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新闻看国务院粮食工作的失误

从一则新闻看国务院粮食工作的失误

——每年产粮“35%被浪费”，其中餐桌上达约2000亿斤

李甲才

2014年11月15日

听看中央电视台13频道的新闻节目，10月23日前后，播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的粮食中有35%被浪费，其中餐桌外的浪费就高达700亿斤。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吴子丹表示，我国在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环节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每年仅在粮食储存、运输和加工环节造成的损失浪费是700亿斤。

消费环节据有关专家估算，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约合2000亿斤，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触目惊心。但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无此方面内容的改进安排部署。经常见诸报端的到世界各地去投资，也要拿出点资金投入到粮食的储存、运输、加工环节，改进设施，逐步把过高比例的浪费压下来。

过去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写照，是说在贫富差距极度悬殊下不同阶层人的生存状况。几年前网文报道的重庆一女工饿死在家中，等人们发现时已是一堆白骨，一直挥之不去，吃饭问题比出口产品换成外汇重要不知千万倍。

“光盘”行动鼓动了一阵后，虎头蛇尾不见下文。党中央、国务院宜按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原则，提倡科学的膳食习惯，持续不懈地加大制止餐饮业浪费的力度。对于浪费现象集中发生的饭馆，学校和机关食堂、中小学生的营养食品配发，制颁与之相适应的检查制度。与其花精力一再出台文件要求私资外资进入国企，不如在这方面平分力度的秋色。

粮食不可能颗粒无损的到达最终消费环节，但浪费比例这么高还是非常震惊。中国人多地少，粮食安全本来就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重大事，从中可以看出国务院工作的失误。解决好2000亿元浪费这件事等于增加了一亿亩土地，为何不紧紧抓好呢？

粮食价格和非粮食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应逐步调节到合理的“角度”，保证农民种粮有合理的收入，从而调动积极性。价格高了也会使人们能自觉地纠正加工、运输、储存、消费环节因不珍惜产生的浪费。价格过低、利益极差，超过限度的投入，谁会干赔本的买卖呢？再则农民也没有资金去赔本投资。

农业直补开始后再无提高完善的措施，“土地流转”开始后，多少土地已经转变了用途，而是照拿本不应拿的直补资金。理应及时查实调整，增发到种粮农民的手中。

粮食来源有特殊性，不能如穿衣需求可以靠工业生产的方法直接解决，必须依靠土地生长的天然法则，才能供给保证健康的绿色食品。通过价格杠杆调节，使农产品与工业产品有差别不很大的利益收入，保证吃饭问题依靠自己解决的长效机制，避免受制于国外。良田快速减少，农田基本建设多年不大过问，埋下了无粮不稳的隐患。

推广转基因食物品种不能急功近利。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把防止转基因食材的进入作为一个承诺办好大会的条件，在国内仓促推广，似缺平等科学的态度。

2014年10月26日，李昌平在《当前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问题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中坦言：“国家农业和统计部门都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十连增’，总产超过了1200（12000）亿斤（可能是把12000亿斤误搞成1200亿斤，201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报道“粮食总产量迈上11000亿斤”），人均占有主粮900斤了，创造了历史新高。可与此同时，粮食及相关产品的净进口却以两位数增长，到2013年达到了140亿斤，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国家设定的主要农产品自给率为95%，而实际自给率已经降至90%以下了”。还是得通盘谋划，把矛盾解决在萌发阶段。

李文质疑并列举：“我国粮食真的实现了‘十连增’吗？人均粮食产量900斤了而粮食及相关产品净进口会以两位数速度连续增长吗？印度人均粮食不到400斤，粮食增产比我国慢，人口增长却大大快于我国，可印度的粮食进口量不及我国的十分之一，进口增长速度也远不及我们”。“事实会不会恰恰相反，我国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正处于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呢？”深感于此，2012年1月12日写了《粮食八连增，存粮在哪里》一文。

文中又讲：“现在是老人农业（生产粮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来，我国的粮食收储价格只涨了6倍，其他（它）都涨了N6倍。当然只有劳动力没有市场价格的留守老人搞粮食生产了。”“因为担心没有人搞粮食生产，所以政府推动土地流转，财政拿钱补贴给所谓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从老农民手上流转土地—搞所谓的集约化经营”。“笔者走遍全国，看过无数的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数百亩、数千亩的土地或数十个、数百个连片的温室大棚长草不涨（长）庄稼的景象比比皆是。笔者每年到过数以百计的村庄，连年粮食减产而上报的都是连年增产”。

昌平可能是有话不好直说，只能这样表示：“我不明白，谁都不相信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获得土地后宁可撂荒不会生产粮食，为何各级政府却以粮食安全为由推动农地高价向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集中呢？在错误政策推动下，中央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做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愈发疯狂。最终的结果是：粮食连年增产是假的，粮食净进口连连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生产是这样，浪费是那样，证明了国务院的管理是有问题的，农业私有化改革的后果是严重的。

