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一个综合分析

对中国目前经济状况的一个综合分析

一、十二五规划

2014年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3%，创下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在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仅仅为6.6%。

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我国GDP的增速一直徘徊在低位，并缓慢下降，这次只不过是格外低罢了。自从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只有1998年GDP增速处于如此低位，更从没有连续三年这样低过；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7年，2004年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到繁荣阶段，可在2007-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7年，中国经济却陷入到萧条的窘境之中。

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GDP增长目标从8%左右下调到7.5%，并解释道，“这里要着重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此后，2013、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GDP增长目标定在7.5%“左右”，但是实际达成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差，今年甚至完全可能达不到政府工作报告的预期目标。

十二五规划中有关经济增长部分的内容是这样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７％，城镇新增就业４５００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５％以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按照这样的规划内容，GDP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以十二五规划为衡量标准，实际取得的经济数字还不赖。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公开的规划数字都是相对比较保守稳妥的，并不是真实的目标。十一五规划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实际数字为年平均增长11.2%。

由于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理由牺牲经济速度的，那么显然必须有这样两个结论：首先，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降低速度；其次，降低了速度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确实提高了。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参考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在十一五规划的各项指标中，在GDP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五年城镇新增就业计划增长4500万，实际增长5771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划年增长5%，实际年增长9.7%和8.9%。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计划达到2.33亿人，实际达到2.57亿人，年增长8.1%。在工业指标中，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计划五年降低30%，实际降低36.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划五年增加4.2%，实际增长13.2%。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计划五年分别减少10%，实际分别减少14.29%和12.45%。只有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没有达到目标，计划五年下降20%，实际下降19.1%。由于工业是耗能大户，显然能耗减低未达标的主要责任在工业。

十一五规划中，服务业的两个指标都没有完成。一个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计划五年增长3%，实际增长2.5%；服务业就业比重计划五年增长4%，实际增长3.5%。

总得说来，十一五规划完成情况不错，而这一切的成绩都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取得的。在十二五规划中，几个主要指标，除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计划五年增长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增幅大于7%，其他指标的计划增幅都相当于、甚至部分指标低于十一五规划。当然十二五规划中新增加了几个指标，比如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和万人拥有发明数量等。但是这些指标都与宏观经济关系不大。

虽然十二五规划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实际上，看似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牺牲掉部分经济增长数量，但是实际上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要求，在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上，具体要求并不比十一五规划高。

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所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而降低发展速度，无非是说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并且做不到同时抓数量和质量。如果确实如此，牺牲掉速度必须换取更好的质量和效益才对得起全国人民。而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十二五规划对质量和效益的考量并不比十一五规划更高；随后我们还将看到，实际上做到的，也没有体现出提高质量和效益来。

二、消费与投资

说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讲得最多的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又主要是鼓励消费。在十二五规划中这样写到，“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扩大内需”这个提法早已经不正确了。因为从2009年以来，除了2010年微不足道的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得贡献率都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扩大内需”这一口号，实际上非常可笑。中国的官僚们有种不动脑筋、习惯性的混日子思维，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现在仍然提“扩大内需”，还比如今年年初财政部长楼继伟说今年工作重点之一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把扩大消费看作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则是2011年以来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在200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低点35.8%，到2011年已经达到56.5%，超过了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但是在最终消费贡献率超过资本形成总额之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却是在下降了。

从2011年以来，大体上，平均每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两个百分点（当年价格）。这说明了消费的不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慢了，不论消费是否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它总归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转冷。而且从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增速每次较大幅度下降后，都不再能够起得来了。整个曲线，像下楼梯一样，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一个社会的消费品零售当然不可能永远快速增长。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下降，与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的增加，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发生，又是为什么呢？

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了，在GDP中，最终消费部分的增速也在下降。2013年更是下降到8.6%（当年价格）。也就是说，虽然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增加了，但是最终消费的增速在下降。鼓励消费的效果，在社会消费品零售和最终消费两方面都没有体现出来，唯一能聊以自慰的就是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增加了。

这种矛盾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最终资本形成总额增速的下降。最终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大幅度下降，给最终消费占比提升提供了空间。所以，说来可笑，最终消费比重的增加，并不是由于消费的情况多出色，而竟然是由于最终资本形成比重下降了。

从上图清晰可见，自2008年以来，最终资本形成的年度增速在以巨大的幅度下降（当年价格）。特别是2012年，最终资本形成的增幅降低到10.7%。

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在GDP中最终消费的比重增加了，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了。资本形成则没有这样的矛盾现象。在GDP中，最终资本形成的比重下降了，最终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速大幅度下降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在大幅度下降。

