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午战争的七日谈（上）

　　第二日：战败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战败?

　　即使在一百二十年后，对此问题的回答依然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慈禧挪用军费修园子;李鸿章资敌卖国;清流派空谈误国;体制性腐败;君主立宪对封建专制的胜利等等......甚至还有某些带有“反清复明”性格的复古式观点，如满人统治下造就无血性的奴才，所以打败云云。

　　日本的对外战争，是一种真正的“博徒(赌徒 )式战争”。细察关于甲午战争之日军方面战记，其实日军战胜与战败，不过一纸之隔而已。决定战争胜败的三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日军似乎哪一项都不具备。日军进入朝鲜，要征用当地人夫和马匹，但朝鲜民众对侵略军既恐惧又敌视，强征来的人夫，往往乘着日军不备逃之夭夭。使得日军的行军速度大为迟滞，甚至在中日陆上首战的成欢之战前，发生军官自杀谢罪的异常事件。现在一些流行的历史叙述中，与清军相比，日军不仅在武器上，而且好象在各方面都是很先进的军队。实际上，当时的日军也是“穷人部队”——实际上“皇军”一直都是穷人部队——缺衣少食，尤其当战争进入到冬季时，寒冷的朝鲜半岛与辽东地区，许多士兵连条被子也盖不上，手脚皆被冻伤。此外，当时的日本并未建立对于留守军人家庭的保障制度，那些农村出身的士兵家庭因此陷于赤贫状态，苦不堪言。军用通讯技术依然非常落后，而日军最大的弱点就是其后勤补给，随着战线的拉长，兵站系统脆弱的问题也就愈加突出。日本在战争中，前怕狼后怕虎，始终对于俄国可能的介入提心吊胆，因此才将东学农民军驱赶至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方的珍岛(今年韩国沉船事件发生地)，惟恐农民军北上进入俄远东地区(沿海州)，造成俄军入朝的借口;而特命驻朝公使井上馨甚至担心日本的盟友英国乘汉城空虚，会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甲午战争虽然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惨败，但综合具体数据来看，是役：中国军队阵亡者(战死与伤病死亡合计)约在3万人，日军阵亡者约在2万人，朝鲜东学农民军的阵亡数较难准确统计，估计在3万至5万人。从中可以看出，东学农民军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但日军负责“讨伐歼灭”农民军的只有3个中队600人(原下关彦岛守备队后备第十九大队)，由于武器装备及训练程度相差悬殊，日军死亡者极少，所以日军大多数的死亡是在与清军作战时发生的，这一点应无疑义。虽然日军死亡的原因大多为“伤病死亡”和所谓“疫病”，但这也属正常。因为近代战争，虽然武器的杀伤力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但击伤率仍旧大大高于击死率，所以大多数的“阵亡”都是因当时战地医疗水平的不发达而造成的“伤病死亡”，同时基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传染病自然也成为另一大死亡原因，清军方面应该也是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清军与日军的阵亡比实为1.5比1，低于日本获胜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对沙俄的阵亡比，恐怕也远低于之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与日军的阵亡比。也就是说清军虽然落于下风，但也很难说是那种不堪一击式的溃败。中国军队在主要战役中的表现当然很糟糕，几乎输掉了所有重要的会战。黄海海战，是标志性的失败，因为沉入黄海的不是一支北洋舰队，而是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平壤之战，以坚城重兵敌疲惫之师，竟致溃败。但尽管如此，黄海或平壤的失败，并不能决定整个战争最终的胜败。二战时的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遭受过远高于此的损失，后来德军兵临城下，几乎危在旦夕。而甲午之役，日军虽然攻入中国境内，但尚未越过山海关，关外之军和各地民团的抵抗仍在继续，关内也远未到无兵可战、无将可用的地步，后来刘永福之黑旗军尚能在台湾与日军一战，即为明证。山县等人虽然叫嚣要突破山海关直捣北京，但凭日军当时粗陋的兵站系统和军事地图的准备情况，实无此能力。就算兵临北京，必会招来列强的不安，从而导致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与靠山英国的关系也将面临风险。

