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五）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到了北京站，另一个大的欢迎代表团在等候我们。我们的行李象魔术一样地出现了。我们乘上闪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快速驶向新侨饭店。我们舒适地安居下来，渡过我们在中国的头半个月剩下的数日。 这时我们对中国的印象确实是混乱的。中国人确是能够并善于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们住的饭店房间、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仅都是有礼貌的、恰当的，甚至是过分奢侈的。我们可以到中国各种机构进行访问，有关它们的情况将源源不绝地送给我们；我们到各地的往来交通都将会很迅速地安排好；他们将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尽可能的舒适，尽管为我们安排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难的。这些细致的计划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我们乘坐喇叭声不停的快速轿车而造成的隔阂，由于居住在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而感到的孤独，以及意味着经常有大批革委会人员陪同，甚至膳食总是西餐，除非我们特别要求吃中国饭。这一切安排，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是我们的主人想阻止我们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触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总一成不变。同样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中国城市里的人享受到我们这样的奢侈生活。除此以外，我们还未见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管怎样，我们旋风似的旅行在继续着——继续使我们全神贯注其中，尽管我们持有疑虑。它包含游览很多北京的历史古迹和观赏文化宝物，也包括值得记忆的与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谈话。 农村的革命 约占近八亿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主要是在六万个公社里。公社普遍成功地实行了全国性的、指导它们活动的经济计划，使中国从一个长期缺粮、经常有饥荒的国土转变为在很少或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供养她的全体人民的国家。中国不再因旱灾而引起恐惧及普遍饥荒，不再因水灾的破坏而产生饥饿和疾病。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一样：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创办了甚至五十年以后，仍然很少能达到计划中的农业生产力，中国公社却立即兴旺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郊区的马陆人民公社所作的简短的访问，给我提供了部分回答，它说明了这些事业的一般背景和组织情况。一九七二年，我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人民公社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访问，使我对下放的决定权、个人奖励制度以及促进这些著名公社进步的崇高道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访问马陆公社时，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规模。这个公社耕种了约六千英亩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土地种大米和棉花，其余大部分种大麦和油菜（茎、叶可作饲料，种子可榨食油）。在这个广阔的长江平原一带，气候和土壤条件都良好，一年能生长两季或三季作物。这个公社有一万六千六百多劳动力，他们来自二万七千五百人口——六千余户。根据生活和工作情况，划分成为十四个小单位，即大队；每个大队再划分成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五十户人家或二百人，包括大约一百二十个壮劳力。 对这个拥有二万七千五百人口的单位实施有效的管理，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在一个不发达的农村公社实现这一点，是具有内在的困难的。这提醒了我的另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干的？”。我的主人热心地叙述了他们的办法。在马陆，如同在其他公社（以及所有工厂、市行政当局、教育和其他机构）一样，一切组织性的职责都在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公社计划根据地区总计划，地区总计划又是根据整个国家农业需要而制订的规划。公社的最高权力当局——公社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区计划，决定全面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指标；然后给各大队分配定额。大队革命委员会把这些定额分配给他们管辖的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作为这个结构的基本单位，按照一个明确规定的任务去工作。 怎样去完成这个目标——在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种多少亩（一亩等于六分之一英亩），在种植、灌溉、栽培以及收获方面的个人职责是什么，怎样计划轮作？一切办法和措施都是由生产队自己决定的。他们必须精明而有远见地作出决定；每个社员必须积极执行他们的决议。社员的收入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质量以及总产量而定。 从继续革命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时期，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是从资产阶级领导变成工人阶级领导；在经济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公社平日采用工分制：根据生产队的分配额，订出一个标准工作日的收入，以此来计算报酬。 在生产队内，每个劳动者根据劳动态度、技术以及劳动强度来评定工分。在社员大会上，把典型的个人或小组列为标准，其他的人依此来评定工分。这种评议会在空余时举行，根据生产队自己的计划，一月或半年举行一次。