机。当然，如果中国真的重返苏东阵营，或许确实会延缓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中国不会迅速地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制造业生产基地并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供应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会使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增加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历史的一切重大转折都反映了深刻的客观历史规律，是不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二十世纪晚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对于世界范围的反革命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才造成了今日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队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一切，没有在西欧实现，也没有在俄国实现，但是完全有可能在中国实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或许会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2015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笔谈中进一步阐述。

（请在下页阅读“西西河葡萄谈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