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憨妻的都市日记》在央视8套黄金时段播出以来，陶红和她饰演的主人公金多宝迅速地火起来了。这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人民是一切文艺作品唯一的评判者。这也让我们深思，让我们总结，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会受到群众的欢迎？文艺是民族的细胞，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不希望在文艺的天空，有浮云蔽日；不希望在文艺的领域，有劣币驱逐良币。借一句流行词，文艺作品去哪儿，才不辜负时代的期望？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书摊上摆满了宝贝系列、贪官系列、美女系列、奶酪系列。我们的影视剧，充满了肥皂剧、室内剧以及各类神剧。不少文艺作品，散发着消费的气息，消费酷，消费靓，消费闲适，消费富裕，消费生猛的凶杀，消费畸形的爱恋，一个个时髦的消费浪潮，朝生暮死，昙花一现。一句话，商业成为时代精神的替代品，利益成为文艺作品的新雇主。这当然不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主流，但这种现象的确不容忽视。因此，必须响鼓重槌地追问文艺作品去哪儿，才能让文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金多宝是山东小城寿光的一位普通家庭主妇。她和丈夫的关系日益紧张，婚姻亮起了红灯。金多宝第一次到北京旅游，丢失了火车票和身份证，被迫独自留在北京。为了在北京生存，她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不料，所照顾的大学教师周斯韦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行为古怪。金多宝要用自己的土方法治好他的抑郁症，而周斯韦却处处与她作对，想方设法使她无功而返。朝夕相处中，金多宝乐观、积极的心态感染了周斯韦，使他走出了婚姻失败和事业受挫的阴影，而金多宝也在他的帮助下，迈出了当代女性独立自强的脚步。在北京的这段经历使金多宝对自己的生活有了重新认识，她选择了回到平淡而真实的生活中，夫妻两人重归于好。

　　《憨妻的都市日记》无疑是我们时代文艺的突围之作、标杆之作。对文艺作品去哪儿，也有强大的启示作用。

  　文艺首先应该关注社会现实，为时代放歌，为历史立传。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本质论、创作论以及发展论和批评论。文艺是社会劳动实践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鲁迅两兄弟的创作可以作为殷鉴。鲁迅始终追踪时代，表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在铁屋子的呐喊，表现旧中国乡土的悲哀，农民的挣扎，而其弟周作人的作品则都是写的饮茶下棋，一派闲适气象，且不论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周作人成为了汉奸，他们兄弟为文的境界高下也可见一斑。这说明，文学史是垂青表现时代灯火的作品的。这种垂青，不会发生历史性的位移。《憨妻的都市日记》激情充沛地关注时代，爱憎分明地强化体验，通过一个乡村妇女在城市的经历，表现了我们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这确实如文化学者所论的，文艺固然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但它确实是历史和现实境遇的伟大记录仪，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了史诗般的真实记录。

　　文艺的形式和内容，应该兼美。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文艺工作者表现了对文本形式的狂热，在文本上进行了渐行渐远的探索。比如先锋实验小说，对小说形式的实现方式，作了最大程度的开掘，但确实是曲高和寡，因为大众对文本实验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又如某大牌导演，前期电影，讲述中国故事，开掘民族心理，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后期电影，一味向好莱坞看齐，视听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而内容显得苍白无力，被人称为是搞装修的。《憨妻的都市日记》既注重形式上的创新，比如在电影中植入卡通人自白，在内容上，又显得血肉丰满，因而受到了观众的喝彩。

  　文艺作品应该尽可能风趣幽默，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风趣幽默，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禀赋。萧伯纳、马克·吐温的作品以风趣幽默饮誉世界，钱钟书的《围城》，老舍的《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猫城记》等，也把中国式的幽默发挥到极致。可以说，幽默感是一种喜剧精神，一种性灵和睿智。《憨妻的都市日记》是近些年来，把中国人的幽默智慧发挥得较好的作品，观众在忍俊不禁中得到人生的体悟，生活的启示，处世的智慧。

　　文艺作品去哪儿，是一个方向性问题。这不是悬念性的问题，说明白了，就是文艺作品要回归到“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上来。让我们的文艺作品不再是刻画杯水波澜的私人空间，不再是像任意揉搓面团一样随意戏说历史，不再成为欲望发泄的道具，消解意义的磨盘，输送利益的电流。让我们的文艺作品，在我们时代的天平上，称起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