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注：这个资料可以帮助理解当前特色中央是怎么来的  薄熙来代表中共金县第七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1980年的最后一天，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把副部长李鹏找到家里，告诉他将推荐他接替部长。但两个月后，刘澜波告诉李鹏，部里有老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了一些意见，不赞成他当部长。最终，由于刘澜波大力向胡耀邦推荐，李鹏于1981年2月正式升任部长，时年52岁。 其时，正值文革结束后，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干部队伍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当年，国家机关、党群、企事业各级领导干部81万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只占6%，72%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干部制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拔使用要“制度化”。 1981年5月，陈云在杭州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他建议，在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 7月2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被召集起来，讨论陈云的文章。陈云以李鹏之事为例，再次强调了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邓小平赞同此意见，将提拔年轻干部称为一场“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3月，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应陈云的提议成立，经他提名，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出任局长。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这一任务，成为摆在青干局面前的头等大事。 空降中组部 对于中组部青干局的组建，陈云十分重视。 他提出，建这个局，就如同建“太庙”：从领导到每个成员，“菩萨”个个都要是好的；要有一个正派的、水平比较高的老干部带头；要有文革时优秀的、德才兼备的“逍遥派”；红卫兵也要有，因为他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情况。他看中的带头老干部，就是时年65岁的李锐。 陈云与李锐渊源颇深。1947年，中共东北局派陈云接管沈阳，李锐此时离开高岗，转任陈云的政治秘书，帮他起草电报、文稿，管报纸和外事。解放后，陈云调到中央管经济，李锐去了湖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9月，李锐随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调到北京。陈云想让李锐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李锐表示想做点具体事情，陈云就将他安排在燃料工业部任水电局长（之后为水电建设总局局长）。 1982年年初，陈云派秘书王玉清给李锐捎话，让他去中组部担任青干局局长。 “我嘞，确实不想去，因为我已经65岁，到年龄了要退下来了。而且中央的事情我知道，非常复杂。我就想安度晚年了。”在位于北京木樨地的家里，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回忆。如今已98岁高龄的他，穿白色短袖衬衫，摇一把大蒲扇，听力有些许衰退，但思路依旧敏捷，讲话滔滔不绝。 他知道，中组部内现有党政、地方、经济、宣教等局，每个局都分管各自系统的干部，其中也包括青年干部。他担心，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又有“小计委”（1965年毛泽东不满意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追随刘少奇，自己另组人马建“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所以，他对陈云的口信，一直沉默应对。 三个月后，1982年3月12日，陈云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一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 李锐知道，陈云误会他嫌官小了。“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当官的人。”但是，陈云的意见不能不尊重。1982年3月，他空降至中组部，出任青干局局长。 中央机构改革小组 1982年，“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当作干部使用标准，写入了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李锐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即参加十二大人事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筹备中央的人事交替，包括十二大的三个名单：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 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336人，普遍文化较低，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53人。十二大强调，中央委员必须按干部“四化”标准，补充进知识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 最后选出的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48人，60%是新进的，60岁以下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王兆国、田纪云、朱厚泽等。最年轻的是胡锦涛，39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专家、教授、总工程师有50人。 让李锐意外的是，他也当选中央委员，成为部长宋任穷之外中组部唯一进中央委员会的人。 1982年9月13日，十二大闭幕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由胡耀邦主持，39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老同志见面。当时老人们都笑容满面，场面动人。 10月，李锐又参加了中央机构改革小组。该小组的宗旨是选拔一批年轻、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中央、国务院工作。小组于1982年初成立，组长是中组部部长宋任穷。 中央一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完成后，开始了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 李锐先后到陕西、山东、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两广、两湖等地，主持省级班子调整工作。各地都先派了工作组，作预选工作。在上海，原领导人没动，另从370多人中选拔了18人，包括黄菊、吴邦国等人，进入市级领导岗位。 不过，新陈代谢的阻力仍然很大。 