　　但是，日本这个“博徒”将中国强行拉入一场赌局，在赌局的尾声，尽管手中已经没有几张好牌，但就像文艺作品中经常描写的那样，虚张声势，将手边所有的筹码都压到了桌上，结果中国退缩、认输。

　　在对甲午战争的败因进行分析或历史问责之前，首先要正本清源的——不是替失败者开脱——进行一个大的问责，也就是说对帝国主义时代进行历史问责。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效直接体现于对帝国主义的适应性，在这一点上，中国相比日本具有“先天性缺陷”，分析甲午战争的败因，这实为一个基本的前提。

　　分析甲午战争的败因，说到底分析的是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两个运动，为什么结果却如此不同的问题。很多相关研究都会这样发问：洋务运动早于明治维新——对于这一认识，必须注意到日本以西方为蓝本的近代化改革，其实早于明治维新，从幕府末期就已开始。某种程度而言，倒幕派正是担心幕府的改革可能成功，才加快了倒幕的步伐——但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洋务运动却失败了?我们知道，近代西方文明，无论是上节提到的地图测量、制作技术(它带动了日后照相技术的发达)，还是交通通讯、资源开采、金属冶炼、大众传媒、大型载具的发明、特别是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应的近代金融财政制度，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欲望——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友爱——是其最重要的兴奋剂。洋务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威胁，而是由于国内因素。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和云南杜文秀等人的起义中，亲身感受到了西洋武器的力量，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才开始了这个运动。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被视作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努力的运动，其核心精神的保守性。以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师为例，其主要目的是近海防御;而日本建立舰队是为了什么呢?“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两者的差异一目了然。中国丝毫没有向他国扩张的念头，只是想保持固有疆土的稳定。因此，庞大的海军军费开支，无论是补强还是维护，被清流派看成“徒糜巨资而无一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在1880至1894年之间，由于先后与俄国、法国、日本签订了关于疆界以及朝鲜问题的条约，又建起了强大的舰队，一时间似乎风平浪静，天下无事，危机意识又趋下降。反观日本，“西南战争”之后，各种小规模的动乱与事变不断，放弃了军事反抗的士族则将斗争策略转向了“文斗”，即所谓“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因此始终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为了转移士族过剩的精力和国内各种尖锐矛盾，就必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形成举国一致的对外向心力;这个最大公约数和对外向心力当然就是侵略扩张，从而搭上帝国主义的末班车。于是，从藩阀政府、叫喊着“内修民权，外争国权”的自由民权派、心怀不满的旧幕臣、右翼“壮士”、大陆浪人一直到普通百姓，在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默契，因为：他们都有着对于日本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危机感和“雄飞大陆”寻找出路的“使命感”;“对内争斗，对外(侵略扩张)一致”，正是之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如同我们之前所言，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对于帝国主义的适应性，直接影响到学习与帝国主义肠肚相连的近代西方文明的动力及其成效。所以，更符合帝国主义精神的明治维新最终战胜保守的洋务运动，也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了。只是明治维新虽然获得了“成功”，一举搭上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旧帝国主义的末班车，但也因此产生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巨大而疯狂的怪物，造成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灾难。这也正是竹内好在其《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中所提示的道理——“亚洲的进步是什么?将其视为与西欧的进步相同的东西是否合适?日本蹈袭西欧的进步而成了亚洲的反动势力。”

　　甲午战争期间，在琉球的日本侨民人心惶惶，组成各种“自卫”组织，计划着一旦中国南洋水师攻来时，立即前往久米村(中国移民后裔聚居地)屠杀村民，免除“后顾之忧”。不过，南洋水师由头至尾都未出现，因为中央政府根本无法调遣南洋水师。其他如湘军吴大澂等的出兵，主要也不是因为中央的调动，而是“自动请缨”的结果。中央的兵部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从中也就可以窥见战争的另一个败因，即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相反性。

