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自残

中国经济的自残

    杜建国

当前中国经济的客观形势到底如何？媒体与学界对经济现实的解读离谱到了何种地步？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如何被误导的？都有哪些问题？让我们从新旧两届政府交班的2012年时代说起。

一

近年来，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描绘为国（国企）进民（私企）退、高速低质、国富民穷，而我认为这一描绘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对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的特征概括为：国进民进，高速高质，资富劳穷。首先，国进民退根本不存在。其次，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不仅体量、规模空前庞大，而且其质量也得到了快速提高，中国各个产业到2012年的时候，已经大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有的甚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根本不像媒体宣扬的那样只有速度没有质量（对此可参阅拙文《中国缺乏科技创新何以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等）。2014年7月，李克强视察南车株洲车辆厂与研究所时，就直言“没想到技术进步这么快”。没想到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或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有三种走向或选择。第一种，是最优选择，即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继续做大“蛋糕”，做好“蛋糕”，维持国民共进、高速高质，在此基础上，再分好蛋糕，调整劳资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第二种是次优选择，即继续维持胡锦涛时代的局面，不做大的改变，但是，这种选择面临着很大的舆论压力，因为不仅是右派、而且“左派”要求“改革”的呼声都很高。在2012年，上届政府已经显示出对自己的经济政策逐渐失去了信心。第三种选择，是最坏的选择，就是接受“自由”派或右派的主张。自由派的观点也可以被表述为一种“蛋糕”论：随着中国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掠夺资本——自由派要将其都装进自己口袋里面的欲望也就越强烈，这完全是一种“抢蛋糕”论——既不做大蛋糕，也不做好蛋糕，只讲抢蛋糕。为此，自由派制定了一个“危机倒逼改革”战略。从南方周末到财新传媒，从传统媒体到微博，右派掌控了中国的舆论，他们要通过舆论来倒逼政府采纳他们的意见，进行他们喜欢的改革。他们的舆论宣传战略的内容大致有如下层次：第一，宣扬经济改革停滞；导致第二，经济即将崩溃；为此第三，必须得深化改革。

先讲讲自由派鼓噪的“改革停滞论”。经济方面，自由派主要诉求就是全面私有化，所有宣传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92年以后，那时候我还年轻，有些事情当时并不理解，现在回想一下，感觉那时候自由派似乎称得上是上顺风顺水的，他们对改革进程也基本满意，怨气不大。2001年入世后，自由派甚至可能认为形势不可逆了，比较乐观。2002年后，形势逐渐有所改变，自由派的怨气就逐渐变大了。2003年，成立了国资委，意味着经过九十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后，剩余的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基本不许再进行私有化了。2004年-2005年，政府又收拾了靠诈骗手段企图鲸吞国企的顾雏军，自由派遭受了较大狙击。此后，国企出人意料地开始做大做强。于是乎，自由派就开始鼓吹中国改革停滞了，像吴敬琏，这两年就带头大肆宣扬改革自2003年起陷入停滞，一停就是十年，矛头直指胡锦涛这一届。吴敬琏们无非是说，这么大的蛋糕，这么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光全球五百强就有八十家左右，你们竟然不让我们瓜分了，我们能不跟你们急吗？我们能不攻击你们停止改革了吗？这些年国企做大做强，明明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本事（参阅拙文《国企其实是科技创新的典范》、《重新评估国企的竞争力》等），可自由派颠倒黑白，硬说国企靠的是垄断，其实垄断国企只占国企的极少部分，且垄断国企如铁道部、国家电网、中石化等，是很高效的。

2008年后，自由派攻击改革停滞又有了一个新的重要领域。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用大规模的四万亿宏观调控令经济止跌回升（当然细节方面有不当之处），这令自由派大为不满甚至恼怒。他们本来认为，西方都不行了，中国更得不行了，没想到此消彼长，中国竟然脱颖而出，让西方相形见绌，他们怎能不恼怒？他们夸大四万亿的负面作用及不当之处，全然不顾四万亿令中国经济避免了希腊式倒退或美国式停滞的糟糕局面。“政府干预加强”，成为自由派攻击改革停滞的又一个口号。媒体天天鼓噪说当前经济下行是08年4万亿的后遗症，这纯属胡说。美国经济到现在还停留在2007年的水平上，难道是因为4万亿后遗症？希腊长期负增长，也是因为4万亿？经济下行，2013年之前是因为经济自然波动以及国际拖累，2013年之后又加上了政府故意加重这一趋势的因素（对此我后面有详述）。 