1982年11月，李锐在一份汇报提纲里提及，在湖南，新提拔的干部里中青年只占31%；湖南99个县，没有新增一个中青年干部。这种“春风不度”的死角，占到全国的30%到50%。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起用一代新人》。这是由李锐起草的。社论呼吁老干部们解放思想，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念，强调老干部们当前第一位的职责，也是革命一生的最后职责，“就是刻不容缓地选好接班人”。 组建“太庙” 但中组部青干局的组建，进展缓慢。 青干局下设三个处，综合处、一处（联系部委）和二处（联系地方）。最多时定编20人，但从来没满员过。 当时规定，青干局所有人员的名单都必须上报陈云，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组织部青干处的人员在中组部都有备案，主要人员还需经过中组部批准。而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都已不用在中组部备案了。 关于青干局成员的人选，陈云的秘书朱佳木曾经提供过一个参考名单，最后调进了其中两名：一位是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秘书的阎淮，他当年曾反对中央文革；另一位是四机部管电脑的干部徐功廷，他在文革后期曾反对“批邓”。 1983年7月，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推荐刘澜波秘书、45岁的李志民接任了青干局局长之职，李志民因而成为中组部最年轻的干部局局长。 “青干局对人员要求太高，每个进来的人都要经过严格考察，就跟考察省级干部一样。”在位于北京东二环的国资委大楼的一间会议室，李志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身着浅蓝衬衫、戴金边眼镜的李志民，说话轻松随和，但关节处会字斟句酌。1988年，海南建省时，他调任海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在国务院派驻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1983年11月，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处长崔武年怀揣着中组部干调字299号调令，来到西单商场北边一座没挂牌的灰色大楼里报到。他记得，那是一个刮风的上午。 崔武年1976年曾参与“四五”天安门运动，其父崔健是浙江省原省委副书记、时任浙江省顾委副主任。1983年，他给青干局写信，要求重视参加过“四五”运动的人。李志民做了一番调查并与他面谈之后，调他进入青干局，在一处工作。 他第一天上班时，李志民这样给他介绍青干局的工作性质：“研究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领导结构。”他认为，现在看来，这句话精准地道出了青干局的使命。 1984年3月，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处长、贺龙侄孙贺兴洲也被调进青干局，在二处任普通工作人员，将近一年后恢复副处长待遇，后又擢升处长。 中组部是中共中央的核心工作机构，工作具有相当的保密性，部内人员有极强的政治纪律性。青干局的这一拨年纪轻、学历高、思想活跃而又大多没从事过干部工作的人，多少显得有点另类，备受关注之余，有时也会招来侧目。 李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国家处于大变革之始，人心思齐，青干局的这些年轻人虽然缺乏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都有股昂扬的劲头和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大家当时想的是：都到党中央了，能不知无不言吗？” 李志民刚进部里时，曾受命起草一个关于如何培养后备干部的文件。他和几位同事洋洋洒洒手书8000字，呈送李锐。李锐把他叫去，在他鼻子底下抖着文件问：“这是你们写的？烧了一大锅开水，就两片茶叶，一点味道都没有！”三番修改不成，只得由中组部研究室代写，千余字，该说的都说了。 特别上报程序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迅速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由成立一年多的中组部青干局负责执行。 最早提出“第三梯队”这一概念的是胡耀邦。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胡耀邦第一次提到三个梯队。他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6月3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肯定了“第三梯队”的说法，并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在这次会议上，建立“第三梯队”的任务明确地规定下来。 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 省部级后备班子的选择范围不限行业，不限出身，有“四化八门”（“四化”指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八门”泛指各个行业）之说。硬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表现好。所谓“表现好”，是指文革时期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 但实践起来，阻力巨大。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以及文革的派性残余，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为了引起地方领导重视，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之后，再经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 “第三梯队”任务下达五个月之后，1983年12月，胡耀邦找来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1983年2月起，宋任穷不再担任中组部部长，由副部长陈野苹接任），催问第三梯队名单进展。 12月10日，中组部临时接到宋任穷电话，要来听取汇报。副部长李锐以及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副局长刘泽彭、二处处长张洁瑜和崔武年参加。 李志民汇报了进度。13个省年底可报名单，10个省年底可报一部分，还有4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才能报。 他刚说完，宋任穷就急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他强调，1985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就从名单上找人。 很快，12月16日，中组部即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省部级电话会议。会议由部长陈野苹主持，中央各部委的部长或常务副部长带人事司长参加，各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电话参加。会议要求，动员中组部以及地方组织部的力量，即刻成立第一批中央考察组。 19日，青干局做出安排，确定副局长刘泽彭和二处的阎淮等5人参加第一批考察组，前往北京、黑龙江和江苏这三处试点。 1984年元旦过后，三个中央考察组匆忙出发了。 考察组在当地一般待一个月左右。每考察一个人，都要全方位访谈二三十余人，包括其上级、同事和下属，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则重点访谈。 