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的提出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三）

七、7.16“郑纺机战役”：“我们六个人……，知道都要死在这里了”

彻底转变形势的7月份，有两场战役：7月16号郑纺机战役我们败的很惨，7月26日烟厂决战，“二七公社”胜利了。后者彻底转变了河南形势。

7月16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二七公社”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下午，北郊各单位的游行队伍经南阳路回去，路过郑州纺织机械厂门口的时候，遭遇路西厂区保守派的埋伏，砖头钢块劈头劈脑打过来了，我方撤到路东，双方相持。应该说我方开始是不服气和轻敌，要在还没有发生过大型武斗的北郊工业区和保守派决战。

我是黄昏时才赶过来的，任延庆、单长春也来了。晚上，我们在郑纺机医院召开作战会议，综合各方面情况：这是对方早就策划好的一场阴谋。椐郑家声他们在京广铁路边的一个观察点反映，省军区从安阳等地调来保守派几万人，火车汽车从下午到晚上一直没停。当时估计他们总兵力最高可能达到13万人。我们从西郊调来的主力援兵被公社的“策略派”用谎言截回去了，原有1万多人又被他们调走一部分，现有不到7000人。我主张撤，这仗没法打。但造反派群众包围住我们开会的小楼喊口号，坚决反对逃跑。

第二天早上，我们只好集中兵力，推倒围墙，孤注一掷地向南面的露天舞台进攻，想打掉他们的指挥部，然后体面地撤。但是，我们发起几次冲锋都被打回来了，我前面的战友被长矛刺中肚子，白哗哗的一大堆肠子都拉出来了！我们就退回到马路东边，正准备撤退，对方全线进攻了。

他们用海防喇叭吹起冲锋号，震天动地。先是“火力”攻击，钢块配雷管铺天盖地打过来了。然后是看不到边的人群成整齐的队形，挺住长矛如潮水般涌来。我身边两个打旗吹号的，都爬在地上，雷管炸来炸去。钢块砸到头上，都是血。有的被砸昏了。

李：都是扔过来的？

袁：都是大弹弓打过来的啊。我们全线溃退，往东边撤。

李：他们没有把你们包围？

袁：他们从对面一线攻过来的，后来就有包围的意图。

我带着十几个人去处理指挥部的东西。其中又有几个人先走了。就在几千人退的时候，经过东边奶牛厂时把奶牛惊了，后走的这几个人又被奶牛抵死了一个。

剩下我们六个人冲出去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上已看到人家的先头部队，从两边包抄过来。截住我们退路的，有五六十个人左右。我们六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都要死在这里了。此时，我的心情很坦然，北京的谈判已经进行六次了（共八次），中央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也就是说已经见到胜利的曙光了，死了值了！我们唱起毛主席的语录歌（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当年武斗中还有另一首林彪的语录歌（唱）：“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类歌曲只有造反派唱，保守派不会唱，他们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文革前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文革中全国各地都只有造反派唱，因为造反派受压，只有毛主席才能给他们希望。

接着谈拼刺刀。这时武斗已经发展到用焊有刺刀的钢管长矛了。对方有一个人把我手腕刺流血了，我满手都是血，估计当时我拼红眼了，他自己可能也被我可怕的表情吓倒在地。我完全可以顺手刺他一刀，但看到他满面的恐怖，就放过了他。

李：拼刺刀，你砍死的有人没有？

袁：没有，一个都没有。

李：那你们拼刺刀，不是你死我活的吗？

袁：文革武斗有一个特点，它不像过去战争年代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主要是以武力夺取广播宣传站为目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夺取话语霸权。《出土文物》中记录的“省工人总部”的武斗要求：“不准他（注：指“二七公社”，下同）的大字报上街”，“ 不准他戴袖章”，“不准他打旗”等，不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出版、结社自由，而我们要保卫的，说到底也就是这些文革式民主权利。这才是文革武斗的实质。

接着往下谈。这时，我厂武装部的杨敬尧带着一二百人来抢我的“尸体”来了。后来知道，当时家里已经几次得到我的“噩耗”，我妈曾昏过去。杨敬尧对我妈说：伯母，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小袁的尸体抢回来！他们见我没有死，一个大块头搬运工小周，一下就把我扛走了。

我们退到了农学院，这里和粮院一样，也是造反派占优势。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一个学校就可以养下来。

