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国内外无产阶级公认的毛主席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要贡献。其意义之深远，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给工农兵学人民群众造成日益严重的灾难，更显现出来。在国际上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壮大，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以下称继续革命理论)，对国际共运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因此，都公认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的里程碑。中国毛派肩负着学习、宣传、实践和捍卫继续革命理论的神圣职责。为此，继续革命理论问题，就目前内部发生争论的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意见，望同志们指正。 我认为继续革命理论始于1958年后，随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逐步发展而逐步形成的。继续革命理论，主要包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中央可能出修正主，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再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毛主席根据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叛徒赫鲁晓夫篡权后很快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我们党内少数人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峻现实，总结出来的一整套反修防修而维护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也可高度概括为：全党、全国人民“斗私、批修”四个字，即在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至1961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对周总理说：他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我理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一而再进行批评帮助失去了信心，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也难。至1964年，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不得不亲自领导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纠正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第一次向全党公布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整社员群众。这也是第一次把刘少奇的路线错误向全党公开。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还是把运动交刘、邓领导，结果刘、邓利用手中之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响应中央(包括刘、邓)关于文革的“5.16通知”而积极投入文革的青年学生和教师。重蹈了邓小平于1957年，把响应他们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广大师生，混同于恶毒攻击和企图推翻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而进行打击报复打成“右派分子”。毛主席不得不再次亲自领导这次文革运动。可以说，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较集中展现在文革全过程。因此，我们这些从1949年全国解放后，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和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也称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等一系列运动的亲历者，有责任澄清一些事实，给后来人有个交代。这一系列运动，除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仅参加了个尾巴，以及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运动近40年，同本人毫无干系，因一开始我就被靠边站了，其它运动起码是个积极分子，大多是基层搞运动的小领导，尤其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30岁出头至40岁左右，是一生的“黄金时段”，也是处理问题趋向成熟期。这些详细过程，我在《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中作了简要介绍，在此不重复。仅简要对当前有争议的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一些网文，对主要矛盾的解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说是帝国主义，有说是卖国汉奸，有说是腐败官僚，有说是“西化派”、极右派等等。为节约文字，仅对有人认为帝国主义是主要矛盾谈点看法。我认为主要矛盾，是指起支配地位的矛盾。我理解毛主席的话，抓住主要矛盾，就能“纲举目张”，其它矛盾就能迎忍而解。 文革期，面临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威胁，例如1969年，苏修企图对华发动核战争，面临这一严峻形势，毛主席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并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广积粮、深挖洞。如北京等都挖了不少防空洞。尤其大量人员疏散到外地农村。例如我们就疏散到了辽宁锦县渤海湾海边。尽管这样，全国仍以文革斗、批、改收尾工作为中心工作，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可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代理人走资派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国家间的民族矛盾没有暴发的情况下，不是主要矛盾。