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午战争的七日谈（上）

　　“倭则无赖之泼皮，中则破落之大户。”

　　——(《张謇致翁同龢密信》)

　　第一日：“外邦测量”

　　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陆军制成二十万分之一的巨大的《朝鲜全图》(1888年测量);战争开始后，该图成为用于日军广岛大本营的主要地图之一：按此地图制定作战计划，攻击朝鲜的清军和兵分三路对东学农民军展开“讨伐歼灭”。

　　张松献一图，刘备乃得天府之国，成三分霸业。地图与军事的紧密关系，尤其是近代地图的制作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紧密关系，是一个不言自明但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日本首次感到制作近代地图的重要性，是在1877年日本“最后的内战”——“西南战争”期间。“维新三杰”中最具个人魅力的西乡隆盛在家乡鹿儿岛发动士族叛乱，全国耸动。2月，京都天皇行在所发出“追讨贼徒令”，前往镇压的明治政府军，紧急下令编制九州全图，但因缺乏相应资料，难以敷用，不熟悉战场地理的政府军，一度陷入没有地图就无法行动的尴尬境地，而曾代表着日本最高制图水平的“天保图”在这场战争中则几乎毫无用处。直到6月，陆军省参谋局第六课(测量)全部出动，奔赴战地实施迅速测量;第五课(制图)则部分出动，将迅测地图制成可供作战之军用地图，该项测量与制图的任务一直持续至战后。“西南战争”是近代征兵制度下的“百姓町人”战胜了号称最强的萨摩的封建武士集团，证明了近代征兵制度的威力和封建武士道的历史性失败——故而真正的所谓“武士道”在“西南战争”后就已经宣告灭亡了——同时，明治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制作近代地图的必要性。战争的翌年(1878)12月，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山县有朋任参谋本部长。此后的日本：1)开始强化建立真正符合“国民皆兵”的“大日本帝国”的制度基础;2)近代地图的测量、制作，其中心由国内转向中国、朝鲜，即所谓的“外邦图制作”与“外邦测量”。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情报侦察早在1871年就已经开始。是年，《中日修好条约》签订，这是两国基于近代国家关系签订的历史性条约——但关于这个条约，10年后李鸿章在与竹添(时为日驻天津领事)的会谈中称：“尽管总理衙门表示反对，但由于我极力主张与日本友好相处，断然促成该条约之签订。”也就是说，是李鸿章压制了总理衙门的反对意见，做出的“独断”行为。这个事例反驳了近来一些为了替李开脱责任而将其描绘成“权力有限”、“忍辱负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的观点——随订约使团同来的“留学生”之一福岛九成，就是同年4月由日本陆、海军及外务省中选拔出的属于陆军系统的情报军官之一，而此时明治政府立足尚不过四年，居心叵测如此，实令人脊背生凉——此时不由人联想起那位离开我国未久的北大著名留学生“加藤君”。这个在本国无人问津的小人物，到中国后不知得了什么法宝，一时间从“知日派”教授到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各大媒体，竟将其吹捧成一位超级公知明星、“中日友好的使者”。我不想说“加藤君”怀有什么特殊身份，因为“加藤君”满口谎话的作风似乎过于高调。但正由于我们的“努力”，把“加藤君”变成了一个的确可以获取很多情报的危险人物。

　　使领馆军人、“留学生”、“教官”、大陆浪人，这些人来到中国、朝鲜，利用所谓“侦察旅行”，深入偏僻不毛之地，获取大量情报。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关于地图的测量及制作。

　　1881年，山县为首之陆军强力人物捏造利用所谓“陆军机密地图出卖未遂事件”，彻底排除了明治初期的法式制图法而代之以军事色彩强烈的德式制图法，并最终将日本之地图测量、制作之权完全控制在参谋本部手中。1884年，日本设置测量局，强化全国测量体制;1888年，又创设“陆地测量部”，其实质是“外邦图制作”体制的强化，为侵略战争作着坚实的准备。

　　“外邦图”的制作与“外邦测量”活动，在甲申事变(1884)至甲午战争(1894)的十年间达到最活跃期，其重要成果便是针对中国、朝鲜的“邻邦二十万分之一图”的完成。虽然当时中国的国防意识很差，但盗测行为本身仍然具有很大危险性;而日本的这些盗测者冒着送掉性命的危险，主要依靠目测与步测，进行如此庞大的“外邦测量”计划，这种邪恶的毅力不能不让人感叹。关于日本所制之“外邦图”，甲午战争时，作为吉林将军长顺幕僚的顾云曾提到：

　　吉林军于辽阳、海城间获日谍，帽藏辽阳图一纸，极精，有日明治十三年石印，是年为明治二十七年，图成十数年前，可为豫矣。(《辽阳见闻录》)

　　明治十三年即1880年，正如上文所言，其时日军参本测量制度尚未完备，地图制作仍属粗率，但在十四年后的高级幕僚顾云看来，已是“极精”，足证日人之用心，也并证了中国自制地图的水平。当时的大清对于近代地图的认识，似乎完全无法同日本相比。客观原因是中国没有入侵日本的念头，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需求和危机感;而主观原因是当时主导外交的洋务派仍天真地幻想着“中日提携”的“大局”。问题是“知己知彼，百战不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把这些教训都抛在了脑后;而日本则是“既有害人之心，又有防人之心”。上文提到的“陆军机密地图出卖未遂事件”，起因便是时任驻日公使参赞官的黄遵宪，希望从日方处得到一张标注有汉语的普通的日本全图，结果竟造成一系列相关日方人员离奇死亡的事件。

　　1894年8月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对日正式宣战。同日，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即奔赴战地，进行测量、制作、拍照工作，并组成战时测量班，分属于各军司令部。根据测量班人员日后的回忆，战地测量活动其实异常艰苦，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日军在侵入中国后，实际上面临到相当顽强的抵抗。 不过在甲午战争期间，二十万分之一“外邦图”的利用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暴露出来诸多的缺陷。因此，以甲午战争为一大转折期，急速成长的“大日本帝国”，其地图之测量、制作工作更一力倾注于“外邦”，由此产生的畸形后果便是：与日本国内地图制作水平的低下与停滞形成鲜明反差，“外邦图”的制作，因急迫的扩张动力而迅速引入最新的技术，却很快达到了世界级水准。

　　对中国而言，“外邦测量”不是遥远的过去，也并非日本的“专利”。近年来，不断有美英等心怀鬼胎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非法测绘，不过在这其中，日本表现得异常活跃：

　　2005年9月，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在中国新疆对和田机场等地进行非法测绘，后被依法处理。

　　2007年3月，一名日本人在上海各主要道路非法进行导航软件测试活动。

　　2007年3月，相马秀广等4名日本人非法对新疆艾丁湖地区进行测绘。

　　2007年3月，两名日本公民佐藤正光、水上和则以考古研究名义，在江西南丰、鹰潭、上饶、铅山等地非法测绘。

　　2009年7月，日本人三宅省吾涉嫌非法采集福建地理信息数据，被群众举报。

　　2010年2月，某日本公民携带手持GPS接收机在新疆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活动。

　　2011年，一名日本人从甘肃沿秦岭一路测量过来，在宝鸡某要地被抓。

　　对于那些宣称日本不会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天真乐观论调，从甲午战争前直到今日仍在继续着的“外邦测量”活动，恐怕已足以给出否定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