自由派宣称，国企做大做强，就是“国进民退”（国进民退根本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私人资本的比重一直在提升，国资比重一直在减小），政府干预，就是反市场，就是靠“打强心针”来维持经济；打强心针的重要表现据说是地方债务危机加重，这一危机将令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自2011年起，自由派大肆鼓吹这一论调（该论调直至2013年11月审计结果出来，政府整个债务还不足GDP40%显示非常安全，在此后才有所减弱）；国进民退与打强心针，令中国经济光有规模没有效益，光有速度没有质量，光有低端与山寨没有高端与创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中国经济重则即将崩溃，轻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停滞不前了，这是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鼓捣出来的名堂）。

现在就到了第三个层面。为了避免崩溃，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自由派要求深化改革，即“改革再出发”。深化改革的内容，第一就是瓜分国企，理由是不瓜分国企，市场经济就不完善，经济就好不了。第二，就是降低速度，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提高质量，才能完成结构调整，才能完成产业升级。降速提质论纯属胡说八道，经济领域，只有加速提质，不可能有降速提质，降速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降质。如同西方，深陷危机，速度降低了，质量也下降了或止步不前了。自由派这一套逻辑，其实是“休克疗法”的另一种形式或表现而已。休克一下，经济就会好转、就会健康的，可事实证明，只要休克了，要想恢复健康是很难的，相反，像苏联，休克了以后，就一蹶不振了，由发达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自由派打着“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旗号，恰恰将中国引向了中等收入陷阱。林毅夫仅仅因为坚持说中国经济未来能够维持高速增长，就遭到了媒体的围攻。

过去自由派主要是“唱衰中国”，不料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被唱衰，反而在2008年后更为强大，于是自由派在唱衰之外，自2011年起，又采用了“诱衰中国”的战略。“诱衰”，是我发明的一个词。降速提质论就是进行“诱衰”的理论。

二、

实践中，自由派的战略也可以称之为“舆论宣传倒逼改革”：掌控舆论者强行制造出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舆论，让这种舆论冒充现实，以现实的名义逼着政府做出改革决策。在舆论方面，尤其是经济舆论方面，自由派是一统天下的。自由派制造的舆论共识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新一届政府受到了这种舆论的压力与误导。三中全会决定就反应了这种舆论的影响。

三中全会决定出来不久，我就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对之逐条逐句地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三中全会在国企改革、速度与质量、税收、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基本都是采纳自由派的。快一年过去了，我敢说，我的《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决定》出台后，自由派一片欢呼，是不无道理的。

曾被我面斥为“投毒犯”的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于2013年12月初，三中全会不久，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毛泽东模式与市场改革》，称“这次会议（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成果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从去年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可以找到影子。该报告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写，李克强总理是该报告主要的内部发起者，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也对该报告表示欢迎。”佐利克指出，中国新一届政府执行了一种“政左经右”的方针。

《决定》符合自由派的胃口，那么近一年来的落实情况如何呢？《决定》大都是原则性、最高纲领性的，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及时间表。中共这些年来常常有这样一种作风：一开始口号喊得很响，但是实际操作却较为谨慎。《决定》的实施，目前看来，某种程度上也有些类似。《决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此改革，自由派理解为私有化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尤其欢迎。针对混合所有制，当时在《决定》中并没有如何避免国资流失的相应内容，自由派对此一片叫好。不过过了几个月，到2014年两会，习近平又转而强调不许出现国资流失的情况。习近平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这番讲话，可能是对《决定》的补充或制衡，也可能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得而知。

国资委对于旗下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比较谨慎，没有要求一哄而上，而是要求先试点再推广。2014年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宣布选择6家央企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先试点再推广的方针，也受到了自由派的抱怨。

