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真实文革与人民中国 原载：中国文革研究网 英国医生洪若诗演讲：我在新中国十五年(原载《参考消息》1974.11.18、19日) 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香港发表演讲：《我在新中国十五年》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港大医学会等单位演讲会上作的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摘要如下： 首先请原谅我不能用你们的语言讲话，因为我不大懂普通话（以上他是用普通话讲的，因而引起全场笑声）。今次我经港访华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见的同志们，其次，正如大会的主席先生说的那样，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 很久以前我到过这里，当我刚开始行医时，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这艘船来中国时，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开始认识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回顾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触的中国（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离开中国的），与我明天将要回到的中国对比起来，差别是巨大的。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那是一个很贴切的名称，因为那时中国到处都是穷困、疾病、腐败，特别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的军舰停泊在中国的内河中，外国军队在街上昂首阔步，城市被分成这个那个租界，到处是武装警察，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竟完全没有权利。每天早晨，尸体随地可见，这些人都是晚上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到处都是妓女、乞丐，贫富的强烈对比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离开中国时，我很幼稚，我觉得中国很需要来一个革命。其实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在这样想并且在积极进行革命了，而且已经有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国。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国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不但多世纪来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已经解决了人民食粮的问题，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我不想给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富有的、没有问题和困难的国家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还是一个比较贫穷和发展中的国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没有人受饥饿的威胁，没有人光着身体没有衣服穿，没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没有人失业，所有儿童都可以进学，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成了文盲。 旧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我以前有一个年老的中国教师，他一辈子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当时我能讲的中文不多，因为他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旧中国的东西。他曾对我说，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发的，钱是用一个大袋装满交给他的，这并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实他是很穷的，只不过当时的纸币不值钱。他收到薪金后便马上跳上脚踏车，尽快把钱拿去买东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钱留到星期一，纸币的价值便会下跌百分之五到十。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厉害。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涨风，它的经济是全世界最稳定的。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价格没有上涨一分钱。有些是有变动的，不过是下降了。如手表、脚踏车、收音机、暖水壶等，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遍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负债的国家，人民没有负债，他们不用象我们那样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远付不完。中国国家也没有负债，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对世界任何国家负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自己是没有外债内债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进，我说中国是比较穷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发展。中国是越来越好，每天每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好。 我不准备花更多时间谈中国的成就了，因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中国伟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诀。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的，这就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认为每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达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难些。然而这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最难的还是紧接着夺取政权以后，怎样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谁也不能预料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还是五十年呢？根据我在中国十五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时的经验，我完全相信，中国一定能达到它的目的——建成共产主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自私将成为历史的社会，每一个人不只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会上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必然来临，尽管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我今天准备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从医疗制度，可以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医疗服务影响到每一个人，从生到死，医疗服务不可缺少。