可以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乱开药方”。 围绕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毛主席一再强调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根据文革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容易发生群众内部的分裂。因为走资派由中央决定了的好说，认识上容易统一。但不是中央定的，由于各人的立场、观点不同，以及掌握的情况不同，还有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党内同一个领导干部的认识，常出现完全对立的两种结论：一些人认为他是走资派，而另一些人认为他是革命领导干部(我这里讲的分歧，不包括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而挑动群众斗群众)，就出现了文革期所谓“革”与“保”的两派斗争。按理，经过文革全过程锻炼的人，会认真记取这个教训，不应再出现这类死不两立的矛盾。而应力争充分交换意见，以求统一认识，但总有极少数人的认识统一不了，那也没必要搞成你死我活的群众斗群众。要允许人保留意见，何况毛主席还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问题就出在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甚至上纲上线大批判，歪曲了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大辩论。同时也有少数人在大量证据面前，仍不服输。这两个极端的人掺和在里面，场面就很难收拾。这是造成文革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原因之一。毛派应认真总结、吸取这一教训，我可以断言：文革期不存在一贯正确的人。但我重申这不包括有走资派挑动的群众斗群众。我经历文革这方面的教训以后，坚持了两条原则：一、对内部错误思潮的批评，坚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不点名、不上纲上线，力争达到弄清思想和团结同志的目的。对认识并经常接触的同志的问题，都采取当面交换意见。只要不是原刨问题，本人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最根本的一条，要有自以为非的态度。这些年，凡同我接触的同志间，都能开诚布公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清楚同我吵不起架来。坦率讲，最根本的一条要力争做到无私。毛主席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即便被批斗错了的同志，都能理解毛主席的无私，而无私仇。 第二个问题是应正确理解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现在有些人否认继续革命理论对现实反修斗争的指导作用，其摆出的理由是(大意)：现在已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而是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权，是走资派即资产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法西施独裁专制。但这能得出继续革命理论不适用吗？答案是否定的。从文革过来的同志都清楚，毛主席和中央一再发文和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都是针对群众组织之间和对手无寸铁的走资派而言的，也包括手无寸铁的敌对分子。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毛主席亲自推广的浙江枫桥经验，就能更具体而形象、生动了解毛主席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全部精神实质。但是，对手持武器破坏文革的反动势力，是不是也仅用文斗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首先用说服教育无效后，武装镇压是对待手持武器破坏文革的敌对势力的有效手段。现仅举众所周知的几大事例。例一、1967年为了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中央发文《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其中就有对破坏夺权斗争的持武器的反动势力经劝说无效可以武力镇压的内容。遗憾的是这份文件被叛徒叶剑英扣下了，叶剑英竟伪造“毛主席最新指示”，唆使某些支左部队，血腥镇压向走资派夺权的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了青海等流血惨案，把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变成了用枪炮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直至武汉“7.20事件”。第二例是江西问题，在叶剑英伪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直接影响下，江西地方支左部队，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中央不仅改组了江西地方武装领导机构，同时从济南军区调野战部队来支左，把反动势力压了下去。尤其是武汉“7.20事件”后，毛主席致信江青同志(大意)：现在75％的支左部队支持的不是左派，当前要解决武装左派……。由这些实例，充分说明所谓继续革命“过时论”，是某些人断章取义，沒有认真研究文革史得出的错误结论。可以说，毛主席一辈子也沒有忘记“枪杆子出政权”，文革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期，毛主席始终坚持了枪杆子保政权。遗憾的是林彪问题后，毛主席把军权交给了叛徒叶剑英，直至1976年毛主席病重，他才认识到：叶剑英是反文革的，军队不稳定同他有关，社会上的谣言(注：主要攻击江青同志)同他有关……，他去世后几个老帅要闹事，要出军中赫鲁晓夫(注：毛主席这些讲话的出处，我在《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都注明了)。不仅为时己晚，而且沒有采取断然措施，仅以让叶剑英“养病”，由旁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留下了严重后患。 第三个问题是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后，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从赫鲁晓夫篡权后，社会主义阵营象倒骨牌复辟变修，幸存无几，尤其是中国叛徒集团篡党夺权变修，造成国际共运走入了低谷。