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新近问世的《韩西雅选集》（三卷）

韩西雅同志始终关心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权利，因此自然关心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状况的变化。20世纪末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个体经济的大量出现、随着“三资”企业的出现、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我国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韩老1992年撰写的《对我国当前社会阶级结构演变趋势的思索》一文对此作了分析。例如，该文在当时就已经指出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可能产生，包括“三资”企业中的外方和中方代表，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中地位和思想发生变化的干部，以及随着个体经济的大量发展而出现的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等等。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干部，韩老指出，在改革中，对企业领导人相当程度上是按照资本主义企业中经理、厂长的模式设计的，一意要建立那种赋予厂长、经理们以个人擅权的制度，发展下去，我们的公有制，我们厂长、经理们的阶级立场是不是也有发生变化的危险？该文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研究阶级状况，作阶级分析。如果不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一种阶级力量形成以后，再去解决，就有生死之争了。一旦力量对比异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力量占了优势，而本质上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却不清醒，东欧、苏联那种局面就不难出现了。在一片繁荣声中，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长成了，这是不是一种值得思索的可能？”从20年来的社会现实看，这已经不是“一种值得思索的可能”，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了。

一辈子关注工人阶级命运的韩西雅同志，自然对中国工会工作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独到的思索。在2001年撰写的《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联系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一文中，他附带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总工会领导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会作用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1983年，韩老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强调工会在组织工人群众行使应有的主人翁权利、帮助党政干部克服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后，他又和马宾同志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工作中的问题和加强工会的建议》，指出“多年来，发生多少矿难、多少事故、多少资本主严重侵犯无产阶级合法权益的案件，我们看到的，都是在事发以后，政府派调查组，工会参加，跟在一起调查，处于陪衬地位。很难看见工会事先主动发现，独立自主去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要赋予工会更大的主动权”、在没有工会的企业“加速建立工会”、“要大力支持工会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

在潜心思索工会作用和地位的同时，韩西雅同志更关心的是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变化。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他著文《八十春秋悟一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指出必须明确党同工人阶级的正确关系，确保党的阶级本质和纯洁性，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言行，都要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真正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可是就在建党80周年之际，当时的某位领导人却发表“重要讲话”，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既是阶级先锋队、又是民族先锋队，放言“劳动价值理论只适合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要“加深理解”，把私营企业主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也可以加入共产党；还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为当今搞资本主义寻找理由。

面对这种情况，韩西雅和马宾同志发表《致江泽民同志并党中央的信》，对这一系列谬论进行了批驳。韩西雅同志又专门撰写了《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吗？》一文，对“共产主义渺茫”论进行了批驳。所有这些，决不是拘泥于理论之争，而是在捍卫党的性质。我们不会忘记，面对某位领导人建党80周年的讲话，魏巍同志曾带领17位老革命勇敢地“上书谏言”，遭到了迫害，某些人还曾扬言要给魏巍同志以党内处分。韩西雅同志当时的文章，就是与魏巍等同志有力的配合。

20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时、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韩西雅同志都发表长文，对某些人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篡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谬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2010年撰写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九周年》和201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大寿需要弄清楚的一些问题》，都结合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奋斗经历，有史有论地阐述了共产党应有的宗旨，有力批驳了“民族复兴论”。特别是2011年建党90周年时，又有某位领导人发表讲话，大肆宣扬“民族复兴论”，韩老对此尖锐指出，“讲话”声称中国共产党的90年，“踏上”的仅仅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征程”；今后也就是由13亿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实是“讲话”把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党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解放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完全抛弃了。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之后，韩西雅同志经过认真思考、研究，于2013年8月写下了一万两千字的《学习十八大笔记草稿》，对“小康论”、“初级阶段论”、“民族复兴论”以及所谓“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特别是针对所谓“小康社会”的谬说，韩老在《笔记》中结合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现代中国的战乱和屈辱历史，生动地阐明，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只有攫取他人劳动成果而致富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只能是出卖劳动力而命运漂泊，从来没有什么“小康”可言。

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性质变化了，理所当然关系到国家走什么道路。韩西雅同志对道路问题，同样是铭记于心的。他2001年撰写的《从史实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2006年撰写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绝不容许转移》，都是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他2010年撰写的《认清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中国必须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来》，是针对当时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论述中国应该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持一种什么态度；2011年撰写的《九十岁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从“小小签字笔”的“关键部件多依赖进口”想开去》则是从具体实例出发，见微知著地论述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紧迫性；而2012年撰写的《中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和《〈世行报告〉的目的是肃清中国的社会主义残余——揭穿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险恶阴谋》更对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世界银行“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提出的战略建议”（到2030年，国有企业只留下10%）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强烈的愤慨。