农业几千年均是土地私有化，小块分散种植，一直未能解决衣食无忧的历史性矛盾，才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后被“一刀切”完，而今“三农”积弊已成难解之题。与其花钱进口粮食，贩卖国外的转基因种子，何如加大投资，自我彻底解决农业的危机呢？这无疑比办自贸区、千方百计招引内外私资进入未占领的国企领域紧迫、重要的多！

粮食问题的有效解决得益于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在国际形势有变时，不失时机的决定引进的化纤项目陆续建成，发挥作用，全国人民穿衣问题由非农业种植的方式供给，腾出了多亿亩种棉花的可耕地改种粮食，解决了粮食和副食品的敞开供应。“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适逢其时，被误认为解决了粮食问题。只有从这个误区中解脱出来，才能有利于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全国到底有多少亿亩棉田地改种了粮食，相信国务院知道的非常清楚，即使不清楚，现在也可以查清。

根据陕西关中某县的统计资料，就能证明这个结论。这是个典型的农业县，素有关中白菜心之称，一个县当年上交给国家的公购粮比陕南陕北的一个地（专）区还要多。1965年全县总播种面积46.14万亩，粮食播种面积31.06万亩，占总面积的67.32%；棉田播种面积为13.93万亩，占30.2%。以后逐年下降，到1978年，总播种面积47.22万亩，种粮土地为36.78万亩，为77.89%；棉花10.18万亩，为21.55%。

解散农业社、分田单干之初，所有棉田地全部改种粮食作物，按当时该县粮食亩产已“跨黄河过长江”的产量，年亩产小麦玉米两季1500斤左右。全县因种粮面积增加10.18万亩，增加粮食约1亿5270万斤。按当时全县24万人，每人新增了636斤粮食。

全国的种棉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到底增加了多少亿亩？相信上下知情人会找出准确的资料。并不是“分田单干”、一分就灵验的一下子解决了粮食供求矛盾。假若现在的18亿亩可耕地仍有四分之一如新疆一样种棉花，粮食还能保证供应吗？只要实事求是的比较现在和过去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就可知真相。当然农械、种子等随时间推移的提高也是个因素。

1970年开始逐步有计划的上市供应化纤衣料，人们争相购买，当时的参考消息报道说日本人爱穿纯棉的，中国人爱穿化纤的。到1980后全国全部解散农业社，穿衣问题主要采用化纤布料。

毛主席的强国战略使核武器卫星等成功，国际关系缓和，封锁禁运被打破，沿海地区进口粮食比国内购买还要便宜。针对因粮食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内地粮食多的卖不出去，陈云讲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谷贱伤农”，要求调整有关粮食政策。这些都不是几个人知道的事情吧？

附：李昌平原文

当前农业农村改革的主要问题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

2014-10-26

　　一、主要问题

　　（一）粮食成本越来越高，粮食比价越来越低，土地非粮化严重，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安全危机日显；

　　国家农业和统计部门都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十连增”，总产超过了1200亿斤。人均占有主粮900斤了，创造了历史新高。可与此同时，粮食及相关产品的净进口却以两位数增长 ，到2013年达到140亿斤，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国家设定的主要农产品自给率为95%，而实际自给率已经降至90%以下了。

　　我国粮食真的实现了“十连增”吗？人均粮食产量900斤了而粮食及相关产品净进口会以两位数速度连续增长吗？印度人均粮食不到400斤，粮食增产比我国慢、人口增长却大大快于我国，可 印度的粮食进口量不及我国的十分之一多，进口增长速度也远不及我们。

　　事实会不会恰恰相反，我国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正处于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呢？

　　现在是老人农业（生产粮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来，我国的粮食收储价格只涨了6倍，其他都涨了N6倍。当然只有劳动力没有市场价格的留守老人搞粮食生产了。未来谁来种地（ 粮食）的问题令习总书记也忧心忡忡。

　　因为担心没有人搞粮食生产，所以政府推动土地流转，财政拿钱补贴给所谓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从老农民手上流转土地——搞所谓的集约化经营，现在土地流转价格平均800元/亩年了 ，俄罗斯才2元/亩年，美国才100元/亩年以下，日本也只在100-150元/亩年之间。中国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租赁老农民的土地后会生产粮食？

　　笔者走遍全国，看过无数的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数百亩、数千亩的土地或数十个、数百个连片的温室大棚长草不涨庄稼的景象到处比比皆是。笔者每年到过数以百计的村庄，连年粮食 减产而上报的都是连年增产。

　　我不明白，谁都不相信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获得土地后宁可撂荒不会生产粮食，为何各级政府却以粮食安全为由推动农地高价向农业龙头企业和大户集中呢？在错误的政策推动下，中央政府 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做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愈发疯狂。最终的结果是：粮食连连增产是假的，粮食净进口连连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二）土地制度、经营体制、基层政府体制等农村改革出错，基层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涣散，农村治理越来越无效；