（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4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六）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革命委员会是按相当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因之农民们更为满意。尽管共产党，特别是市革命委员会，在当地的各企业中具有决定权，可是每个人通过正规的选举程序，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个人作用。农民可以投票选举大队和公社革命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又执行生产队的决议）。首先，在群众会议上讨论适当的候选人，提名要按照这种精神：保证有男人和妇女的代表，老、中、青的代表，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争取做到的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知道，选举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人，可以因政治上的不合适或品德上的缺点，被上级机构，例如市革命委员会撤职。至于作出决定的方式，我们不完全了解。尽管这样，和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表示相信革命委员会是他们组织机构的无可再好的领导了。 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是由二十五个人组成。同大多数公社一样，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位政治干部。是一位受到信任的、文化革命前就担当了这个职务的、任期很长的领导。在他下面有三位副主任：一位来自民兵，两位来自群众。 虽然那天我们在马陆公社所看到的公社组织似乎是坚固的，为它所服务的农民是满意的，它却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记得，农村的生活象革命本身一样，是千变万化和不断发展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土地改革立即开始，没收了地主的大量土地和财产，每个农民分到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他自身能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保证。在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里，这也是一个最有效的步骤。几年以后，大多数农民因为不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经营单位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生产，他们束手无策地和生活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先是组成互助组，大家在一起劳动；后来组成各种体制的合作社，合伙在公共土地上劳动。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毛氏首先建议成立公社组织时，他们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公社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成为农业的经济基础。从此，他们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每年平均工资从三百元左右提高到五百元左右。我们的主人都认为，许多进步是由于新措施以及多种经营的结果，然而最大的收获当归功于文化革命所激起的新的政治觉悟。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化进程中最新的一步。 马陆公社各居户住在新建的、两层楼的水泥房屋里，居住面积很宽敞。它们按生产队划分，形成象村庄那样的住宅区。我们访问了一户四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它是接连在一起的六个住宅之一，这些住房是由公社专职建造这些住宅的合作小组营造的。四间住房都占十六平方米左右；楼下包括泥土地的厨房、吃饭间，楼上两间住房是水泥地。他们建房用的土地是公社的，可是这些房屋是私有财产。这和城市里的住宅不一样。后者是国家所有，出租给工厂工人。这些住宅每户要花材料费约一千七百元，建筑队的劳动工资一百二十元。一个家庭可以在三年到七年中储存起这笔款子，这要看家中的劳动力情况而定。 具有典型性的是各户都有地方养鸡、鸭和一头猪，还在附近有一小块供他们自己种植蔬菜用的自留地。我们访问的那家饲养了六只鸡、两只鸭，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蛋吃。他们还喂了一头猪。这头猪他们可以出售，也可以屠宰。此外，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广泛普及的，而且实际上都是免费。每个劳动者每年以五百元的薪金计算，一家有数个劳动力的就保证了足够的食品、衣着、住房以及安全，并可每年积余三百元钱。 中国公社的农民不象许多西方国家的农业人口那样，他们看上去不太想移居到其他地区或者城市里去。他们通常的愿望是在本村成长，结婚，建立家庭以及继续生活下去。一九七○年马陆公社的出生率使人口增长了约百分之二·二，或者说，新出生了将近五百到六百个婴儿。为了稳定人口，全国开展了节育运动；马陆公社的目标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五。经过近年的教育，有生育能力的五千多名妇女中半数采取了某种方式的节育。大约七百名男人以及八百名妇女在完成了计划的生育后主动采取绝育措施。 这个公社的平均结婚年龄：男二十五岁，女二十四岁；每家平均有两到三个孩子。离婚的情况很少，近年来这个公社一次都没有过。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离婚，公社通过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给予劝告。有一股保持家庭完整的巨大压力。离婚被认为不仅是家庭，而且是社会集体（即所属的生产队）的一次失败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双重的劝导工作加强了渗透在全中国人民习俗中的、一般说来是清教徒的道德价值。 马陆公社的二万七千五百人除了农业以外，还经管了许多事业，例如有一家拖拉机维修厂，我们同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起参观了这家工厂。这家工厂给这个公社为数颇多的拖拉机进行维修。一台拖拉机每使用二千小时就得维修一次。有些是上海制造的三十五匹马力的标准平型拖拉机，其余的是“手扶”拖拉机。该厂的四十三位技术人员是从司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仅受过三个月的训练就成司机。