《决定》提到了国企领导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因为涉及到国资流失，国资委在这方面至今也没有出台具体细则，媒体报道说该细则可能得2015年初出台。股权激励有害无益，只会激励国企管理者侵吞国企的野心，同时破坏国企的原有管理体制，对国企经营没有任何正面帮助。

央企的改革较为谨慎，相较而言，地方国企的改革就冒进一些。像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属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就比较糟糕。该方案要求国企在竞争领域只保留20%的比重，也就是说此比重之外的国企未来将都进行私有化。这跟强行命令国企退出竞争领域是差不多的，而目前经济领域当中已经很少有非竞争的领域了，这就是变相的私有化。

官方的折中主义或谨慎态度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到2014年5月28日，在此之外习近平又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降速提质”方面，自由派也曾希望政府能大幅度地落实，相较而言，官方也是比较谨慎的。如现在官方提出的“新常态”，就是折中主义的典型表述，大致是一面说赞同降低速度，由高速换挡到中高速，容忍“阵痛”，但是一面又强调不能降得太多太快。

三、

下面谈谈国务院。

国务院的问题在于教条主义，迷信“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两年来国务院的经济功绩就是经济不断下滑。国务院说，第一，为了改革，为了结构调整，速度下滑是必需的；第二，只要释放了改革红利，激发了市场活力，经济就会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与源泉的。实践证明，这都是错误的。

2013年上半年经济下滑较严重，五月份李克强仍坚持说：“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调节作用，是能够调整一般性经济波动的”。结果经济一路下跌不止。到七月份他明确改口风了：“从国内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2014年，上半年经济下滑更明显，年中他慌了，要求地方官员“有为”。你到底是无为还是有为？今年增速跌破7.5%已成定局。国务院及媒体说降低速度是必需的，有利于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那么两年连续降速后实现升级了吗？国务院与媒体都说升级了，依据是服务业产值在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了，甚至超过了第二产业即工业。遗憾的是，服务业的单位劳动效率是低于工业的，这不能说是产业升级，没准还是产业降级。像印度服务业比重很高，经济整体水平却比中国差远了；巴西经济依靠制造业时，势头很好，等服务业比重大幅增加后，经济反倒停滞不前了

以往降低速度就会导致就业下降，现在国务院说，虽然经济下降了，但是就业率却没有下降，依据是服务业容纳了更多的就业，因此，增速下降就不用担心，反正就也没问题。不过这一逻辑也存在两个内部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首先，人民不仅要求就业，还同时要求更高的收入与更好的生活，如果就业主要是靠到收入较低的服务业来解决的，这就无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完全可以退回到文景贞观时代，那时候人人都是农民，失业率也很低。其次，服务业不是独立于整个经济形势的，经济速度下降，一损俱损，工业严重下滑，服务业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最多只是早一点晚一点而已。

国务院还声称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了但是人民收入增速却上升了，这意思是说蛋糕做大的速度减慢了，但是人民分到的蛋糕却更多了，对此我无法理解。反正美国经济速度下降后，人民的收入也下降了。经济下降了，就业率没变，结果只能有一个，就业者的收入下降了。

经济速度下降经济质量却提升、速度下降就业上升、速度下降收入上升，国务院目前宣扬的这套逻辑，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也没有发现其他国家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能有同样的情况出现。

一面鼓吹简政放权、市场决定，一面又强令企业压制产能，这是什么路数？

国务院目前实行的实际上是“只要改革、不要调控”、“要改革不要刺激”，调控、“刺激”本来是政府的本职工作，现在被妖魔化为反改革的反市场的，因此要完成改革，就得放弃调控。李克强最近说，“宁愿用改革来刺激，释放更多市场红利”。遗憾的是，单纯指望“简政放权”之类的改革来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今年也放权了，也扩大私企的投资领域了，可是私企的投资并没有上升，没有投资经济就只能下降。企业要投资，就得有利润可赚，经济形势预期就得上升，现在经济下滑严重，利润空间压缩，人家凭什么去加大投资呢？投资动力不在于放权，而在于能赚钱，再怎么放权，只要不赚钱，人家照样不会去投资。国务院一面放任甚至刻意用财政货币手段压制经济增长，一面又迷信“简政放权”能带来增长，令人匪夷所思。夏小林最近有篇文章《‘简政放权’未扭转私人投资下行——2014上半年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其标题已经说明了要害所在。

