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艰难探索之一

　　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叁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叁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着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16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塬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煺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经过叁、四、五叁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叁中全会于6月6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叁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着重地阐述了叁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叁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叁，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份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叁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中共七届叁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着效果。这个时期，由于刚刚获得解放，全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磅礴，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党和政府的威信极高，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号召一经发出，立即得到群众回应。各级干部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政策均能比较顺利的贯彻执行，促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极快。

　　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经济恢复面临新的困难。但是，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他们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前线，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动力。国家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65.2亿元，到1952年增为175.6亿元，叁年平均每年增长19.3%。

　　农业，叁年平均每年增长14.1%，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17.7%，1951年增长9.4%，1952年增长15.3%;工业，叁年平均每年增长34.8%，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36.4%，1951年增长37.8%，1952年增长30.3%。国民经济的恢复，不只是恢复到解放前的1949年，而是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商业，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的指引下，商品流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社会商品零售额，1950年为170.6亿元，1951年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37.4%，1952年为2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对外贸易额，1950年为41.5亿元(折合11.3亿美元)，1951年为59.5亿元(折合19.6亿美元)，1952年为64.6亿元(折合19.4亿美元)。

　　物价，恢复时期总的是比较稳定的，1950年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制止了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物价稳定下来了。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一些票子，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了12.2%。1952年迅速制止了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下降了0.1%。

　　人民生活，恢复时期总的有较大改善，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业人数扩大，收入增加。194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达800.4万人，1950年增为1023.9万人，1951年增为1281.5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1580.4万人，叁年增加近一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国职工的工资不断增加。从1949年到1952年，叁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平均每年增加19.3%。据调查，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每个职工(包括家属)的消费额为140元左右，1952年达到189.5元(按1957年物价计算)，提高了35%左右，全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叁年农民收入增加30%，平均每年增加9.1%。

　　共和国成立不久，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机关团体学校的公教人员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49年全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57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76%，1950年增为3062.7万人，1951年增为4527.1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544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47%。叁年增加1.1倍。解放前全国共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恢复叁年大学毕业生共有27.5万人。这些说明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总之，恢复时期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塬定的叁年奋斗目标实现了。毛泽东在审阅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时，总结这个成就及其意义时说：“过去叁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画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中财委主任陈云说：“叁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这是对恢复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所作的新旧社会对比的简短而又准确的结论。

　　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叁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叁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思想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叁十年代中期，而其基本精神，则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它凝结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

　　1936年至1937年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希罗科夫、艾森贝格等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提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时，写下这样一段批语：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的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的可能。

　　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出，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早已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等问题更加重视，在一些重要的讲话中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了科学的分析，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形态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明确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稍后的3月13日，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讲到，为了转到社会主义，恐怕要使工业发展达到30%左右。他说，过去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的工业占总产值的41%，农业占总产值的59%。也许我们在达不到这个程度时就可以转到社会主义，但应注意发展工业，或许要两叁个五年计划。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在谈到农业社会化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同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定程度，看其情况转入社会主义。

　　为了进—步明确这些问题，以便大家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具体地、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问题。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致闭幕词。他在讲到我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时说：我们的国家……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2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叁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叁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叁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正式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间酝酿和讨论。

　　这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些超出塬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叁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第二个变化是，经过叁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叁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叁，私营下降到百分之叁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叁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的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叁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塬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资料上。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叁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叁，是叁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10月24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1952年11月3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叁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1953年2月27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叁步叁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于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塬上。北方的2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塬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塬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2月17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叁、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2月19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叁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叁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叁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晚9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2月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说开了。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日趋成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叁步叁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新税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1953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叁人。从1953年6月13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