最值得一提的是韩西雅同志1992年撰写的《苏南、上海之行，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感觉——中国无可挽回地向资本主义前进了》一文。我们都知道，1992年是“改开”以来转折性的一年。那位“总设计师”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缓过神来之后，拒绝反思“改开”以来的失误和教训，背着中央跑到南方（先到江苏、上海，然后又到广州、深圳）走了一遭，一意孤行地叫嚷“主要反左”、“加快改革”、“不问姓资姓社”、“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等等。在“总设计师”刚从苏南、上海离开之后，韩西雅、刘实同志紧接着到苏南、上海调查，向基层领导同志了解最新情况。了解到的情况包括：第一，“总设计师”抱怨江苏经济增长太慢，要求加快速度，使得地方的领导同志很为难，感觉这又会重蹈“重复投资”、“通货膨胀”、“物资紧缺”等覆辙，认为有头脑发热之嫌。第二，“总设计师”片面强调集中精力搞经济，地方上出现一股风，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都不谈了，干扰了1989年以来“反和平演变”的教育。第三，企业内部要“转变机制”、“砸三铁”，造成了人心恐慌。第四，不问“姓资姓社”的论调，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引起极大思想混乱，各种说法和议论很多。第五，有的同志还提出了组织原则问题，有的说“总设计师有想法，为什么不找中央常委谈一谈？”有的说“总设计师在党内已经没有职务了，怎么还能到处指手划脚？”对于上述种种问题，基层的同志们无不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他们觉得韩西雅、刘实同志是中央机关退下来的老同志，希望他们能向上反映这些意见。这份调查报告，由韩西雅同志执笔，本想回京后上送，因此报告虽然把上述问题都点到了，但措辞上则比较含蓄。可是他们回京后，正值贯彻“南巡讲话”的高潮，他们感觉“太不合时宜了”，因此就没有上送。韩西雅同志自嘲道：“那些并不相熟而还坚持社会主义的同志们，可能把我们当作住在接近天边的、甚至是天上下来的人，敢于向我们说出他们心里的忧虑”，可是“身居高楼，接近天人，就愈不敢讲话，这不是悲剧吗？”这份报告之所以没有上送，与其说是韩、刘二老觉得正值贯彻“南巡讲话”的高潮因此“不合时宜”，更不如说二老已经看透了某些人的本质，如文章标题所云“进一步强化了我的感觉——中国无可挽回地向资本主义前进了”，因此韩西雅同志说：“我几乎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把这些字落到纸上。”

正因为韩老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所以韩老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十分关心，并积极参加其中。新世纪以来，左派在思想领域里的重大战役，例如2005年的“刘国光旋风”、2006年揭批高尚全等人的“新西山会议”、2007年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谬说，以及2011年将孔老二塑像逐出天安门广场的斗争，韩老都参加了、都有文章，这一次都编入了《选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1月，郑必坚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韩老当即写下雄文《奇与疑：私人竟敢宣布〈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指出：“面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强烈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且纷纷采取实际行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各种斗争的形势，郑必坚的这个说法是在为美帝国主义张目，是在帮美国当说客，是在向起而斗争的人们浇冷水、施压力，是完全违背《党章》和《宪法》规定的。”“郑必坚这篇《走向》是讲给美国大总统、国务卿、副国务卿和高级政要听的，也就是讲给美帝国主义听的，是要向这些大人物表白，今天这个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掉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了。这个党现在已经很乐于成为美国主宰的那个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正式成员，并且同美国共同努力维护这个国际体系。希望美国大人物们喜欢这个中国共产党。”

通观《韩西雅选集》三卷，跃然纸上的是韩老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关注，是一位老共产党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同时也充分展现了韩西雅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例如从1999年到2001年前后，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一股“对劳动价值论加深理解”的怪风，按照这股怪风，就要评选资本家为劳动模范、就可以让资本家入党，还可以得出“剥削有理”的结论。这一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韩老针对这一问题写出的一系列文章，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抓住当时的现实问题，毫不含糊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一文中，他形象地指出：“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里的地主规定雇工们在鸡叫三遍就要起床劳动。他为使工人们早起，自己提早起来把头钻进鸡窝里去学鸡叫。他这样做也很辛苦。难道能把他这种丑恶表现看成劳动者劳动吗？当然不能。”在《资产阶级不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了吗？——向柯华先生请教》一文中，为了驳斥我国前任驻英国大使柯华散布的“当今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谬论，韩老反问道：“柯华先生家中大概收藏有科学技术的书籍吧？也许柯华先生重视科学，还认真地读过科技书吧？然而收藏也好，阅读也好，没有产生出利润吧？”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韩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使人感到劳动价值论不是远在天边的教条，而是存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真理。2008年11月，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他撰文《中国人要担负起向人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指出：“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之所以清醒坚定，勇敢不屈，就是因为我们唯物辩证地认识了这种规律。道路曲折的时候，我们不会迷茫动摇；形势重显光明，我们也早有预料，不感意外，早有准备”，“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动摇分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区别所在”。在《对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我的一点建议》中，韩老给青年同志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65年韩老随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几内亚并顺便访问了毗邻的葡属几内亚民族革命武装基地，那里的革命者仅有一本西班牙文的《毛泽东选集》，书读烂了、书角都卷了，但是他们视为珍宝，他们要从这本书里找到夺取革命胜利的指南，靠这本书争取一个国家的独立解放。韩老说：“世界人民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时期是如此，和平时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