随后兼当司机和技术人员的学习期限，则根据个人的才能和用功程度而定，在学习期间也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给他们讲课。 这个服务行业班子的负责人和他的同事们共同一起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到来时，急忙洗干净他的油手，热情地欢迎我们。他的眼睛焕发出为他的卓越工人和工厂而感到骄傲的神采。（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5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七）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木工车间里，一组看上去是熟练的木工正在做木桶和小船。最近他们学会了制造价廉、轻巧的水泥船。这些船只对弯弯曲曲地贯通全公社的狭隘水道（长江的支流）很实用。据说，马陆公社使用了大约七百只这样的本船和水泥船。我们还看到了小型工具制造车间、机器制造和修理车间、以及一个同其他几个公社合办为制造肥料生产设备的大车间。每项工作都由一个生产队专门负责。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复循环使用者。他们成功地利用各种农业副产品的事例是很多的。我们观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如对白薯的处理：马陆公社把它加工制成中国烹饪中普遍使用的某种调味品；在这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用于喂猪，而副产品的氨水则利用以肥田。另外，把一部分收成留作以化学方法提炼细胞核酸之用。把这些核酸分散到他们的组织单位，以这种混合物喷入蚕豆（类似我们的白色扁豆）及大豆中去以促进生长。这使我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在美国使用的名叫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的化学促长剂同中国的这种实践十分相似，它似乎是根据农民的特殊学问而产生，并不是从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我们去马陆公社访问的时候，经过一个开敞的大棚屋。农民们在这里腌制一种榨菜。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正在用自种的竹子编织漂亮的篮子。在这个棚屋的旁边，有一个用篱笆围着的牧场，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百二十五头荷兰种与中国种杂交的良种奶牛。牛奶及它的制成品，包括干酪，在中国的销售不是很普遍。牛比西方国家饲养得少得多；相反，到处都有猪。它由个人饲养，可以供农民自己食用，也可以由公社出售给城市。猪粪，作为副产品，是非常宝贵的。马陆牧场饲养了二百九十头漂亮的波兰—中国杂交种猪。 不断地机械化和逐步采用科学方法，同其他类似运动一样，在全国展开，使马陆逐年得到改进。我们听说这个公社现在有二十五个灌溉站，使用二十五、四十或一百匹马力的发动机。我们访问了一个装备四十匹马力发动机的灌溉站，它可以灌溉二百英亩土地。这和从前的手工操作设备相比，是个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这些水泵是在附近的上海制造。上海在生产上的进步将导致更广泛地普及现代化灌溉。这显然是中国粮食自给的主要手段之一。 采用了杀虫剂，特别是消灭菜地里蚜虫的药剂；农民们背着电动喷雾器在田间慢慢地走着。另一种战胜虫害的方法是把易受虫灾的植物，如棉花和薄荷，同象洋葱一类的植物种在一起，据说这样也能抗虫。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有关这种做法的任何科学根据，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做法似乎是得到人们广泛相信的。 中国人所喜爱的食油是菜子油、芝麻油、棉子油以及偶尔使用的豆油。油菜和大麦在这个公社里轮流种植，产量似乎很高。榨过油的菜子用来生产酒精；我们所见的小酒坊又为公社增加了收入。同酒坊相邻的是一个小的化学实验室，专门把碳酸钠和硫混合在一起成硫酸钠，作染料、防腐剂及食品用。这种操作过程中所需用的化学原料，是从上海的一个化工厂购买的；产品则由政府统购。 身为一个生物学家，我对一家生产促进植物生长的荷尔蒙激素的工厂特感兴趣。这里有一个科学家和农民组成的小组，把等量的麦麸和米糠同一些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然后在这种混合物上盖上产生激素的霉菌芽胞。经过几星期的培育，看起来象是放在面包烤箱里一样，然后把一层霉菌除去；它的菌丝体在太阳下晒干，磨碎，加上水，并经过泥土过滤。当它喷在大麦和油菜上时，就能提高它们的产量；用在棉花上，可以防止棉桃脱落。这种发明对西方农业家是感到兴趣的。中国人推荐的新鲜事物，包括利用天然产品而不是结晶物质，多用于开花期而不是长苗期，在西方也是这样做的。科学家和农民小组还合作进行别的试验，其中之一就是把特别混合的废料，掺上固氮微生物，施用于土壤，以提高作物的产量。 在总结马陆公社生活时，谈谈它的学校和医院。学校都设在公社范围内，是公社自办的，因此孩子们可以在公社上学直到十六岁——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有些初中毕业生挑出来再读两年高中，还有更少一部分人，经过在工厂、公社或部队工作数年后进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多数回到公社，用他们的新知识“为人民服务”。 至于医疗设施，每个大队办有一个设备完善的门诊所；公社办有一所大的现代化医院。此外，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保健站，其中有“赤脚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如助产士、草药师以及针灸师，他们可以处理一般的医疗问题并进行预防医疗。（七）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6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八）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特别当你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时，评价中国人的娱乐及精神生活是很困难的。我们看见了一些舞台，据说在这里上演当地的曲艺和话剧，或由流动放映队放映电影。体育运动和体操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也是作为一项娱乐消遣。文学受到严格控制，扩音器时时刻刻广播新闻和音乐，绝少提供外部世界的知识。可是中国农民，至少在马陆公社的农民，似乎不因这些缺点而感到苦恼。他们正全神贯注于欣赏他们所取得的繁荣。 由于有了组织和有效的多种经营方式，每个农民都能参与这种美好的生活。他有权选举官员，帮助制订工作计划，在给他们自己或家庭的直接分配中看到收获的成果。因此，很容易了解农民对新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的热情。