看中国的医疗制度，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谈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并不是由中国发明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将相所创造的，而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既然如此，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去分析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制订的政策，再让人民群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很多的成就。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面对着庞大严重的医疗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医生的缺乏，当时大约有三万个西医，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对他们不利，跑了去台湾、香港、旧金山、伦敦、纽约、澳洲等地，当然亦有一些留下来，包括一些有高级医术的医生，但他们都在大城市里，并且收费有时很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嗜财如命，但中国人民是如此的穷，连饭钱也不够，所以根本付不起医药费，况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里，那里除了个别教会医院外，根本没有医疗人员。当然有一些中医，但一方面人数不多，二来他们所收的医药费又不是穷人可以付得起的，于是，五亿人就生活在一个医疗的真空里。解放后，走群众路线，这问题很快就逐步解决了。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里人口占全国大部分，而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广大农民。具体地来说，训练农民作为医生。我可以就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面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来谈一谈。我当时在一间北京的现代化的城市医院工作，那是一个医治外科和儿科的专科医院。有一天，医院号召组织一个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服务，很快，报名的人已超过需求的人数，医疗队什么人都有。他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工作了一整年。他们有一项任务，便是训练赤脚医生。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时的天气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个青年男女社员从各生产大队涌来，我们将一间仅可防风的简陋的屋子作医学院，大家一同度过四个月。春天来了，他们再回到生产队从事耕作。……四个月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这些跟我在英国教书时给低班学生的授课一样。那一批学生，从前只念过几本书，当我比较两批学生的学习进度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农民竟然学得比医科学生快得多呢？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相信从整个种族与种族来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单单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勤奋。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被选出来的方法，他们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据他们的政治水平作主要准绳而选出来的，政治水平不是指他们是否能够背熟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们的头街或领有勋章的多少，而是他日常的行为表现，是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为祖国，还是为私利？是勤奋、积极、有进取心，还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愿报名，便由群众推举去接受赤脚医生训练。他们之希望训练成为赤脚医生，不是希望脱离耕作，不是为一份舒服的整洁的工作，而是为人民服务，是这样，才会被群众推举选拔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其他的条件，例如学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年轻的医生被选出来，他们是承担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们有决心，诚恳，努力不懈的学习，进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师生之间也没有隔膜，我们一起工作，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什么隔膜，学习也搞得更好。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把各种因素融汇贯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种因素硬崩崩分割开来。在西方，有种种的阶层分界，在医疗，有医学预科、医科毕业生、深造生、大学毕业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国不相信这一套，中国基本是采取综合的教学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们便一块儿诊断病情，又例如去杀一头猪或鸡，学习肺部的动作；把肺吹气，学肺部组织，各种肺部的疾病和医疗方法。故他们所学的都是有用的，生动的和可以实践的。过了四个月，他们便回农村。农民健康有问题，便去看这些赤脚医生。通常的毛病，赤脚医生都能处理，如果他们不能处理，赤脚医生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不但可以打电话到就近的乡村，亦可以打电话到流动医疗队征求意见，讨论病情，如果需要的话亦可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亦可以把医生叫来，医生时刻和我们在一起。” 每个星期，医疗队会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训的赤脚医生一起看病，传授知识，这样，在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这些赤脚医生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第二年的冬天，他们又会接受第二阶段的训练。尽管他们得不到什么徽章、名誉、学位，事实上在中国不会有什么人会得到什么学位的。中国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把人分成什么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笑声）的，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就好象在人民军队里面一样，当然中国的军队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是不必要有什么上校、中校，三划四划之类的东西（笑声）。他们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负责班的指挥工作的是班长同志，那位负责团指挥的，是团长同志，负责师指挥的，是师长同志，假如是个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志。同样的这些赤脚医生不要什么名堂，什么学位，亦不要金钱，他们一切医疗服务都是不收费的，那是对人民的一种服务。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依然在田里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学了另一种技能，可以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保护着该区人民的健康。 这项政策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今天已经有大约一百万的受过训练的赤脚医生，他们不全是医生，其中有些是育婴员，有些是节育辅导员，有些是卫生员，照顾环境卫生，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人员。 