总之，一句话，在GDP中，最终消费比重的增加是虚假的，资本形成的减少则是真实的。消费没有被“鼓励”，投资则真切减少，这就是“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政策的真实后果。

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以目前的这种盲目扩大消费、甚至实际上以压缩投资为代价造成消费增加假象的做法，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

三、收入

消费为什么不旺，当然是因为收入不理想了。消费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当前收入，未来预期收入，储蓄。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收入。

2014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下降到7.3%，举国震动。为了安慰国人，有关人士找出若干个亮点，其中之一就是居民收入跑赢GDP。实际上，今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幅一直超过GDP增幅。所谓“居民收入跑赢GDP”，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废话。

从上边的走势图可以看出，居民实际收入增幅在2011-2012年间，扭转了08年以来的上升势头，转而下降。2013年相比2012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幅都下降了很多。从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来看，实际收入增幅与2013年基本持平。由于2014年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下降超过了实际收入的变动幅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幅之所以与2013年大致相当，主要是物价指数下降的结果。农村居民的名义收入增幅下降了（11.80% ：12.40%），但是实际收入增幅上升了（9.70% : 9.30%），这显然是由于农村居民的物价指数下降了。而城镇居民则是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增幅都下降了。

这其实很好理解。GDP是一个时期内的各种收入之和。GDP增速下降了，居民收入的增速也就下降了。同时增速下降的，还有国家的财税收入，企业的利润。宣扬GDP下降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跑赢GDP”，要么是无耻的谎言，要么是无意义的废话。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收入。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中位数790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中位数为24200元。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农村居民月人均纯收入还不到660元，一半城镇居民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2020元。这是个相当低的水平。

以这样的水平，培育一个健康的、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培育消费市场就出现了诸多困难，缺乏后劲。唯一能启动的，其实就是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市场。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与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比如，他们更多的是购买奢侈品、高档消费、高档服务，就是一般日常消费品，也与低收入人群不同。因此，培育消费市场，实质上就成了培育针对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市场，这个消费市场把普通低收入居民排除在外。

虽然李嘉图学派，包括像斯拉法这样的人，都以各种理由认为奢侈品在社会再生产中不对其他商品生产造成影响，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奢侈品生产对其他商品的生产必然产生影响。因为奢侈品利润高，所以必然吸引社会资源流向奢侈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等环节，挤占社会资源，压缩普通消费品的生存空间，影响普通消费者。

所以，在眼下中国的消费市场上，消费热点大多不是在低收入人群，也就是普通群众的消费范畴之内。大众产品被小众产品所挤压，大多数人被少数人所挤压，低收入被高收入所挤压。我相信，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在上海等大城市的街头，像现在的香港一样，到处都是销售奢侈品的店铺，在那里消费的都是一些有钱的人。而普通的大众，则蜷缩在小弄堂里，寻觅着日常生活所需。

四、物价指数

前边提到，中国的官僚们的思维惰性，延续旧观念，表现之一就是拿物价问题说个没完。除了楼继伟说今年工作重点之一是降低通货膨胀率，这还表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并特别做了解释（“着重对两个目标加以说明”）：“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考虑了去年涨价翘尾影响和今年新涨价因素，也表明我们抑制通胀、保障民生的决心和信心。我国农业连年增产，工业品总体上供大于求，粮食等物资储备充裕，进出口调节能力较强，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但今年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不少，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做好物价调控，切实防止对群众生活造成大的影响。”

这段话其实很有趣的。它一方面表明政府很重视控制物价水平，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另一方面，具体写出来的却只有有利于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因素，而对所谓“今年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而且还“不少”，却一个都没有说出来。

今年有什么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呢？事实上，不但没有与往年不同的“新涨价因素”，即使是往年的涨价因素今年也不强烈。比如，能源价格持续疲软。此外，经济增速放缓，货币政策紧缩，除非发生重大危机，否则不可能有什么值得重视的通货膨胀。实际上，今年的涨价因素只有一个，就是“改革”，地铁、动车、燃气水电等以各种堂而皇之的接口涨价。教育体制改革也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辅导负担。

事实上，除了2011年的CPI由于2010年的影响等因素，超过3.5%，从2009年起，其余年份均未达到这个数字。特别是2012和2013连续两年CPI在3%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把物价稳定作为工作重点，而且目标是控制在3.5%左右，还号称存在2013年的涨价翘尾影响和今年的新涨价因素，简直是个笑话。这个工作重点，这个控制目标，基本上官僚老爷们看看报纸喝喝茶就能实现。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