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午战争的七日谈（上）

　　第三日：“中华”的解体与“皇国”的形成

　　甲午战争爆发后，在琉球，被称作“顽固党”——与所谓“开化党”相对，但关于这些称呼，仍存在着某些争议——的人士，借为旧主尚泰的健康祈愿，实为祝中国战胜日本，声势浩大的会集于首里城的寺社之内，翘首期盼“黄色舰队”(南洋水师)兴兵而来，恢复琉球故国，惩处“开化断发”之徒。

　　“黄色舰队”最终没有来。

　　近来在历史问题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秦一统天下后的中国，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而是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那么“封建就不可能专制，专制就不可能封建”，因此过去“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提法有误，是生搬硬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形态理论的结果，这一“封建否定论”主要在中华主义者和部分左翼中间被接受。“封建就不可能专制，专制就不可能封建”，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日本的幕藩体制，那么它既是封建的，却又是专制的：江户幕府与各地大名之间毫无疑问是一种封建的关系，然而江户幕府强制于各地大名的“武家诸法度”与“参勤交代制”，却又明显的构成了一种专制关系。所以，“封建专制”并不完全是一个悖语。秦以后的中国是否脱离了封建制，中央是否为一个绝对的集权力量，这仍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比如我们要问：中国历来是一个“革命”(这里用其古意，而非指近代意义上的革命)之国，为什么发生那样多的“革命”?“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之中，会不会有对中央集权制下存在的“封建”因素的某些提示?如果秦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制”，那该如何解释在中国传统王朝中最强盛的唐朝却出现了藩镇割据?元朝这样庞大的多民族政权，它的中央集权程度又如何呢?毫无疑问，明、清两代，是中央集权及君权得到最大强化的两代，但不要忘了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直到雍正、乾隆“改土归流”、开辟各地“新疆”之前，少数民族土司政权的相对独立性(中央政府无权任命官员和驻军)，是不是一种“封建”的形态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传统王朝不仅是“中国”，更是“中华”，是建立在封贡(册封—朝贡)体系上的秩序。所谓封贡或朝贡体系，简单说来，就是以儒家意识形态的伦理纲常为依据，中国为君为父，他国为臣为子;他国都是中国这个“父亲”的分家，在自己的分家中享有自主权，但分家家长的更替，则仍需要得到“父亲”的认可方才合礼合法;“父亲”过生日，各分家也都要赶来，聚集一堂，为父庆祝。这当然就是一种“封建”的关系，朝鲜的朱子学者所谓的“尊周大义”以及后来反对“中华民国”，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当“封建否定论”在批判“封建制”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同时，自己也落到了西方理论的规定中，因为他们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分析“中国”，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中华”的存在，而这个“中华”才是传统中国的全貌。

　　1840年之后，“父亲”的威严不再，“儿子”也一个个被抢走。琉球“顽固党”，不愿断绝与中国的“父子”关系，但甲午战败，封贡体系彻底崩塌，台湾、辽东不保，更遑论朝鲜、琉球。直到今天，一些从事琉球独立运动的人士在谈到独立后将不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时，举出的理由之一就是当年“儿子”有难，“父亲”却未来救援。

　　“中华”的解体，同时造就了“皇国”的形成。

　　明治维新，虽然标榜的是“王政复古”，但明治国家—近代天皇制并不是复古的产物。日本学者小森阳一正确地指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是把‘天皇制’作为封建制度所残存的制度看待的，他们认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非常不彻底，它保存了实为封建制度遗存的‘天皇制’”，但是“应该认识到‘近代天皇制’与此前的‘天皇制’已经断裂，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内涵。”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天皇”身份的变化。

　　由于长期的武家政治和民间对佛教的强烈信仰，天皇及其意识形态支柱神道教几百年来都处于边缘地位，一直到德川幕府的末期都是如此。如福泽谕吉所言：“我国人民，数百年间不知有天子，而仅仅是在传说中提到天子。”与幕府代表进行谈判的美国驻日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汉名吓厘士)回忆道：“他们[幕府高官]在谈到天皇时，无不使用近乎轻蔑的口吻，而当我使用日本人对天皇表示尊敬的某些词语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据他们说，天皇既没有钱，又没有政治权力，在日本受到尊重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他不过是个一文不名之士。”倒幕派打着“尊皇”的旗号挑起戊辰战争，但根据战争时期在地下流传的讽刺锦绘(一种浮世绘版画)的主要内容来看，日后的“明治大帝”被画成影射长州、萨摩两藩的成年男女背在肩上或是抱在怀中的婴儿形象，尽管当时的睦仁已经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然而在画师或许也是一般民众眼里，天皇只不过是一个还裹在“大人”(雄藩)的襁褓里需要照顾的“婴儿”。