一百万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在农村。那就是说，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大人或小孩，不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这是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事情，这不单是说在贫穷国家或地区，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国家，譬如美国吧，也没有的。美国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是得不到这样的医疗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虽然，从西方的角度，有些人会这样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了……”他们不知道，除了训练以外，一个好的医生，还需要些什么其他条件呢？怎样去分辨一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呢？是否只是知识、专长、技术、经验才重要呢？还是他对病人的态度、他的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坚决意志更重要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赤脚医生不但有“红”的品质，而且，亦肯定地有“专”的实质。当他们初建这样的学校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电力供应的，现在有了电力了，他们就可以有Ｘ光、有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各种各样的机械，他们亦开始在深造学习中学用这些仪器了。事实上，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送出了第一批毕业的赤脚医生，到城市里去深造学习了。关于“专”的问题，事实上，并不一定需要到什么医科学院里去，接受五年多六年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的。现在有好些医生，是没有接受过这种正规的训练的，但是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医生。这些年青的赤脚医生，将会产生和成为很多很好的专门人材，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会继续地留在农村里，把医疗服务送到中国每一个最偏僻的角落，这个光辉的成就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群众路线，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信任群众、依靠群众这条路线，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想再多提一个例子，一个比较窄一点的例子，一个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例子。 在“大炼钢铁”时期，上海有一位工人被严重地烧伤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皮肤被烧伤了，他被送到医院去。面对着医院领导们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一个是以西方的方式：看看统计数字，结论是致命烧伤，没有机会复原了，只要表扬一下这位工人，为他打强心针，尽尽人事，就交代过去了。 一种态度是：这是中国，并不是西方或美国。这是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完成了伟大的奇迹，他们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事，克服了看来难以解决的困难。他们全体出动，充满信心，用尽他们可能想到的办法，去拯救这个病人的性命，最后，依靠他们的秘密武器——群众路线。他们就是采取这条群众路线，全国都参加了这场抢救工作，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每天每隔数小时就播送有关的消息，每人都关心这件事。在医院外，数以千计的人们随时在等待捐血、献皮。他们提出各种治疗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并非出自专家之口，但往往比专家的意见更宝贵。同时，对院内的专家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上海去看一位病人，我当时想：“唔，我的工作至少是受到重视了。”所以我说：“好，我乐意去的。”他们用车送我到机场时，我看到在机场里已经有三四十位医务人员在等着了，他们都是去看同一位病人的。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我到上海后，看到的当然是位重要的人，他是位工人，在中国，工人是重要的。在上海，我遇到三四百名医务人员，他们包括怀有各种专长的人材，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出多少的贡献，虽然有些贡献得很少，但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病人由于疼痛、发烧等病情引起胃口不好，于是从饭店送来了高蛋白质食物；同时在各方面的帮助下，病人在政治意识上感觉到他必须康复起来，他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他终于吃食物了，而病也逐渐好转起来了。现在，这病人已回到炼钢厂工作。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单在于这位炼钢工人获救了，更重要的是，群众参与了抢救工作。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上海，一个姓黄的工人，在工厂工作时手腕前截因意外事故被切断了，他被送到上海的一间医院接受治疗，缝好了伤口。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们拾起受伤工人的断手时，觉得它仍然柔软、温暖，指头还可以动，他们立即把断手包好，赶到医院去，向主管医生说：“这手看来很好，不好好地利用它真可惜，你可以把它接上吗？”这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个要求。 工作接下来了，很多医务人员都来参加救治工作。还有很多人来学习，经过交流研究，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传授这些技术。在我离开中国之时，中国已经成功地接驳了二百多个四肢和手指，其中手指是比较困难的，目前世界上还只有中国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国家。 一九六五年，我在英国作了个断肢再植的讲座，同时放了一套电影，若果不是亲眼看到电影，我想他们不会相信。他们问，为什么中国人做到的，我们不能呢？是不是中国人的眼力好，有耐性，或是其他原因？我想正确的答案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听来不容易明白，但它是真实的。一个接驳手指的手术，需十七个小时的一个极度集中而细致的集体工作，若其中一条静脉或者动脉阻塞了，就要再多花七个小时，把它重新驳通，这样就总共要花二十四小时了。究竟这种忘我精神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不是为名，又不是为更高的薪酬，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新中国的未来而作出的。这种目标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毛泽东思想来的。在中国，很多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真正的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而努力工作。而这件接驳手指的手术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例子！ 我想讲一点有关文革的意义和发展。正如我上面谈到，夺取政权不是最困难的，苏联有过，其他国家也有过，中国也有过，最困难的是如何使这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在苏联这个革命慢慢地停下来，而且发展到了它的反面。