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论文革发动的原因与意义

2014-10-8 07:0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231| 评论: 4|原作者: 张晓萌

摘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文革是一场对思想文化届的革命，是为了使文化和思想可以更加适应公有制的制度，同时也是为了摆脱封建的等级思想，为了摆脱专制，为了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广泛民主。

从文化角度论文革发动的原因与意义

摘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而众所周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至1976年之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关于为何要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一场革命，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即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存在争论，本文将探讨文革发动的原因与意义，得出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一次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方针政策，一次针对官僚主义的民主尝试的结论。

关键词：

文革制度经济绩效民主言论自由革委会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而众所周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至1976年之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关于为何要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一场革命，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即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借助这篇文章，我要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是在1966年，关于文革有很多种说法，不同的人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权利斗争。而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一次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方针政策，一次针对官僚主义的民主尝试。

一、文革是一次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方针政策

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的学科常常假设人是绝对理性的理性经济人，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绝非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为什么依然要假设人是完全的理性的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汪淼军教授认为（2012）：只有在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条件下，如果经济发展还是不能良好正常的发展，那么就是经济的制度出错了，我们就可以找到制度的问题。如果在人是完全理性的时候，理论上经济能正常的发展，而实际中经济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发展，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人出现了不理性。

以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是互相作用的。现在谈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市场经济的效。但不应忽视的是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个基础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文化根源所在。

我们曾经在探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时，传统经济学家常常认为，因为在集体经济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大家都是均分劳动成果的，既然干多干少一个样，那我不如偷偷懒，干的少一点，于是经济绩效就低了。不难发现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一个是文化因素，改变其中任意一个都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即：既然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都会选择干的少一点，搭便车占便宜，那么我就改变这种制度，走市场化，绩效化的道路，大家干多干少不一样了，大家就会选择多干，因为多干多得，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选的道路，改革开放。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假设制度是完美的，公有制比私有产权的私有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为什么绩效不行？是因为人们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我就少干点偷偷懒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不良好的，我们要有集体主义的思想，要摒弃这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大家都努力奉献，经济绩效也就提高了。这是另外一种改革，甚至可以说由于要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文化，那么可以说是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的名称就不言而喻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原因了，针对当前（60年代）经济绩效不好的现象，有些人选择了改变制度这样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便是假设这个制度是好的，那么要改变这个绩效低的局面就应该改变人们的思想文化，那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势在必行。另外改革文化比改革制度要艰苦卓绝的多，同时也更加的一劳永逸。那么从毛泽东同志豪情壮阔的诗歌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大无畏的精神和改造世界的豪情，于是也就不难理解毛主席为什么选择改造文化改造人性而非仅仅改造制度了。

二、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针对官僚的民主化尝试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叫摆脱党委的领导，产生了一个组织，叫做革委会的。鼓励人民群众搞大串连，人民群众搞运动，斗干部。有些人认为这些都是为了搞权力斗争，是最高领导人的“帝王思想”。我个人认为，首先如果一个人想搞独裁，搞专制，应该做的是极力的镇压群众的参政议政，而不是发动群众来参与政治，第二要搞独裁就要建立从上到下的严密的级别体系，逐级管理才能实现专制与独裁，纵观历史：中国的专制不断加深的步骤就是一步步加深层次化的管理，如中国的第一个帝王秦始皇不就是改分封为郡县建立了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而文革时的情况是摆脱党委的领导，建立了革委会，而这个革委会的成员是群众自己选出来的，这本身就与专制所要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原则相背离。而在文革毛主席多次直接接见群众的行为直接消除了从古至今中国人民逐级反映问题的规矩，使得许多问题能够直接反映到中央来，而毛主席也多次对八级工资制，军衔制等能分出等级的制度表现出不满，从这些方面看，说文革是为了加强专制与独裁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外，毛泽东同志自身的性格上就有着鲜明的反压迫性，这一点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毛主席对家长专制的反抗中就可见一斑，而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从毛主席的多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想建立的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没有等级的大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他在不断的尝试着各种民主的政策。

文革开始前，毛主席的多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对党的干部中滋生的官僚主义感到的不满，虽说文革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其中有一条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毛主席要用文革清除官僚主义和官僚等级，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而这个民主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一个全民的民主。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文革中的哪些措施是为了实现民主的尝试吧。

首先，在文革期间为了保证民主，给了全民发言的机会，由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民就有了各种发言的权利，人们还随时可以揭露批评各级党政干部。而针对报纸等媒体，毛主席也是希望他们可以自由一些，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毛主席指出：“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这种要求报纸登出不同的意见，让人民自己辨别，从中得到教育的尝试在任何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中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文革中言论的民主尝试。

第二，在文革中，是鼓励人民群众直接批评各级领导干部的，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又激起难得的尝试，中国历来就有干部高高在上的传统，只有“大人”批评“小民”，哪有“小民”批评“大人”的道理？这样的思维经过几千前的“熏陶”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唯上成为了中国的一个传统，不仅人民群众中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在当时的一些党的干部中这种思维不也是根深蒂固的么？很多领导干部在60年代已经有了很深的官僚作风，官僚习气，最关键的是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官僚思想，他们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他们的唯上的想法，他们认为能给他们权力的是上级而非群众，所以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作风在那个年代表现突出，而毛主席为了打破这种现象，一方面鼓励人民起来批评、监督领导干部。一方面鼓励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在1967年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中毛主席就指示干部：“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被戴高帽子，抹了黑脸的，洗洗脸继续上班工作。” 干部只有勇敢的与群众见面才能知道群众的诉求，才能履行好人民公仆的义务。同时毛主席也鼓励群众来揭露党内不好的方面，在《文化大革命是发动广大群众揭发黑暗面的一种方式》中说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难道不是一种广泛民主的尝试？毛主席甚至对广大干部说：“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甚至毛主席还说：“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发动全体群众监督党的干部的民主尝试。

第三，接见红卫兵。接见红卫兵，接见群众不失为是一次民主的尝试，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由下自上表达想法的传统，逐级的传达，这种制度几千前没有变过，而在文革期间的一些接见无疑是对这种传统的挑战，是使民意有可能直接传达到中央的一个表现。

第四，革命委员会的建立。1967年，毛主席在《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其实建国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仿照苏联的体制建立的。在这种体制下，毛主席看到了党内出现了新的官僚利益集团。而建立革委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反官僚的民主尝试，建立革委会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领导人的产生到代表性的广泛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民众直接选举。通过民主协商解决侯选人的推举问题。推出侯选人后,按巴黎公社式的民众以无记名投票直接选出革委会委员。这样由民众是真正的社会公仆,深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民选政权。革委会由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人组成。它除文革前的干部外,还包括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这些来自最基层的群众,一方面可直接面对面的监督革委会中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最能体查群众的冷暖,疾苦,所以他们最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见,直接传达群众的声音。使整个革委会的委员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