在旧中国的制度下，一切土地和产品都归属于地主，农民家庭谈不上医疗和教育，个人尊严受到摧残。他们对这种旧制度仍然记忆犹新。农民们今天充分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飞跃发展，他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他们十分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物质生活将继续得到改善。 一九七一年某日我在马陆公社所见到及所观察到的，支配着我在新中国进行了解中所得到的其他一切印象。从那天起，更深入地去体验公社生活成为我在中国进一步访问的目标。 学究当了农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戴尔、贝思和我出发到一个公社去住两个星期，并在那里参加劳动。我们都背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换衣服和盥洗用具。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仅到公社去住几天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们的主人同意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作了特大的让步。他们打破了正常接待规格，让我们作为劳动者，到芦沟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去。和我们同行的唯一伴侣是我们的朋友兼翻译李明德。我们对此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既热情又幽默，很容易相处。他总是按常理办事，因之我们的活动很顺利。 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无轨电车站，和大家一起排队等车。早上乘客很多，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贝思和戴尔都穿着中国式服装。他们穿了有光泽的新布裤子，和直统统的毛式布制服，戴了农民戴的大草帽，这些都是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当时许多顾客看到西方人戴着这样的大草帽都发出了阵阵的笑声。我穿的是劳动布裤子，短袖衬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绳套在脖子上。 我们等了不到三分钟，就来了一辆无轨电车。我们顺序地上了车。车上很挤，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来了。我们把行李堆得象个小金字塔似的，四个人就坐在行李周围的四个位子上。在乘客的谈话声中，我们开始感到比过去更接近中国人民了。有的人在我们微笑时也报以微笑。 我们这一行程大约有二十公里，是从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换了两次车。每次换车，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感到惊奇，有的注视着我们，有的向我们微笑，有的对我们很客气，给我们让坐。当我们上了第三辆车时，已经进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区，车上的乘客也少多了。这时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人们一本正经地、从容不迫地蹬着车，静悄悄地来来往往，只有偶尔听到几辆小汽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发出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公路伸向远方，路的两旁都种了树。这是中国公路的特色。中国人大量植树，改变了农村的外貌。这些成行的杨树和樟树既可以防风，同时在炎热的仲夏也可以遮荫消暑。 汽车忽然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告诉我们，到芦沟桥公社，汽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又热又闷，我们背着行李，又急于想到达目的地，这一段路走起来就觉得更长了。我们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擦汗和换手。虽然我们只提了一个不太重的轻便小包，可是我们的手指都发麻了。这时我们是沿着菜地走，地里种的主要是西红柿、茄子、黄瓜和扁豆。我们看见了远处的玉米地。后来我们听说这里还种了大量的水稻和麦子。这里的交通来往主要是靠步行。当我们走近一些农民、学生和带了孩子的妈妈时，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目光比城里的人更为坦率、友好。农民的善良的大脸庞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这一定也和我们几个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关。毫无疑问，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象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我们走了约二十多分钟，就看到两个小村子。李是生长在农村的。他有时停下来问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复似乎有点含糊，可是越靠近我们要去的村子时，他得到的答复就越肯定了。不错，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是的，那里的人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去了，他们在等着我们。（八）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7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九）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最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入一条尘土飞扬的红土路，路的一边是村子里一排房子的后墙，另一边是一片长得郁郁葱葱的西红柿园子。我们走了还不到两分钟，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走动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壮的妇女赶出来迎接我们。她面带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绍。她叫张淑敏，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白衬衫，带了一顶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说着话。