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多汉奸——兼与林治波同志商榷

为什么中国多汉奸

　　——兼与林治波同志商榷

　　 吴铭 (2014.9.19)

　　林治波同志撰文谈到中国汉奸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重点讲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多汉奸的根源。我想，林治波同志是借古讽今，是指中国当前为什么那么多汉奸，分布在经济、政府、教育、媒体等重要领域和重要位置。

　　我觉得，汉奸也分故意和不得已两种。“春秋责备贤人”，我们所讨论的汉奸应该重点指那些所谓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一点的汉奸。诸如《民兵葛二蛋》的那个伪军老兵油子，还有老革命作家马烽的《扑不灭的火焰》中的那个反正的伪军士兵，还有当前在外企打工的数量众多的中国人，这样的汉奸占绝大多数，属于生活所迫和思想糊涂，有不得已的成——不宜求全。这种小汉奸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这种人只要加以启发教育，很快就能觉悟。本文重点讨论抗日战争的汪精卫和当前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贺卫方、吴敬琏等这类的汉奸。另外，溥仪经过人民的教育改造，已经从大汉奸转变为普通劳动者，成为人民的一员，不宜再加指责。

　　我想，林治波同志谈论的也是这类汉奸，而不是普通的伪军士兵。

　　我想，应该从阶级性而不是从民族性上找根源。

　　林治波同志认为，“民族性格的文弱和奴性”是导致汉奸现象的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对。世界上的所谓民族性格，并无根本的差别，将汉奸现象归咎于民族性，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中华民族在亚洲大地上繁衍生息数千年，分分合合，现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古代多种族、多人群血缘混合文化混合的结果，既有游牧民族的成分，也有农业民族的成分，既有慓悍勇猛的一面，也有温和安详的一面。我坚决反对把中华民族称作“农业民族”“吃草民族”这种胡说，中华民族应该是农牧民族。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英雄辈出，高潮迭起，文明灿烂，怎么能说这样的民族“文弱和奴性”?如果这个民族真的文弱和奴性，哪里还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娇?尤其是哪里会有毛主席那一代伟大英勇的共产党人?爱好和平，不代表就是文弱和奴性，相反，真正奴性的人最不爱好和平，日本资产阶级已经作稳了美国的奴才，但却正在恢复侵略性;吴建民是典型的汉奸，坚决反对中国进行军事准备，你能说他爱好和平?

　　毛主席最爱好和平，但他和他麾下的革命战士群众英勇无比、所向无敌，难道同一个中华民族、同样的民族性格，既能产生汪精卫、厉以宁、茅于轼、贺卫方等这样的汉奸，也能产生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这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所以，从所谓民族性格角度分析认识汉奸产生的根源问题，是找错了方向。

　　应该说，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奴才文化、愚民政策，禁锢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所以，在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欺骗要挟压迫剥削下，才会有数百万人被迫低下高贵的头。这些普通下层百姓，只要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武装，马上就会脱胎换骨、翻然悔悟，重新作人。

　　那些甘心充当汉奸的上层人士则不然。他们要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和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要么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或卫道士。从思想上讲，他们并非没有民族意识，为了这个民族意识，他们中很多人会有民族大义，出于这个民族大义他们会放弃或部分放弃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在人民大众的正义的革命立场上来。但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民族大义和阶级利益上，由于其阶级的反动性，采取了有奶便是娘的态度，只要日本侵略者让他们保留其阶级地位，允许他们继续压迫剥削劳苦大众，他们就忘记了民族大义，昧了良心。阶级立场的反动性，将他们很轻易地捡到了汉奸的一边。

　　林治波同志认为汉奸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这同样似是而非的理由，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没有深入本质。要说抗日战争期间，汉奸多的原因是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那么，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打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所向无敌，以贫弱的国力，连战连捷，打遍天下无敌人。但是，仅仅数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马上就汉奸遍地。这又如何解释?难道毛主席所打的那些胜仗不能产生“民族胜利主义”吗?怎么会影响出一代大大小小的汉奸来呢?难道毛主席所打的那些胜仗不足以洗雪所谓“民族失败主义”?要知道，当前的汉奸买办官僚资本势力，对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第三世界、迫使尼克松访华等伟大胜利，是要么回避，要么歪曲诬蔑抹黑，实在歪曲不了、诬蔑不了、抹黑不了，则采取阴阳怪气的描述手法，采取淡化、边缘化的作法，以削除这些伟大胜利的影响。这是民族性格所致吗?不，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所致。从民族性格等民族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个汉奸发生学的问题，实质上是从资产阶级伪人性论的角度认识问题，是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结论的。