谁能保证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呢？中国人民，尤其是领导人都很关心，因为他们重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着意反修防修。 我明天要到中国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了解目前中国的状况，我不想耽误大家太多宝贵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1.18、1974.11.19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斯科特的访华报告（未完待续） 【本刊讯】美国《国会记录》发表了五月十一日斯科特在参议院所作的访华报告。全文如下： 议长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杰出的多数党领袖，因为他发表了很好的热情的讲话。其次我要说，在我们历时十六天、旅程八千公里合五千英里的旅行过程中，一一切是比较愉快的和有乐趣的，没有同多数党领袖或者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发生丝毫的摩擦或不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的脾气是这样好，单是同他呆在一起就是一件乐事；同他一起旅行并看到他的渊博的知识和他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深切关心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认为，由于我是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一起旅行的，因而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我相信，由于我们能够把这次访问放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来进行，从而不可能从这次访问中得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的好处，因而我们两人都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由于这次访问是两党性质的，因此我们能够再一次使我们的东道主确信，美国两党都强烈希望同地球上的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强联系，扩大关系。 由于对情况的了解是一片空白，而且几乎不会有人来反驳我们，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粗线条来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想当然地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而使人们钦佩我们聪明。幸而我们知道不久会有别人接着去中国，因而冲淡了情不自禁这样做的心情。同时，中国问题既深且广，因此我们在这十六天中没有了解它的全部情况也是会得到原谅的。 因此我们只想谈谈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根据个人的谈话、观察以及从实地看到的东西所作的推论得出的。简单地说，我们只想谈谈那些根据经验认为有理由相信的东西，我们认为根据这些东西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断并建议采取行动。 在十六天当中，我们旅行了五千多英里，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和广州等六个城市。我们在这些城市坐汽车进行各种参观和游览活动，一共行驶了五百英里以上。我们在黄浦江和长江坐汽艇游览了整个上海港。因此我们至少秒稍看了中国乡村和城市的一个实在的横断面。 人们无法适当地说明浸沉在一个同我们隔绝了二十二年的国家里在风尚方面引起的震动。我们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在最近若干年很少能掌握一部分控制权。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很初步的结论。通常的外交上的准备、磋商和细节安排有待关系正常化以后进行。到中国去旅行的人是没有人所熟悉的道路的。 我们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受到的接待立即表现出热情、友好的礼貌，这是整个访问和在这次访问中遇到的每个人的特点。对于我们所有中国东道主的殷勤好客的完美程度，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他们显然是在不遗余力地保证我们的舒适、安全和愉快。同我们这一行接触的每个人都是他们国家的出色的大使。他们的整个表现突出地证明了他们的真诚态度和专业能力。我们曾经一再表示希望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客人将受到同我们在他们国家所受到的一样出色的接待。在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了解到中国的运动员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只有联系到促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力量和采取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人们才能理解中国并对它作出估价。这些力量不是仅仅在富有爱国色彩的节日里空想的抽象东西——而是日常行动的基础，是新中国赖以缔造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东西。 解放——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分界线”。解放后，成立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斗争实现的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前，经历了五十年的混乱、剥夺和入侵，而在那些年代以前又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国内剥削和国外压迫。 所有的生产和行动都是以它同“解放前”的关系来衡量的。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总的成就建立了它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信用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而这同意识形态问题是完全无关的。一项成就就是建立了国家地位，使得中国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在不受外来干涉和没有国内混乱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活动。中国已成为完全在它的中央政时控制下的统一的国家。 解放后取得的第二个重大的成就是群众达到了他们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群众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能享受医疗待遇，足以使他们在一个进行生产的社会里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必为日常生活发愁。生存和生活是有差别的——尽管他们现时的生活标准还是很低的，这是他们自己坦率地承认的。基础是中国站立的土地和呼吸的空气。进行教育、指导、鼓舞和领导的是毛主席。形象特别高大、比任何其他人更接近于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缔造了新中国，他并决定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没有摆脱神和把一个人树立为神？ 我们向我们的东道主详细询问了毛主义中用来取代旧的已经消失的神的个人崇拜或献身精神方面。“毛因为他对人民所做的贡献而得到人民的钦佩和爱戴，——没有个人崇拜。”但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导师的作用是存在的，思想的纯洁在其它地方的较为不利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不够圆满的情况。中国人信仰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规定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毛的两个最值得美国人了解的思想是：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中国的“普通人”对我们的访问是抱着很大的好奇心的，特别是在西安和长沙，因为我们在那里是比较少见的人种。