对小微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经济繁荣，保持高增长率以及较低的利率。国务院以及媒体，一面声称站在中小企业一边，一面坑害中小企业；一面声称要为中小企业解困，一面却鼓噪降低速度，让企业陷入困难，一面声称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一面又制造钱荒，让银行放贷困难，同时还维持高利率，让不仅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大企业也不堪重负。 

改革红利释放了两年了，经济下滑越来越严重，而且丝毫看不出止跌回升的可能来，实践证明片面强调释放与依赖改革红利的政策是失败的。

经济降速竟然成了政府的目标，那随便从大街上找个老头子老太太都能干得了。

舆论都说，过去的老办法，短期内能促进增长，长期看不可持续；如今的新办法，短期内让经济下滑了，长期看可促进持续增长。这纯属胡说八道。不能短期内促进增长的，长期内也不会；短期内危害经济的，长期内更会危害经济。一个国家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牵着走，可笑啊！你们说，现在下滑了，等将来会好转的，可是，若将来不会好转呢？

经济下滑，面临通缩，企业贷款难、贷款利率高，央行却继续推行偏紧的高利率的政策，相当于故意拒绝给一个饿坏了的人饭吃。美国长期搞量化宽松即极低的利率政策，欧盟为了应对经济下滑都开始实行负利率了，中国央行还继续坚持高利率，这是想让中国经济完蛋吗？不是说学习西方吗？咋对着干呢？ 

中国都要通货紧缩了，楼继伟还在那里说中国的经济目标是治理通胀，楼继伟想干吗？

2013年7月楼继伟曾在美国说尽管中国经济放缓，经济调整是痛苦的事，但中国将继续推进这一进程。你凭什么让我们痛苦？你凭什么让我们做你们的结构调整的牺牲品？本来没什么大问题，你凭什么对我们乱懂手术？你凭什么对我们进行休克疗法？

现在鼓吹“万众创业”，鼓励创业、支持创业，这都没错，不过对创业最有利的，不是把公章都封起来，而是经济能高速增长。经济形势好，才有钱可赚，大家才敢投资创业，形势若不好，创业成功率就低，甚至不敢创业。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没人做”，能赚钱谁在乎多盖几个公章？ 现在不是一心一意把经济搞上去，而是玩花活儿，哗众取宠，这对创业没用处。 

李克强11日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上发表题为《树立互利共赢的新标杆》的演讲说，经济发展不是短跑，而是没有终点的长跑，既要有一定的速度，更要有耐力和后劲。

这番话是比方，而非严谨的科学分析，而且这一比方似是而非。经济发展或竞技运动与人体运动是根本不同的，人体是固定的，不会扩张，能量有限，因此在长跑中能量要均匀分配，高速冲刺不可持续；而经济体呢，不是固定不变的，自身能扩张，能量源源不断，跑长跑就不需要降速了。将经济混同于人体，这不是经济学，这不是科学分析，这是诡辩术，是巧言误国。实践更是证明，经济发展短期内速度快的，长期也会更快。19-20世纪，美国短期内快，长期也快；英国短期内慢，长期也慢。德国也是如此。20-21世纪，新加坡、韩国短期速度快，长期来看也是更有持续性，希腊西班牙短期内慢，长期也依旧如此。在经济领域，兔子永远是兔子，乌龟永远是乌龟，没有乌龟超越兔子的可能。根本就没有短期慢长期快或短期快长期慢的实例。领导人迷信这种浅薄而拙劣的比方，以此来治理国家，这要把国家引向何方？ 

本来欧盟美国病入膏肓，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可现实中，欧盟美国竟然教训中国，而中国也再三再四地向人家保证，自己一定会深化改革的。瘸腿的教训跑得欢的，跑得欢的向瘸腿的取经，您说这世道荒唐不荒唐？当英国教育大臣亲自带队来上海中学取经、并花巨资邀上海中学教师去英国培训英国教师的时候，中国媒体上却一片否定中国基础教育的声音，还要求中国向西方学习。这是多么荒唐的一幕啊。向西方学习发展经济、基础教育，就好比让国乒向西方学打乒乓球啊。 