　　林治波认为“内部矛盾造成离心倾向”也是汉奸产生的原因，这同样似是而非，立不住。要说内部矛盾，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应该说是仇恨——可谓不共戴天，已经远不是矛盾所能概括的了，这个仇恨远远大于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所有派系之间的矛盾，尤其要远大于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那点小矛盾。为什么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共产党，在民族危急的关头，能够担起民族大义，“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助蒋抗日”，为了抗日可谓操碎了心，直到取代国民党，成为抗日的主力。倒是蒋介石的“同志”、孙中山先生的得意传人汪精卫在民族危急的关头，死心踏地地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当上儿皇帝。汪蒋之间的矛盾，相比于国共仇恨，简直微不足道。为什么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仇恨的共产党坚决肩起民族大义，而与蒋介石集团关系亲密的汪精卫集团却作也汉奸?如何解释?“内部矛盾造成离心倾向”，林治波同志给出的这个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同样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角度认识问题，忽略了阶级性根源。

　　顺便说一下，也有人从所谓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汉奸产生的根源(摩罗?)。这同样说不清。因为本质上讲，传统文化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并无本质区别，都属于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曾对“著名学者”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承认什么民族劣根性和民族优越性，什么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之类的唯心主义的说法。

　　中国抗战时期和当前的改革开放时期，汉奸败类多的原因，只能从阶级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决不可以从民族性角度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多，是因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糟粕愚弄人民，限制人民的反抗，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片面抗战”都出于此。改革开放时期，多产汉奸，那时因为清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表面上三七开，实质上是全盘否定，全部抹黑、歪曲和诬蔑，走的是资本主义邪路，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的道德文化观念，完全否定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否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是资产阶级这个反动的腐朽的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倒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汉奸就多了起来。

　　所谓先进文化，首先要看文化的阶级性，绝对不是指什么民族性、传统性的文化，有人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说法不对，应该说，只有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革命文化，才是世界的，才是最先进的，才是最有感召力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反动文化，必然是产生汉奸的文化。

　　说传统文化而不提文化的阶级性，就把传统的精华和糟粕混在一起了，实质上指的是封建主义糟粕，正是基于此，我才批判于丹——她实质上已经充当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走狗、文化打手，不管她承认不承认。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必然是被压迫阶级的文化，必然哺育毛主席这一代共产党人，而糟粕必然是奴隶主阶级的、地主阶级的文化，必然产生汪精卫、厉以宁、茅于轼、贺卫方这样的败类。

　　有人说，毛主席、鲁迅等对传统文化批得最狠、也受益最大。这完全是一种糊涂虫的说法，似乎指毛主席、鲁迅否定了传统文化。他们不知道，毛主席、鲁迅等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是在扬弃传统文化，不用最严厉的办法批判，哪里谈得上继承和发扬?正因为最严厉地批判，所以才能最好地继承。倒是于丹这样的文化走狗，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她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当然，也不会有一丝继承发扬，她们发扬的是且仅是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

　　当然，摩罗同志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中华当代的文化代表，这是正确的。仍然要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中国当前霸占政府、经济、教育、媒体的汉奸买办官僚资本势力所弘扬的“传统文化”，却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是剥削阶级的文化。所以，培养出来的当然是未来的汉奸，同时又为当前的大小汉奸打了掩护。忽视阶级性，也就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能力。

　　中央电视台大搞“汉字听写大赛”，这种活动就是在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那些偏僻奇怪的字，没有多少用处，不记也罢，记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专业人士认识就可以了。无非是误导中国人民、欺骗中国人民而已。

　　我们当然珍惜汉字，但是，我们也不允许有人拿这些偏僻的字刁难人。

　　至于林治波同志把“一些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操守”当作汉奸产生的原因，这个还说得过去，无非是指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不难理解，抗日战争期间和今天，汉奸多的根源是相同的，都是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推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让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奴才思维禁锢了劳苦大众的思想，禁锢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性，决定了这个阶级的文化必然产生汉奸。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在当前，都是相同的。

　　消除汉奸，不能从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上找根源。除根之法在于，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清除当前的汉奸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让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取代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文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人民的，则汉奸现象就可以根除。你们看，毛主席时代有汉奸吗?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身处敌后，斗争极其残酷，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中，有汉奸吗?没有。

　　林治波同志或许寄希望于民族主义清除汉奸现象，但我认为，民族主义不具备这个功能。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