考察组共同的感受是，这批人政治坚定，年富力强，有知识水平。不足在于：大部分现为副职，守成型的多，有开拓精神的少，缺乏近期可进班子的；理论功底弱，能搞意识形态的少；有的人在文革中表现不清楚，等等。 2月，三个考察组回来，出现了标准掌握宽严不等的情况。黑龙江考察的25名，定了22名，通过率88%；江苏考察的40名，定了32名，通过率80%；北京考察的37名后备干部中，定了25名，通过率仅为68%。 参加北京考察组的阎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报上来的人没有硬伤，但是许多人自身能力水平不高。 第一批考察组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带上《人物小传参考资料》。 名单呈送中央时，每人需附上一份500字的小传。李锐提出，搞一个参考资料。这项工作由崔武年负责。“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干部考察材料刻板、干瘪、不生动、千人一面的问题，想有所改变。” 他从《史记》《资治通鉴》《后汉书》《西行漫记》中选编了14篇文章，包括贾谊、曹操、嵇康、文天祥、李大钊、徐特立、李达、汪精卫等的人物评介。 李志民很喜欢其中的《老舍小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区区两百余字，非常生动，“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老舍”。 样本里原本还有一些介绍台湾国民党“政治新秀”的文章，如“年富力强的外交干将钱复”“前途未可限量的章孝严”“稳重笃实作风谨慎的周应龙”等。李志民虽觉写得不错，但还是把这几篇割爱了。 这一时期，李志民、刘泽彭等还做了一些研究，最后形成两份分析材料，《文革前夕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副部以上领导干部文化程度等情况的分析》和《关于对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认识问题》。 《关于对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认识问题》提出，应重视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50年代的红领巾、60年代初期的共青团员，价值观形成于党威望最高、社会风气最好、各方面成就最大的时期，经历了文革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洗礼，又在基层、厂矿、边疆和农村得到锻炼和成长，对“文革”深恶痛绝。 这一观点以《尽快起用一代新人》为题，于1984年3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强烈反响。 文中写道，近年来，通过机构改革，调整班子，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和放手起用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有较大进展，不过总的来说，领导班子的成员，尤其是一、二把手，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问题还普遍存在。因此，干部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尽快起用一代新人，把经过实际锻炼、政治素质好、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中青年干部，尽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文章列举了4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可能遇到的“太嫩”“有缺点”“不听话”等各种责难，号召老同志甘做“人梯”，举贤荐能。 跟传统的干部考察有所不同，“第三梯队”的考察后来新增了民主推荐情况记录表。 “在什么条件、多大规模下推荐的？同意推荐的占多少，反对的占多少？反对的理由是什么？”贺兴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对反对意见，会具体考察，搞清楚究竟是一般工作作风问题，还是个人恩怨，还是真的人品上有问题。” 第二批考察组 1984年4月，第二批中央考察组分赴四川、广东和内蒙古等地。 李志民担任了赴四川考察组的组长。在四川，他跑了四千公里，白天办事，晚上赶路，过夜就在车上。到绵阳时，他累得病倒，只能躺在宾馆里指挥。 四川省委报的名单中有一个人，是长虹机器厂的王姓副厂长，48岁，贫下中农出身，文革时是四川绵阳市保守派群众组织——“产业军”的一个头头。四川省委组织部先后六次对他进行考察，但由于涉及文革时参与派性斗争的问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文革中的经历，是考察的重中之重。对干部的文革履历，陈云明确指示：“要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人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不能只看他们一时表现好。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但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分子。” 考察组在绵阳长虹机器厂待了半个月，查文革会议记录，找文革时期的军代表、老工人谈话，据此认定：此人反对造反派冲击生产，反对残酷揪斗老干部，并且坚决反对武斗。 “在文革的几个关键环节，他在把握方向上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所以认为他本质上是好的。”李志民说。 这位副厂长后来升任绵阳市市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贺兴洲随中央考察组去了广东，组长是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刘俊林，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也参加了这个组，贺兴洲负责综合协调工作。 当时广东的十余位后备干部中，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只有初中学历，但他是80年代改革的先锋人物，出名的敢“吃螃蟹”。 1976年之后，时任南海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梁广大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大办社会企业，尽快致富，还起用了一批文革中被划为坏分子、资本家但懂经营、有能力的人。1980年，他和手下干部亲自去人均收入达到400元以上的小塘南沙大队“贺富”，以让大家摆脱“穷光荣、富可耻”的旧观念。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梁广大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连广东省的一些领导也怀疑我工作浮夸，弄虚作假。”在珠海市特区研究会办公室，梁广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1年，南海县变成了全国首富县，梁广大也成了“梁胆大”。1981年7月，胡耀邦在一份给广东省常委会的批示中，提到全国两个典型，一是常州市，一是南海县。1982年，梁广大到北京参加十二大，并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后于1983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珠海市委副书记、珠海市代市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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