她使劲地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我们又提起行李，跟着她走进一条胡同，到达我们要住下的院子里。路上，另一位面带微笑的农民来欢迎我们。他叫张中，是小屯大队梅市口小队的队长。我们今后就在这个小队里劳动。 我们走进院子后，一大堆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都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话；他们显然很高兴，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为我们准备下的住处，我们放下了随身行李。有人在院子里的一个手压抽水机上压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脸盆里，又从水壶倒了一点热水掺在一起，端了进来；还给了我们洗脸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们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尘都洗掉之后，就回到院子里和我们的新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坐在小凳上，人们一再向我们递茶递烟。虽然这一天是正常的劳动日，有的农民特意抽出时间来欢迎我们并和我们交谈。 我们的房东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孙。史今年七十三岁，是一家之主。他举止庄严，身体高瘦，看来自奉很俭；他们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结婚了。他们有二十二个孙子和孙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公社，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北京当工人。在农村的这两个儿子，全都成了家。大儿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小儿子和他的媳妇张淑梅，还有四个孩子都住在我们院里。这个院子两面都有房子。他们占一面。我们院里的很多事都是张淑梅做的。平时她还抽一部份时间下地干活，但是我们去的这一年，因为她公公已经七十三岁了，中国人认为这个岁数对老人是一个关口，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代替老人做饭。史年纪大了，已不下地干活。但他决不是什么也不动手的人，他还管着院子里很多具体事情。当然，全院的事还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声不响，很有主意，办事很有效率。 张中和张淑敏虽然都姓张，但不是亲戚。他们俩都是我们小队的领导。张淑敏是队里的第二把手，兼管妇女工作。他们俩成了我们在芦沟桥时的师傅和好朋友。为了把这两个人区别开来，农民叫他们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老张只有四十四岁，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张”这称呼不大相称。但是这不是叫错了名，因为李向我们解释：用“老”字称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后来当我们听到人们叫我“老高”（我们的中文译名第一个音是高），叫贝思“小高”时，我们很引以为荣——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我们作为“自己人”那样和我们开玩笑。 我们在公社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想立即开始干活，但是我们的主人坚持必须逐步地干起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正确，因为我们确实适应不了从早干到晚那样严格的工作时间，而这对他们说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此我们第一天就只辨认方向，在村子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们生产队里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个旧的村址上（一般说来，生产单位的地点和人口都和原来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们队约有九十七户，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亩。三分之二的产品供北京市消费，其他三分之一是粮食，主要是麦子，还有少许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围墙。各院整齐地互相挨着，连成一排；各排之间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个方形广场，是公共场所，有四个小商店，有打麦扬场用的场地。这个小集体的勤劳和自豪都集中地在这里表现出来。 芦沟桥的农民和马陆的居民不一样，这里的农民各自居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在家里吃饭，不在食堂吃饭。虽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后盖的，但都是中国农村中传统式样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长约九十英尺，宽约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砖和三合土墙隔成两个。从胡同进来，先进入外院，才能进入比较大的里院。院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也是我们这次绝无仅有的经历的活动中心。 记得第一天，我们一进门，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们感到这个院子里生气盎然。那口井是个中心，经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来压水，拿回去洗衣、做饭或刷洗等用。院里每一个角落都在忙。张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围着她转。她从早到晚兴致勃勃地从事各种活动。她做饭，侍候大家吃饭，洗衣服，洗碗，扫院子，用木盆给刚会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还有点空，就从我们住的屋子里把一个脚蹬的缝纫机搬到院子里给小孩做衣服。爷爷对于养猪一事颇感自豪，他费很多时间给猪备食，剁、煮、发酵以及搅拌。他还有做不完的修补活——修理晾衣服绳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车等等。奶奶虽然活动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计家务。她特别会捉小鸡。小鸡需要放进一个大篮子里过夜。