“7.16战役”，双方力量太悬殊了！如果我们的西郊主力援兵来了，哪怕有几万人就至少可以打个平手，就不会这么惨！被对方绑架走200多人，伤了上千，牺牲了20多个战友啊。“火指”的郑家声身上被捅了几十刀，居然没死！

“二七”胜利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程来郑搞了个“7.16”的记录片，我陪同了他们。郑大附中“红旗”在校园内为其“烈士”、学生张鲁明立了一个纪念碑。而后来的《河南省志·大事记》、《河南省大事记》等官方“权威”志书中竟然对此无一字记载！

八、7.26“烟厂决战”：“你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淮海战役”

袁：7月22日中午，农学院大门口贴出了当日凌晨江青“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的讲话，江青说：“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李注：《河南省大事记》P202记载: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赴京谈判各方代表时，做此“文攻武卫”的讲话，次日，“文攻武卫”口号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从此全省武斗急剧升级）。

李：这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袁：是我提出来、江青肯定的。她“7.22”讲话中不是说的很清楚么，“河南一个革命组织”就是“二七公社”，再具体点，在“二七公社”内，不就是我“5.31”提出来的？文革二十周年官方出版的由严家其和高皋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文革三十周年官方出版的由席萱、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包括百度百科等，都说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是“栽赃”嘛！

江青一讲话，包括公社的“策略派”也不敢反对这个口号了。整个“二七公社”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这对以后河南的局势起了关键作用。

武汉发生“7.20”事件后，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举行游行示威。7月25日，中央电台、报纸报道河南时说：“以‘二七公社’为代表的河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这是中央第一次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

从7月26日夜里开始，“二七公社”和“十大总部”在郑州烟厂地区展开了一场“大决战”，据说各有几百卡车人马，加在一起，当时说有一二十万之多。

李：你动辄说那么多人，我觉得，一万多人都黑压压的了，一二十万人，那还了得？

袁：当年的郑州，出动十几万人的事情，我在前面已谈过几起。这次，双方都出动了最大的力量。全国著名的保守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四川“产业军”也来人参战了。也有人说，在中心地区是“二七公社”五万多人包围了“十大总部”聚集在烟厂内的不到一万人，没有总攻大打，是省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刘生带一个连的部队进去劝降的。

我没有参加这场武斗，公社安排我和范念民（农学院学生，公社常委）等人去飞机场接刘建勋。没接到，凌晨返回市内时，在路上看到很长的满载武斗人员的“二七派”车队，听说是还没有投入战场的预备队。还在手工业大楼看到已缴获对方的枪械。天明后到战场，已经是收尾了，但整个战区，还有零星的战斗。在东面一里外的路上我乘的车熄火，遭到旁边楼上保守派的猛烈袭击，是一队解放军专门来救了我的命！

这场武斗，造反派是“以势压人”。千家万户都知道了中央电台、报纸的表态，保守派失去了他们依赖的组织的“合法性”，所以，军心涣散，不堪一击。可以说，我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后来，据在京汇报的人员说，周恩来、康生表扬“二七公社”：“你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淮海战役！”

这场武斗后，“十大总部”又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让他们的骨干疏散回农村，准备“农村包围城市”。 这就给“二七派”接管大部分基层政权减少了阻力。如果没有这场“决战”和疏散，他们在大多数地区和单位仍是多数派，可以和造反派对峙，可以做有力的反对派。这样，又要发生一些冲突和武斗，还会有更多的伤亡。

李：他们是多数派？你不是说郑州的地盘你们占的到处都是？

袁：那是说老市区居民中造反派是多数，但在大多数工厂，造反派都是少数派。

8月5日，“二七公社”组织了一次武装支援开封“8.24”战友的“东征”。当“二七”战士和开封保守派“左司”、强硬支持保守派的8172部队（陆一军）在开封市中心已交上火时，我们肉联厂参战的车辆按排序才缓慢行进到郑州市的大石桥，也就是说，这支“东征”车队有七、八十公里长，其中有7113部队（空运十三师）的战士。不久，随着在开封化肥厂的最顽固保守派据点得到政治解决（空运十三师师长王洪智的功劳），以三大中心城市郑州、洛阳、开封的形势为代表的河南大局已定。尽管有一些地方造反派中两派的小型武斗后来还时有发生，包括8月的大范围抢枪，但都没有影响大局。

9月，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在河南的谈话：“我上次路过河南的时候，看到一条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的形势很好嘛！”应该说，稳定中原对影响全国的局势也是十分重要的。