　　1， 随着农民占地不交租（“不占白不占”）及“多占多补贴”（农业补贴根据占地面积核定，占地不种粮也享受粮食、种子等补贴）等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长久不变”和法制化，导致 村内占地不均、不公的状态政策化、合法化、永久化，导致暴力占地的现象有增无减，且诱发宅基地、自留地无节制扩张，甚至诱发不少人开始攻击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并拿出65年前的地 契追讨“祖业”。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的根，还是农村经济的根、农村社会的根、农村政治的根、农村生态的根、农村文化的根。公平——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是农村土地制度 构建和完善的最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在改革的话语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农业和农村乱象丛生之源。

　　2，较长时期以来，土地改革、农业产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等不是向巩固农民村社共同体及其自主性的方向演化，而是完全相反。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取消了村社集体（共同体 ）凭借其土地所有权收取土地承包费的权利，导致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民主自治制度失去产权制度和经济基础支撑而日趋名存实亡，党的领导在农村日趋弱化，农村社会黑社会化的趋 势日趋明显，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蔓延。

　　3、改革以来，乡镇政府职权被不断削弱，对所辖的各职能部门（条条）基本没有指挥权，再加上农村村民村社共同体逐步解体，乡镇党委和政府几乎无法合法或正常有效履行治权了——我们 看到的乡镇政府大量的非法生存实际是被逼无赖的结果。现在的绝大多数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一般只剩下编制数据、防堵农民上访、对付计生检查和跑项目“四大件”。且绝大多数乡镇党委 政府完成这“四大件”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乡镇的经济数据、计生数据、财政收支数据及中央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使用数据不造假的万分罕见。“造假”是基层党委政府以应付 上面或维持自身的存在的“必须”。“造假”的水平代表基层党委政府的工作水平。“造假”就是基层党委政府最大的实事求是。

　　（三）农业产业对外开放失控，危及国家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国家依仗其农业技术优势和资本实力，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力图挤占他国的农产品市场份额、争夺定价权——追求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即实施农产品“ 武器化”战略，对他国经济政治社会安全实施“控制”。这既是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必然战略选择，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国家的必然战略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必须确保本国农业产业的自主性，以维护本国安全。而我国加入WTO后，不加防范地放开了农业。无论是技术、还是种子等，其自主性日趋弱化 ；无论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海外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收储、加工、还是物流及零 售商业，外资进入都畅通无阻，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将粮食购销体系也拱手让给外资。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及国家安全。

　　（四）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城市化背离，导致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越来越高。

　　改革初期，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7亿多。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增加到了9亿多。在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的现代 化背景下，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基本上就被城市化了——只剩下不足15%的农业农村人口了。我国的工业化快接近尾声了，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了，农村农民户籍人口有 改开初期的7亿不降反增到现在的9亿多，这是全球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先例的。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到中国后出现了“中国拐点”——全球 一般性制造业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一般性制造业过剩了，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收入支撑不了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高成本。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出口导 向工业化——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仅仅制造出了2-3亿城市流民，而没能制造出2-3亿城市市民及家庭。

　　可是，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及政策安排是立足在85%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城市民化的“先发经验”之上，在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中国拐点”出现后，这个“先发经验”其实已经成为谬误。如果 不同步统筹考虑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要小农的土地不要小农（人），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可能会导致中 国现代化事业的功亏一篑。

　　二、关于道路方针政策的选择

　　第一，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

　　如果正视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中国拐点”及其影响的客观存在，如果正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农村人口不降反增2亿的现实，就必须重新考虑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问 题。

　　关于我国农村、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本质是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模式问题，可以高度概括为两条道路：一是走政府和新生资产阶级结盟消灭小农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另一是走政府扶持 村社（共同体）把传统小农变成有组织的现代小农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前者是“菲律宾道路”，证明是失败的道路；后者是日韩和我国台湾的道路，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在工业化已经接 近尾声、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慢下来、且依然还有9亿多农村户籍人口的背景下，政府怎么能够选择与新生资产阶级结盟消灭小农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呢？把农村农民问题快速转化为城市农民 工问题，不仅更难以解决，且是危险的。中国解决农民问题可能要经历比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更长时间，农村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来回回可能要经历几代人的“自由选 择”才能稳定下来。所以，必须停止和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兼并小农的错误做法，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政府必须把扶持小农村社共同体建设发展、并依靠其主导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作为方 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

　　第二，关于三农的三项基本制度。如果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必须依靠村社共同体主导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建设和治理，那么就必须确认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民）共同体为农 民基本组织制度，村社（民）共同体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村社（民）民主自治制度是农村基本治理制度。基本组织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基本 治理制度是一个整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基本经营制度”已经写入《宪法》，其他两个基本制度也应该写入宪法，并长期坚持。关于三项基本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笔者 在《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不啰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项基本制度存在于农村土地村社共同体（成员）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动摇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动摇 了三农发展、建设和治理的根基。中央强调农村农业改革不能碰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底线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的坚守这个底线。只有“三基”确定了，制定政策才不摇摆多变，转移 支付才有落脚点，落实政策才有抓手，三农发展才有主体性，大多数人才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