傍晚，孩子们在院里乱哄哄地捉小鸡，但总是捉不着。老奶奶不声不响地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瞧着，小鸡走过她面前时，她象猫一样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个。她还是编蒜头辫子的能手，一辫辫的大蒜挂在里院的树上或墙上晾着，象是一种装饰。（九）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8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 作者:美国阿瑟·高尔斯顿 孩子们下午放学回来，立刻各干各的活。对他们说来，干点零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摘回家去。有一个小孙女经常从地里带菜帮子回来，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剁碎了给小鸡吃。等小鸡啄过了，菜叶也干了，他就把它们堆成一堆，放进一个大铁锅里，再和别的废料掺在一起，煮熟了留待喂猪。另一个大孙子经常帮助爷爷把盛猪食的沉甸甸的铁锅搬到外院的猪圈里去。另一个在公社工厂工作（公社办了六个工厂）的孙子似乎专门负责管理压水机。我们在那里时，他曾进行过两次全面检修。他常忙于给几辆自行车上油，修理漏气的车胎，还打扫整理几个堆东西的窝棚。 在这么一个活跃的大家庭里，必须一顿接着一顿地做饭，全家人都得动手。经常有人在院里树底下的一张小矮桌上干活——洗，剁或搅拌。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谁也不用告诉谁去干什么。我们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一开始就感到舒畅和满意。 院子里分西屋和北屋。北屋的西边一片和西屋都是砖房，瓦房顶，面积都是二十一英尺宽，四十英尺长，在院子的西北角形成Ｌ形。老俩口住北屋，我们住的是西屋，这里原来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史明、媳妇张淑梅和四个孩子住的。他们客气地搬了出去，腾出屋子给我们住，一家子挤到爷爷奶奶的屋子里去了。 虽然史的大儿子一家在附近有自己盖的住房，但他们还和老人以及老二一家一起吃饭。另外的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女儿是教员，在芦沟桥教书。我们在那儿时，她曾骑自行车回来过三次。两个孩子在北京当工人，显然回来的次数较少。 每排房子又根据长度隔成两个房间。我们住的西屋就隔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的一间长约二十八英尺，小的一间长约十二英尺。 我们房间里的炕约六英尺宽，十八英尺长，够一家人睡（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睡法）。贝思的小房间里也有同样的炕和灶，但小得多。两间房之间的隔墙下部分是砖砌的，上面是木格窗，窗上糊了宣纸。里、外屋的门上都挂了竹帘子。外屋门上还有一道木门，上半都安了玻璃。 我们的房东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厨房，面积约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房顶是瓦的，三合土的墙，四英尺高，墙头和房顶之间砌了空花砖。我们在那儿时厨房里几乎热得受不了。但据说那里冬天很暖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外院柴草堆拿一把草点火，然后加引火柴，再加粗柴，最后加木炭。整天都有火，除了提供其他的方便之外，整天都可以用大水壶烧水，储存在保温的汤罐内。 南墙边有兔窝和帐篷似的鸡窝。鸡窝是用秫秸秆做的，顶端用叶子扎在一起，紧挨着地面安着一个铁格子门，系在一根立棍上。兔窝比较大，砖砌的，有铁门，门上有好多窟窿眼，不让兔子出来。兔吃的菜都放在窝里。母鸡和公鸡每天下午可以在院子里享受一两小时的自由，之后，孩子们就起劲地把它们赶进窝。那二十四只小鸡整天在院子里啄食，直到孩子们把它们围在一起，抓进草篮里过夜。捉小鸡时院子里总要乱一阵，孩子们叽叽喳喳笑个不停。 尽管院子里活动频繁，但始终保持整洁，而且确实很吸引人。每一个人不论做饭或是干了其他的活之后，都随手把地方打扫干净。院子里的一些小果树带来了淡淡的绿意和荫凉。门口和窗台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给这个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是最简单的或最费事的杂活，全家老幼都乐于去做，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生活。 院里的厨房和兔窝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口，通向外院。外院周围是很好的三合土的墙，内有一个猪圈。猪是把废物变成有用之物和食物的一座高功效的“工厂”。村里每户至少养一头猪。他们买了小猪回来后，几个月就把它养肥了，然后宰了全家吃，或者卖掉，把钱用来买其他食品。猪粪是浇菜地的好肥料。这样，不出院子，就完成了化无用为有用的全部循环过程。 我们住的这一家，从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间，积下了足够的钱，把他们的三排房子全部重建了。我们住的屋子是一九五四年盖的，还不显得很破旧。当然屋里的墙需要粉刷，三合土的地也有些裂缝。但是由于整个屋子的构造简单，横梁、墙和瓦顶都很坚固，维护得也很好，估计这房子还可以住上一百年或再久一些。我们受到这个家庭和他们的成员的欢迎，使我们在中国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我们的来临打乱了史和他一家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严格的生活规律。清晨不到五点，在公社大喇叭广播《东方红》的乐声中大家都起来了。继这歌曲之后是新闻广播。大家很快的梳洗，喝一杯茶后就下地。从五点半干到七点，然后回家吃早饭，还稍微休息一下。到八点或八点半左右又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十点左右休息约二十或三十分钟。十二点吃午饭，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顿。饭后休息时间较长，这时候最热，休息到两点或两点半。之后，再继续干到七点左右，当中休息一次或两次。有的农民晚上还到地里加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加班是自愿的。遇到紧急的时候，如抗旱，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天天都加夜班。这些人一天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晚上也没有很充分的休息，很难想象他们怎样保持他们的体力和舒畅的心情，但是他们看来就是做到了。（十）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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