本来算是全球最健康的经济体，非得对自己动手术，搞休克疗法、阵痛疗法，这不是自虐、自残、自杀是什么？

四、

我前面讲自由派企图以危机倒逼改革，这并非是夸大其词或危言耸听，因为自由派对此早已是直言不讳，阴谋早已成了阳谋，只是绝大部分人看不明白而已。我以吴敬琏的学生李佐军的言论为例来说明一下。

2011年，李佐军做了一次很有影响的公开演说，该演说稿后来以《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之名而广受关注。在该文中，李佐军首先对自由派没能抓住2008年金融危机的机会让中国深陷危机而表示了遗憾，强调未来不可再放过类似的机会。随后李佐军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样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中国将在2013年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主因就是“地方债务危机”，“到2013年前后，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产”，进而“爆发一场社会危机”。李佐军甚至对危机爆发时间的预测精确到了月份：“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依据是2012年换届后的新政府将赞同自由派的主张，听任经济下滑直至深陷危机。李佐军还说，中国爆发危机是好事情，因为这样可以“倒逼改革”。2012年1月16日，自由派标杆南方周末刊发编辑部文章《推进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专门以李佐军上述言论为依据，呼唤中国尽快爆发经济危机，好“倒逼改革”。

自由派的策略就是在新旧两届政府交接之际，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以及诱惑力，逼迫、诱惑政府放任经济下滑直至经济危机大爆发，然后“深化改革”。

新一届政府的确表现出了让自由派高兴的苗头。2013年6月底，政府竟然突然不按惯例让央行放钱，令银行措手不及，生生制造出了一次“钱荒”，一时间人心惶惶。当时就有人欢天喜地，高呼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爆发了，危机和动乱终于来了。李佐军的《中国经济往何处去》也被他们重新翻出来，吹捧其预言得准确。好在政府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让危机没有在2013年爆发。自由派最终也空欢喜一场，像南方周末在六月底钱荒后曾欢欣鼓舞，马上出了个系列专题的第一期“新政百日 金融破题”，可随着政府方针改变，这个系列专题就只出了一期没办下去。

目前，全球各国都在经济增长而绞尽脑汁，唯独中国在鼓吹与追求降低速度，甚至公然鼓吹“危机倒逼改革”。若有人敢在美国鼓吹制造经济危机，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而在中国，像刘胜军这样的“经济纵火犯”，竟然成为决策者的座上宾。

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如“自由派”所愿在2013年七八月份爆发，但是自由派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上述“危机舆论”，用危机舆论来倒逼改革。目前官方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自由派牵着走的。

当前中国资本集团是分为两大类的，一类是普通资本，如华为三一魏桥沙钢等，他们主要凭自己的“干”来赚钱。这些凭自己本事混饭吃、而且有技术含量的的私企，大都不参与瓜分国企的鼓噪，像华为、三一。三一甚至反对将国企徐工私有化。因为私有化后，徐工只会落入掠夺资本之手，根本没有三一的分。另一类是自由派资本，我称之为“掠夺资本”，他们什么也不想干，嫌榨取剩余价值来钱太慢、太辛苦，净想着抢，要把三十多年的"蛋糕"全都占了。我啥也不干，只等别人做大做强了，我再来把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别人管栽树，我管摘桃子。就一群打劫的，啥技术含量也没有。掠夺资本为了达到自己抢劫得手的目的，不惜让中国整个经济陷入危机。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伙纵火犯而已，要趁火打劫。

自由派——掠夺资本的真实心愿就是：打劫致富！ 

自由派很狡猾，一方面让经济下滑，等经济形势不好了它又跑到普通资本家那去挑唆，说“你看吧，中国经济是不行的，赶紧移民吧，或者赶紧反了吧”。

中国现在推行的“结构调整”、“阵痛转型”，比苏联当年的休克疗法还要荒唐。苏联当时是全面国有，而今天中国国企已不占主流，私企占主流，自由派为了瓜分少部分国企，竟然不惜让大部分私企跟着遭殃。自由派才是大部分私企的祸害，尽管它们以私企代表自居。

2014/10/13

附言：本文原稿是9月20日天农网——“新媒体论剑”会议上的发言，我在此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