　　日本成体系的“尊皇”思想主要起自水户藩。前期以德川光圀为代表，他受流亡日本的朱舜水影响，在编撰《大日本史》的过程中，突出了”“大义名分”和“皇统”的神圣性，形成所谓水户学。此外，据说刺激光圀编撰《大日本史》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光圀不满于幕府官方林罗山等人所编史书《本朝通鉴 》中有关日本人是“吴太伯(周太王之长子)之后裔”的记载。在一个普遍崇华的时期，把日本人说成是中华帝裔的后代，无论真假，显然都是自贵出身的举动，然而光圀却大为愤慨，这一点尤可注意。后期水户学以德川齐昭为首，在幕末大倡“尊王攘夷”，影响了诸多维新巨头，水户藩也成为幕末激进政治运动的一大中心。不仅如此，水户学甚至影响到末代将军庆喜。当支持幕府的法国人提出愿意援助庆喜对抗新政府时，他表示“日本的国体不同于他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张弓。”

　　庆喜说的当然不是事实，日本历史上对“天子张弓”的事情多得很。因为反对武家政治，起兵失败而被杀死、流放、软禁的天皇屡见不鲜，就连睦仁的父亲孝明天皇都有是被毒杀的推测。然而，明治维新重写了天皇家的历史，一点一滴地构造起了原先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万世一系”、“金瓯无缺、冠绝万邦”的“国体”神话，其原因何在?因为对于明治国家的实际设计者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替由“废封建而为郡县”并且阶级差异很大的新国家找到一个可以推动近代化的对内向心力，在出洋考察的过程中，如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所言：“他们并不是仅仅看到由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机构所构成的世俗国家。他们曾经看到的是由拥有基督教社会这种认同感，拥有国王、皇帝以及总统之类统治中心或国家理念这种集结点，以及共同拥有对于国家的忠心与献身精神的国民所构成的那种现代世俗国家。”明治维新的巨头们“过去”在“尊皇”思想中找到了对内向心力，一举推翻了幕府，“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思想普及到所有新生的“国民”中间去，形成整个国家的对内向心力，完成富国强兵并最终与西方列强比肩的事业，这也是福泽谕吉所谓“国体”是一种“功用”的道理。至于选择天皇神话作为对内向心力，是因为就日本当时的国情而言，其内部的离心力远高于向心力，天皇神话是他们可能找到的惟一东西;对此，日本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德富苏峰说得再明白不过：

　　日本和中国都可以称为古国，但相比较的话，日本的古与中国的古，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唯一可以向中国和世界炫耀的就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只有这一件事是空前绝后、世界无比的。

　　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朝鲜、印度等国文化的影响，现实中又面临着来自强大的西方近代文明冲击的日本，只有依靠“空前绝后、世界无比”的“万世一系的皇统”才能够凝聚“国民”，塑造“皇国”;换言之，需要神话来推动近代化——中国的康、梁等维新派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在光绪帝和孔子身上寻找向心力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因为光绪是一个虚弱的君主，而孔子是世俗的教主，他们无法提供维新派所希望的像日本那样的神话性——但是，假如日本无法赢得甲午战争，那么无论国内做何种努力，恐怕也无济于事;而通过战争，“皇国”终于完成了它梦寐以求的成人式。

　　明治国家—近代天皇制帮助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但它的设计者们也为这个“国体”埋下了定时炸弹。在鹤见俊辅等人看来，伊藤博文为明治国家设计的是一种“显教密教”相互作用的体制：所谓显教，就是天皇为统御一切的绝对君主;所谓密教，就是天皇是君主立宪制度下的有限君主。对军队和“国民”宣扬的是显教，由此凝聚人心，以利于统治阶级上层推行国政;统治阶级上层则遵从奉行“密教”，保持精英治国的合理主义性格。但结果忠实于显教的军部骄横跋扈起来，开始鼓动“国民”一起讨伐密教，最终把伊藤博文设计的“显教密教”体制摧毁(天皇机关说事件、国体明征运动)。不过，“显教密教”论忽略了原始设计本身的缺陷。正是伊藤等人制定的明治宪法赋予显教堂堂正正的威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实施统治”——而密教只是上层的内部约定。因此，当显教的最大拥护者军部发起讨伐时、密教自然无法抵挡。而那些同样察觉到教义秘密的右翼国家改造运动的激进分子，为了彻底驱逐密教，实现真正的“天皇亲政”即所谓“昭和维新”，则不断地进行暗杀和政变活动，终于在“二·二六”事件中达到白热化。作为裕仁，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搞“昭和维新”的势力，不仅不会像明治维新那样赋予天皇制以力量，反而将威胁到天皇制统治的稳定。因此，裕仁在其战前的君主生涯中，惟一一次从暧昧和神秘主义的伪装下跃出，对所谓的“忧国志士”们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手段。尽管如此，日本的“国体”显然出现了很大问题。“皇国”的对内向心力建立在近代天皇制之上，对外向心力建立在侵略扩张之上;当对内向心力发生动摇时，只有通过集中凝聚对外向心力方能重新稳固对内向心力。“二·二六”事件的翌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国体”的危机。

　　最终，“皇国”还是成了一头反噬自身的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