而至今沒有一个变修了的国家，无产阶级重新夺取了政权，但都在积极探索重新夺取政权。这里正像毛主席曾说：革命开始时，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谁要说他知道怎么革，那是吹牛。毛主席之所以伟大，也包括他一再强调的“人贵有自知明”。我们现在也正处在不知如何革法，仅是同毛主席当初相比，我们知道了一些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尤其经过了文革的锻炼。但也还不能说谁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谁要说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恐怕也只能给他下个“吹牛”的结论。但大家都在积极地探索，而且相当多的同志从理论到实践都在积极探索。但也有极少数是耍嘴皮的、指手划脚的，这也好，说明也在动脑子。但不能否认，极个别是伪装“非常革命”，自称“左派”进行捣乱破坏的，只是蚍蜉撼树，无关大局。 抛砖引玉，谈点看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我认为有三条路可进行探索。 其一是：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政变，重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无产阶级政权内能出叛徒搞反革命政变复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内部就毫无可能有进步力量，道理上说不通。国际上有古巴的卡斯特罗等等，就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中，既有弃暗投明的，还有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其中还有在身处国民党时屡打败仗，而起义过来成了常胜将军。毛主席在文革期指出了“党内有党，有两个司令部”，一改以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不管哪个党、哪个派，都不是铁板一块，包括地球不也在错位发生地震嘛！这才是客观世界。如果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政变，让无产阶级重登舞台，这是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最小的。尽管可能性很小，但我说过：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也要力争。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毛主席力促国共合作，并亲赴重庆谈判，就会重视而不轻视这造成损失最小的一条路。但又不能忘了毛主席的两手准备，否则就犯右的错误，陈独秀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其二是类似文革的群众运动。这无疑是一种重要手段，因文革大家比我熟悉，就不多讲了。 其三是毛主席的“枪杆子出政权”。 我仅想到无产阶级重新夺取政权的上述三种可能，至于是否还有其它办法？毛派大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归纳起来，无非是合法斗争、半合法半不合法的斗争和“枪杆子出政权”。但我希望都按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去实践，少耍嘴皮，更不要“唯我独革”而强加于人。我相信，通过各个山头的实践，最终会像遵义会议那样，找到一条公认的可行的革命道路，领导核心也就在实践斗争中形成。在这前，山头之间，多合作、少扯皮。 既然斗争的方法不同，因此斗争的策略也各异，即使同一斗争方式，也有多种斗争策略。但各种斗争方式，都不能吊在一棵树上，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参插使用，毛主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的，可以说是灵活使用神了。因此斗争策略也应多种多样灵活使用。目前网上在争论争取民主权利的问题。对此，我仅讲两句话：一句是任何人民民主权利，必须寸土必争；第二句是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统治阶级在不影响其统治的前提下，会给与一些民主，但决不会给你影响其统治的民主，因此，夸大民主的作用是无益的。 第三个问题是文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个问题我在发表的文章中多次论述了文革是胜利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尤其是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成功的标志。但一些遗留问题未能处理完。认为失败了是一些人想通过一次文革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即指望一次文革就一劳永逸，而忘掉了毛主席关于文革搞一次不行，还要搞第二、第三次……，隔多少年搞一次。另外关于文革造成的损失，从历史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林彪说：文革的成绩是最大、最大，而花的代价是最小最小。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客观的。 第四个问题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问题。这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应发展地学习、理解毛主席一系列指示。要防止孤立地利用毛主席某一时期某一句话下结论。文革初的“造反派”一般即指左派，“保皇派”即指右派。因此，文革初，从最高领导到下面的干部异口同声“支持左派”，即便是走资派嘴上也喊“支持左派”。在一些单位就发生了斗“保皇派”的问题。众所周知毛主席的女婿在北京航空学院被聂荣臻派驻的工作组推举为文革领导。北航师生冲垮了聂荣臻推行的刘邓资反路线后，毛主席的女婿被北航师生作为“保皇派”批斗。据说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一天他同夫人一起回家，江青同志开玩笑说：“保皇派”回来了；毛主席风趣地问：戴高帽子没有？ 邓小平对造成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后果，作过假检讨、“承担了责任”。 我在我的书里，详细介绍了我反对本所一部分人批斗“保皇派”。直到武汉“7.20事件”后，毛主席对周总理说(大意)：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计过高，包括我自己，事物的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不随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正确认识它，因势利导。