李：你说“二七”与一军在开封交火，是不是意味着那里发生了“热兵器”武斗？

袁：是发生过零星交火，开了几枪，但因为我不在现场，具体伤亡情况不清楚。开封对立面早就有枪，8月份郑州不是也抢了不少枪吗？

李：抢了多少支枪？

袁：据郑州警备区后来公布，郑州被抢了1.1万支，收回1.3万支，多收回来的是从外地抢的。比如我们肉联一些人，和九中“8.15”、煤机“东方红”，9月1日从温县武装部抢了一些枪，有几人还受了重伤。尽管他们当时是背着我的，68年8月份，我为此还专门到温县去道歉。

李：抢了这么多枪，是不是有组织的？

袁：郑州最大规模的抢枪，抢的是省军区军械库和独立二师军械库。我们厂也去抢了，我没去。

李：刘建勋在给中央的信中（李注：纪登奎后来加注对此予以认可）说，毛泽东接见他们时有个“发枪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李注：毛原话：“也不必怕，这边也武装起来。……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对武斗〉一反对二不怕”，详见《刘建勋陈舜英画传》，香港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版,P222-223），他们不敢违抗，就商议大学生一般不武斗,因此给郑大和河南医学院各发了一个连的枪，每枪只带两发子弹。这时，“最高指示”也传达下去了，有些青年就不满意：“中央叫发枪，你们为什么不发？”就酝酿抢枪……

袁： “二七派”在二七广场等地刷的标语：“二七战士要武装，不给发就要抢”。当时形势也很紧张，全国保守派又在庐山开了个会，要“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这一万多支枪散落在全市，却没有发生一起打黑枪、报私仇的现象，这是官方反复审查后证明了的。

李：郑州武斗总共死了多少人？

袁：我和一些人讨论过，郑州武斗，全部（各派）死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其中还包括牺牲在新疆哈密、开封等外地的。当时郑大文科楼南面的“二七烈士墓”，有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迁走了。

严家其的书（李注：指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444）说，烟厂武斗死了十个人。至今，“二七派”的回忆说双方共死了五个人，其中有我们厂一个参加保守派的工人常中一，相当老实的人。我派人将其遗体从烟厂拉回来，然后买棺材安葬。他的家属通过造反派家属组织找到我，说他家困难，我把他的女儿、长子，都安排到我厂就业。文化革命中后期，他儿子常解放一直和我关系很好，至今仍是好朋友。

李：昨天我准备材料时，看到一个人写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国亚著，中国广播出版社社出版），不知你看过这个材料没有？他说，保守派把造反派包围在一个楼里面，用吊车撞破楼后，投降的人出来一个，用矛扎死一个……

袁：这是指“5.30事件”，我没有在现场。但这次事件中几个死者的“冷冻尸体”事件，却是我经手处理的。“二七”刚胜利，我厂冷库孟库长向我报告说冷库里有省军区送来的五具尸体。我立即报告省革筹、省军区、警备区，头头们都来了。死者的身份很快搞清楚了，其中四个是国棉六厂的造反派：刘新贤、霍克魁、王国英、吴士学，是“5.30事件”后被保守派刑讯拷打至死的；另一个是保守派撞楼的吊车司机，冷库电梯上还留有他的血迹，我们当时认为是保守派杀人灭口。

全国各地的小报都疯传了这条消息，各地来参观的人很多。国务院给我们发个急电，指出这是国家重点外贸冷库，尸体放在这儿严重影响了外贸声誉。我们就把遗体转移到铁路文化宫，送冰供参观。

李：他们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冷冻啊？

袁：他们打死后，交给省军区了。这场武斗的指挥，就是军区。为什么全国各地，包括广西、湖南道县，各地保守派镇压、甚至屠杀造反派有恃无恐，因为他们背后站的有军队，后者似乎代表着国家权力。冷冻尸体是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签字送来的。他们好像当时不好处理，就暂放我们这。

我还想告诉你一点，胜利、夺权后的造反派有过较普遍的报复现象，还有一些人命问题，同样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任延庆和我等“好战份子”，在文革中多次挨整、文革后又被全面清算，我们却没有个人直接或间接的打死人、打伤人、甚至打过人的记录。

李：谢谢您提供的这些宝贵资料。

李素立，1970年生，现为河南教育学院教师，河南当代史的民间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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