　　如前所述，触发洋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起义。对起义的镇压最终依靠的是地主士绅阶级的地方武装，而不是中央政府的军队。换言之，作为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暴力工具已经老朽不堪使用，这证明了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陷入重大危机。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所谓的“同治中兴”，表面上似乎重新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实则却造成中央权力的继续涣散，而真正的力量掌握在那些在镇压人民起义过程中出人头地的人手中，其代表人物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一直称甲午之战是以“北洋一隅”对抗举全国之力的日本，但问题在于，这正是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正是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大臣得以坐镇北洋而“遥执朝政”的根本原因——尽管著《淮军志》的王尔敏称李鸿章及其淮军没有分离主义倾向，更非军阀，李本人“不但与中央充分合作，而且十分效忠”。但问题在于作为最重要的腹心之地(京畿)的保卫者是私兵性质的部队(淮军)，而非国家武装力量，已经足以说明中央权力之衰弱。至于说李鸿章效忠中央，由于中央有帝后党之争，因此效忠中央与效忠君权或中央集权并非一回事。此外以李之狡猾老狯，既已有莫大权柄，又知清朝气数未尽，主观上实不必做董卓乃至安禄山之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上李无此能力，日后袁世凯之北洋便为明证——不仅中央与地方是离心的(因为洋务运动)，地方与地方也是离心的(因为洋务运动背后不同的列强势力)，中央与中央也是离心的(因为后党帝党之争)。具体到战争，中央政权特别是君权虚弱，造成光绪的决策能力低下，对真正的军事情况完全缺乏了解，因此在各派间动摇不定;主战派虽有热情，但基本上没有军事和外交实权，左右不了大局;洋务派巨头李鸿章心存私计，总想保住自己的那些家当，对持久抗战既无信心也无兴趣，只希望依赖列强的调停来收场，并且准确揣摩到中央政权实际的统治者慈禧的心意;慈禧对于主战派(大多为所谓帝党)既厌恶又危惧，为了不让帝党得势，尽快乞和理所当然。这样，虽然在战争期间主战派好象具有一定声势，但乞和派却牢牢掌握着实权，不继续坚持抗战而屈膝马关的原由便在此。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大难到来之前，似乎真的能让清朝迎来“中兴”;然战事一起，顷刻间云散烟消。而晚清时期发生的中央权力的涣散直至溃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告结束。

　　日本在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的是一个相反的运动。用明治国家实际上的设计者伊藤博文的话说就是：“要使国家兴盛必须实行郡县制。”“废封建而为郡县”，只有去封建化，才有可能以国家力量推动征兵制度等一系列的近代式改革，才有可能构造“皇民”，才有可能建立“皇国”。当然，明治国家—近代天皇制建立的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它模仿的是普鲁士式的非常军国化的君主立宪制。

　　综上可知，尽管睦仁骨子里是一个反西方的保守君主，而光绪则对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表现出更高的热情，但这不足以改变中日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差异。

　　围绕甲午战争的败因，恐怕还将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吗?“反思甲午战争，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这样的“反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但正像我们已经论述过的：甲午战败，并不是因为洋务运动的“不彻底”，而是洋务运动自身逻辑下一个合理的结局。

　　作为余谈，近代日本最大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是这样分析中日在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上的差异的：

　　“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在福泽看来，因为中国人的头脑“贫困单纯”，所以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赶不上日本。但是，与福泽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位具有实学思想的中国官员金安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

　　“世人皆以西洋为智，而臣独以西洋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专，制器能利。而中土之聪明十倍过之，其不专不精处，则皆聪明之误也。世人皆以西洋为谲，而臣独以西人为騃。唯其騃也，故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土之圆融亦十倍过之，其不整不肃处，则又圆融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