从此，毛主席和中央一而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组织；还强调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还把团结同志，尤其要能同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作为培养接班人五条标准之一，并写进了党章。正是这些从文革实践中总结出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才促成了对立的两派革命大联合，求同存异，使文革快速走上轨道而胜利结束。而目前仍有极少数人热衷批“保皇派”，树造自己“一贯正确”、“非常革命”。不客气点讲，这种人根本不在研究文革，而是实用主义对待毛主席在文革期的有关的讲话。最近“大地微微网”接连发表了几篇好文章，例如《左派也很容易蜕变为右派》一文。这是阐述毛主席关于“人是容易变的”这一论述的文章。借此谈谈我为什么始终不赞同“造反派”、“保皇派”这些提法？看了我的书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吃够了同一派中极“左”人物苦头的，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健在，我的人头早落地了。说句笑话：如果人死后真能投胎，则我投胎后第二人生都是40多岁人了。是周总理亲自干与定性为走资派捏造的假案，并逮捕了聂荣臻两个得力干将，我才从“隔离室”解脱出来(注：聂荣臻为了制造假案，把我们以“战备疏散”之名，一锅端到辽宁渤海湾芦苇塘，并派聂荣臻的心腹罗舜初曾任过主要领导职务的四十军派驻军管组，军队管军认，给四十军打报告：把我先拘留，后审查。由于四十军主管运动的副政委不同意，认为仅凭几个口供材料，就抓人不合适。假案问题搞清后，罗舜初被中央调离科委系统。聂荣臻把持的科委成了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的借用力量，中央令聂荣臻不得再插手国防科委的事)。制造这个假案(即：把我定为涉及国防科委系统一些院、所几千人的反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副主席的国防口反革命5.16组织部长)，制造这一假案的主要罪责是聂荣臻；所谓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他们自封的用来吓唬人的虎皮，林彪从沒讲过这个话。但同有的同我同一观点的极“左”人物编造假口供，客观上起到了配合聂荣臻造假案，也是有责任的，从此我对极“左”特别警惕。另外，任何一个人都存在左或右的认识问题，仅是哪方面是主流而已，不存在一贯左、也不存在一贯右。因此，文革的实践，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我特别赞赏毛主席关于“人是容易变的”这一论断。在此，我再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叛徒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武装绑架江青同志等后，我们党组会上刚一传达这一消息，一位党组成员(女同志)，按某些人观点文革期她属“保皇派”，她一听传达，第一个发言，她一下放声哭着说(大意)：毛主席尸骨未寒，一些人就这么干，我要看证据……。那位主持会议的疯狂搜集毛主席、周总理黑材料的走资派刘毅民，当场一言不发，背后把这个情况密报科委政治部领导。第二天刚上班，科委政治部主任通知召见党组正副组长。去后，政治部主任严肃地问：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并对刘毅民说：你在电话里又说不清楚，所以把你们找来，你们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刘毅民一声不吭，沉默好久后，我问政治部主任：你问的是哪方面的问题？他说：你们昨天下午党组传达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讨论的情况。我一下明白了是什么事，但我沒有讲话，想听听刘毅民讲。结果，沉默约10多分钟，刘毅民仍不吭声。我才把那位女同志一听传达后发言的情况，如实作了介绍后，我说：因为事件发生得突然，无任何思想准备，她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可以理解。他问我这位同志政治情况和平时表现怎么样？我介绍说：这位同志政治情况很好，表现也很好，是个好同志。他听后说：喔！原来是这么回事，还认为出了多大的事。此事就到此结束，而密告此事的刘毅民自始至终沒放一个屁。此事就发生在汪东兴和叶剑英都布置了谁反对他们绑架江青同志等，就抓谁。所幸国防科委这位政治部主任很正派，但文革期遭聂荣臻排挤，曾被调出科委机关；而上述事以后不久，叶剑英让张爱萍官复原职，这位政治部主任很快第二次被排挤岀国防科委系统。我不是表白，如果不是我保护这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将遭什么后果？但站在今天看，有几个自命不凡的“左派”能像这位被人称为“保皇派”的女同志，在那种白色恐怖情况下，能公开旗帜显明地表明态度？我还要补充一句，有的“非常革命派”，如果当时处在我的位置，敢站出来保护这位女同志？如果全党干部都能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在走资派的屠刀下，要减少多少冤魂和冤狱？不值得我们思考吗！这些就是我始终反对把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保皇派”的原因。这种划分也不符合毛主席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决不可能几百、几千、几万人的群众组织，要么都是“造反派”，要么都是“保守派”。正因有这些亲身经历，我在发表的文章中曾说：像我这些人，现在不在其位，找几条语录，议论几句，很轻松，既不腰酸、也不腿痛；但一个国家，被几个叛徒和民族败类，糟蹋成现在这种全方位腐败不堪，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谁来收拾，都非易事，除非毛主席转世。 另外，在当前，仅凭某个人说了几句话或处理了几件事，就下结论是“好人”或“坏人”，决不是严肃的态度。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然而有人就能下结论，不跟着他喊的，就被扣上“投降派、宋江”等大帽子。我认为此风不可长。我不隐瞒观点，在我沒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前，我决不轻率下结论，更不会跟风。在此我声明：这里指的都是指日常遇到的情况，而非指杀人、放火、叛国等特例。 同时我也坚决反对自称“红二代”等血统论。人出生的家庭是不能选的，但人生道路是自己走的。搞什么“红二代”组织或集会是极不严肃的事，报道这类“红二代”“新闻”的媒体，动机不纯，缺政治素养。 已写得很长了，就此搁笔。 恽仁祥 2014年12月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