但是我们在各地都吸引着成群的友好和好奇的旁观者。儿童们往往鼓掌和挥手，我们用中国的方式予以回答。几群人在看到载着外国人的黑色红旗牌轿车时似乎条件反射地鼓起掌来，同时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反应大部分是自发的。好笑的是，当我们经过北京的一条小路时，一位带着一队小学生的年青人突然带领他们唱起一首有名的学校歌曲：“阿尔巴尼亚”。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被认出是外国人，但是除去北京之外，在我们在各城市访问过的具体地方之外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告知关于我们或我们访问的特别情况。但是我们的东道主坚持说，有些其它城市的人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是美国的访问者的。 我可以再说一点，我们曾在北京的电视里出现过，我相信由于那个原因在街上人们认出了我们。 外国人是不常见的，因此，中国人觉得好奇是可以理解的。参加过竞选的人对此是一点也不会在意的。我在这里还要说，有意思的是，同我们一起去中国的记者曾报道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我觉得也许是记者们缺乏研究；因为，我以前就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我一向知道他们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非常好奇的。每当我们中的任何人站在街上看橱窗或者甚至穿过马路的时候，在你察觉之前，你身边已聚集了有四十人或四十人以上的人群，他们一声不吭，只是瞪着眼睛看着，凝视着西方人。 我们听说，中国人是不流露感情的，然而在一些公园里，和几乎在每个地方（除了在拥挤的市中心街道上以外），我们却博得人们的掌声。在农村，在公社，在博物馆里，以及在每个地方都有迹象表明人们愿意同西方人互致亲善的表示。 中国人是怎样介绍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产情况的呢？他们称它是“落后的”。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是“发展中的”或“新兴的”。非常明确地说，中国人在精力方面是不落后的。没有漠不关心的现象，不容忍事情恶化的任何趋向。 在工厂里、公社里和在街头，人们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生气和献身精神的景象 ——一种奋勇向前的斗争精神。但是毫无问题，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回答中国人的问题时，我们提到在美国粮食过剩，这时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们相信。现在，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已达到了稳定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中国人。然而，今天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古代制度的完满的阶段——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现代农业部门。粪便在消毒以后仍然是基本的肥料。马、牛和水牛拖着犁耕地。种植是用手进行的。但是还有许多小型的多种用途的拖拉机，我认为这种拖拉机的使用将会变得更加普遍。中国人民认识到需要把他们的人口从农业生产转移到更大的工业生产方面去。他们由于缺乏研究，缺乏对农民的教育和没有物质条件来影响大约六亿四千万农民而受到阻碍。 但是，他们正在抱着决心前进。 在上海郊区我们访问了嘉定县的马陆人民公社。中国人对这个公社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个公社里，我们访问了一个生产队——基层核算单位。除了种植稻子和其他粮食以外，这个生产队还饲养鸡、鸭、猪、羊和鱼。它有自己的小型修配厂和工具制造厂。简言之，它是一个平均水准以上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尚未实行在较大的单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该生产队的居民每人每年交纳医疗费八十六美分。每个家庭有一小块自留地种植蔬菜以供家用。去年每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三百六十一美元。盖一所四个房间的房子（没有自来水，厨房里烧煤），社员要花二百五十美元左右，我还可以补充说一点，如果一个社员很幸运的话，他可以花八百美元左右来盖房子，在这方面他可以得到伙伴们的帮助，也可以从当地的信用社借钱，以支付房屋的修建费。至于以后他是否能够随意支配这所房子，我们无法确定。有人告诉我们，社员可以这样作，但是从未有人告诉我们，他如何能够这样作。 我们还在杭州郊区访问了西湖人民公社十四个生产队中的一个。其中十个生产队专门生产茶叶，这个公社是比较富裕的，去年每家的收入为大约四百三十美元。 在西湖人民公社，象在手工业工厂和工艺品工厂里一样，我们发现，在集体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和符合革命精神的情况下是允许多样化的。并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方法都千篇一律。工业部门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划一的，分为八级，但我们发现，有迹象表明在其它部门也有实行计件工资的。在文化革命期间废除了金钱刺激。但是，个别工人可以得到假期到疗养地休养，以奖励他们的模范成就。在西湖，用大热锅烘制茶叶的制茶工人是记工分的，工分数根据一个作业班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四人作业班的产品及其等级情况每天在一块大黑板上公布。 我们参观了几个手工业工厂。在这些工厂里，工资根据技术水平和产量而各不相同——从每月十三美元到每月四十多美元不等，大多数人的工资是每月二十四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是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额。中国在继续生产高质量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大量使用手工劳动，同时尽可能地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和装配线。保持传统的技术和工艺品是受到鼓励的。在中国这种世世代代对工人的尊重是符合党的路线的。 作为对中国文明的文化方面感兴趣的一个人，让我补充几句话：从技术角度来看，作品是好的，做得巧妙而完善的。但是它是合乎常规的，它是现代化的吗？它谨慎地尊重传统的作品。它不是大胆、不是创新的，不是印象主义的，不是抽象的。人们觉得它最好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行的一些人参观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这是让我们参观的唯一现代化工厂。下面是中国人介绍的情况： 这个厂设在北京西南三十英里的蜿蜒的花岗岩山的山脚下，这是中国人实行的工业分散和地区自给自足的做法的一个重要例子。 这条总路线是作为一项基本的计划工作而在全国推行的。 对于一切资源的使用和关于各种生产的轻重缓急的安排都是由精心制订的五年计划加以规定并且由一年计划加以具体规定的。制订计划的程序是由国家到省、由省到县、由县到人民公社（城镇）这样层层布置下来。在每一级，下级计划委员会可能要同上级计划委员会进行讨论。指标是非常具体和详细的。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在达到这些指标方面、特别是在扩展水利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一直是成功的。在这里我要插一句：在南方的广东省有许多人民公社能够每年收三次作物，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公社每年收获稻米或其他粮食作物两次。（未完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5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jpg 飞机撒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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